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这些题词是对陈嘉庚光辉一生（尤其是抗战期间）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华侨领袖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杰出贡献。其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领导华侨捐款捐物 支援祖国长期抗战

早在1923年，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大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任会长，向华侨募捐130余万元，救济山东受难同胞，极力表示伸张正义，反对强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履行国际公约，维护世界和平。并向在东北抗击日寇的马占山将军和1932年 “一?二八”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示慰问，使前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奋勇杀敌。

1937年“七?七事变”， 祖国掀起全面抗战。南洋华侨纷纷成立各种不同名义、以支援祖国抗战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新马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举当地侨领为负责人，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捐物，多寄侨汇，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支援祖国抗战。

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并要求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出面召集，以促其成。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的《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还妄想征服世界，指出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的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

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捐献：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等等。当时华侨捐献情形正如陈嘉庚后来回忆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二千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对南侨总会的领导，他索性住进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华侨华人活动中心），不分昼夜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再勉励各地分会同仁：“不因环境险阻而惊心，不以筹募艰难而绥气，领导华侨奋斗到底。”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助手得力，华侨拥护，捐款所得数额甚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万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的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作贡献。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千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5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万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1940年，陈嘉庚回国，还不辞劳苦亲自到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作贡献，至今仍使人们难以忘怀。

二、反对和谈主张抗战 挺身而出声讨逆贼

抗战期间，陈嘉庚不仅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华侨领袖陈嘉庚，政治敏锐，目光远大，爱国心强烈，处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特别是揭露汪精卫之流投降其国方面，干得更加出色。陈嘉庚爱国壮举必将流芳百世，汪精卫投降卖国定当遗臭万年。

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后任国民党副总裁。陈嘉庚早年侨居南洋时曾与其相识，私宜甚好。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一度曾拟聘其为校长，后因故未果。抗战后，特别是南京失守后，陈嘉庚风闻汪主张对日和谈，他起初不信，认为汪身为“党国要人”，怎会这样无耻。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外电报汪已公开发表和平谈话，才引起陈嘉庚警觉，认为这是坚持抗战的最大危险。遂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直接电汪，询外电所传是否属实，并说明日本占我大片领土，对日和平绝不可能。次日汪复电，大意是两国战争终需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所以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为此陈嘉庚再去二电，大意说我武力虽弱，但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侨汇外汇源源增加，敌人决不能亡我，英、美、苏也决不会坐视。若与日寇言和，国内各省必起来反对，由此造成分裂，甚过自杀。再次劝汪放弃和谈主张，与全国同胞一道抗战到底。但汪来电仍坚持其和谈立场，不思悔改。至此陈嘉庚认为汪已不可救药，便一面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一面将他与汪来往电文交南洋及重庆各报刊登，过后南洋报纸照登，重庆却无动静。当时(1938年10月下旬）重庆参政会将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十一字提案，经大会多数通过生效，此举给妥协投降派当头一棒，震动海内外。著名作家邹韬奋，称这十一字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可是身为“委员长”兼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却公然违背民意，对汪纵容包庇未予追究严惩。同年12月汪潜逃出境叛国投敌，激起国人及华侨公愤。陈嘉庚再电蒋，提出汪精卫既是孙中山先生叛徒，也是中华民族国贼，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以定人心。”后来陈嘉庚看到国民党当局只开除汪精卫党籍，而未通缉归案和绳之以法，非常气愤，遂再电蒋：“今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今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此电实质上是严词质问蒋介石：纵容包庇国贼者，又该当何罪？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仍恬不知耻，暗中指使其党羽到南洋以妖言惑众，妄图破坏抗战大业。为了使海外侨胞进一步擦亮眼睛，