1988年是美洲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的120周年诞辰。

他少年漂泊异乡，在美国生活了将近70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备尝艰辛、历尽坎坷。他热爱祖国，慷慨侠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是侨界中受人景仰的人物之一。

一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清同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破产农民家庭里。

他幼年丧父，依赖寡母抚养。只读了4年的私塾就辍学到新会县城的一家小作坊当了学徒，这时他年方10岁。为了寻求一条活路， 1882年，14岁的司徒美堂，靠母亲告贷来的50多元龙洋船费，到美国去闯“金山”。

19世纪的80年代，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在美国，一股排华的逆流正在形成，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在祖国和在异邦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对司徒美堂产生影响。初到美国，在旧金山码头登岸时他就被流氓用马粪扔了一身并遭到谩骂侮辱，此事使司徒美堂终身不忘。起初他在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月薪只有12元。在那个排华的时代，华侨经常遭到美国暴徒的袭扰。到中国人开的饭馆吃“霸王饭”，稍有不顺就动手打人、砸抢店堂，是这帮暴徒流氓常干的勾当。司徒美堂为人侠义，路见不平，好拔刀相助，且幼时习武，身手不凡。20岁那年，正碰上一个美国流氓寻衅滋事，司徒美堂盛怒之下把这家伙打死了。为这事他吃了官司，并被判了死刑，经友人大力营救，才幸免于死。出狱后他失了业。为糊口，他当过管家，代人看孩子。1894年到美国军舰上当厨师，随舰到过南北美洲、欧洲。这段经历使他增长了见闻，开阔了视野。后来他到波士顿当了沿街叫卖的小贩。

排华、种族歧视，使司徒美堂对美国的“文明”十分反感。晚年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虽然在美国住了60多年，可是并不怎样爱美国。”他说，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司徒美堂的这番话看来确是肺腑之言。

司徒美堂身居他乡，但爱恋中国，无时无刻不关心危机日益深重的祖国的命运。他在阅读了《扬州十日》等书后，更是痛恨腐朽的清朝。17岁那年，他毅然加入洪门“致公堂”，在华侨社会中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司徒美堂一生的经历和洪门是联结着的。1894年，他在致公堂内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并逐渐壮大势力。1905年，他先后担任安良堂的总理达40余年之久。因为司徒美堂排行第五，所以洪门人士都尊称他为“五叔”。安良堂在美国华侨中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它在司徒美堂等的领导下，在举办华侨互助互济事业、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司徒美堂自己也在积极参与安良堂的活动中，从一名厨工逐渐成长为爱国华侨领袖。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这场革命得到海外华侨有力的支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这样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司徒美堂是海外华侨中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最积极支持者之一。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组织宣传革命，洪门致公堂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到了孙中山，并且担任了孙中山的警卫兼厨师，二人相处了近五个月。孙中山向华侨宣传革命，要求洪门兄弟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整顿组织，使洪门组织带上反清的革命色彩。他日间随孙中山去各处活动，随时聆听孙中山的教诲，夜晚则伏案苦读，提高自己。与孙中山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耳聆面命，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初步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表示要从财力、人力上支持革命运动。1909年11月，孙中山再次到纽约，就住在司徒美堂家里。黄花岗起义时，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一笔巨款。司徒美堂得知后，就与洪门兄弟商议，打算发动认捐，集腋成裘，陆续汇回。但在短期内无法筹足，司徒美堂就建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处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这个意见为大家采纳，典押款很快就汇回国内去了。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国外，孙中山急于回国，但他囊空如洗，也是由司徒美堂等提供旅费后才成行的。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发动致公堂的成员先后通电300多封，拥护孙中山当总统。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组织能力早就十分赞赏，加上他积极支持革命，因此孙中山曾电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但他以“洪门宗旨，功成身退”为由，婉谢了重任。他留在海外，继续支持革命，曾发动华侨社团捐助了200万美元作为政府费用。

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不久为袁世凯窃取，这使司徒美堂感到十分地失望。1920年，他回了一次国。辛亥革命已过了9年，但中国仍然是满目疮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对这位远道归来的“金山伯”，军阀也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形同抢劫。这使司徒美堂愤惑不已。但是，司徒美堂对祖国的赤子之情则始终如一，祖国的存亡无时无刻不萦怀在他心头。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司徒美堂立即发动华侨捐款支持财政困难的广州革命政府，并以美国致公堂名义，发出了拥护国共合作的通电。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远在美洲的司徒美堂通电痛斥他们的反革命行径。

三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发动侵略。司徒美堂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对日投降政策。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消息传出，司徒美堂十分振奋，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将侨胞的捐款，悉数汇经南京政府转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结束后，司徒美堂回到上海，这时他才得知，美洲华侨捐给十九路军的抗日经费，十之八九都被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所侵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司徒美堂与旅美爱国进步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紧密接触，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为了神圣的抗战事业，他辞去其他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达5年之久。当时美洲华侨仅约20万人，经济实力也不及东南亚华侨雄厚，但仍以额捐、飞机捐、散捐、餐馆自由捐和公债券等形式汇回了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1941年，司徒美堂被聘为中国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他取道香港回国途中的一段经历，颇能表现出他高尚的民族气节。那年冬天，他抵达香港，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本侵略者威逼司徒美堂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并出任“维持会长”伪职，以巩固其统治“秩序”。司徒美堂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尔后，在洪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不顾年迈脚跛，决定化装冒险离港。他拄着拐杖，步行300余里进入东江游击区，经粤北、广西辗转转往重庆。

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对他极尽拉拢之能事。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蒋以“国府委员”头衔相诱，企图引诱他参加国民党，但为司徒美堂坚决拒绝，并表示他是为爱国而不是为做官而来的，他说：“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司徒美堂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开茶会欢迎他。他在会上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并揭露反动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

1942年，司徒美堂回到美国。随后，他到南美洲各国，向华侨宣传祖国的抗战，同时也结识了各地的洪门人士。

1945年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领导人准备组织华侨政党，争取在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是年3月21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大会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这个党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当时洪门的《五洲公报》等报纸联合发表了《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政府”。上述的事情反映了像司徒美堂这样的千千万万爱国华侨企盼祖国繁荣强盛的愿望，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仍然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同年4月，他被聘为联合国筹备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四

经历了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海外华侨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司徒美堂，虽然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极为不满，但对蒋介石则抱有幻想，希望中国能从此迈向富强之道。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国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这些离国多年的老华侨，一腔衷情，天真地认为美洲致公堂曾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出钱出力，有功于国家，今番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但是，事与愿违。四大家族在忙于“劫收”的同时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因此根本不把这批“金山伯”放在眼里。当年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伪“国大”丑剧也密锣紧鼓准备登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实力的蒋介石更是目中无人了。他只同意在伪“国大”给司徒美堂个人安排一个席位算是洪门政党的代表，外加3000美元的特别费。司徒美堂不就，蒋介石就派人去“劝驾”，恐吓他别“吃亏”。司徒美堂不听犹可，一听就勃然大怒，结果不欢而散。1946年11月，司徒美堂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数月居沪，目睹国内实际情况，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工厂倒闭，大部分经济事业为官僚资本把持。此种现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将使国家沦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个讲话的发表，表明抗战胜利时他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破灭了。彷徨、苦闷中的司徒美堂在1947年7月去了香港，今后的路怎么走，他茫然无策。在居港期间，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寡于言词。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响应。蛰居中的司徒美堂也从这号召中得到很大鼓舞。人民仍在受难，他不能无动于衷，而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是年8月12日，他打破了来港后年余的缄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国是主张”，表示“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即馨香祷祝之”。此时，他决定返回美国。返美前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连贯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即席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旦接到电召就回国参加新政协。10月8日，发表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声明》说：“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1948年10月底，司徒美堂回到离开了两年多的美国，这时他已年逾八旬。他不顾年迈，到美国西部各城市访问演讲，热情向广大华侨介绍祖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他的这些活动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是非，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49年8月，司徒美堂被推为出席新政协的美洲华侨代表。他冲破各种阻力，于9月初回到了北京。

五

司徒美堂在北京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的最后六年。

司徒美堂参加了人民政协，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来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仍然积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兹举数事。

1951年，他南下视察土改。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司徒美堂是十分拥护的。他认为“土改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土改，中国无出路，国家富强不了，中国革命不算彻底完成。但对土改中对“华侨地主”的处理，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华侨是破了产外逃海外的贫雇农，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了一点外汇，汇回祖国买田造屋以养老，这和封建地主的剥削所得是不同的。司徒美堂的意见，应该说，是中肯的。

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主张，认为只有立足于打，才有和平可谈。为了揭露美国的侵略面目，他口述旅美的生活回忆，经记录整理后在报上连载，后来还辑成单行本出版，产生很好的影响。

1952年，他提出搞一个华侨银行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沟通侨眷之间的联系，也可作为吸引侨资回国投资的媒介，对国家建设有好处。虽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想法没能成为现实，但它仍然反映了司徒美堂毕生为华侨、为国家的可贵精神。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爱国，这是司徒美堂先生长长的生命乐章中的主题，哪怕是在充满艰难险阻的恶劣条件下，他也坚持走爱国的道路。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爱国侨领。     

（摘自：巫乐华：《司徒美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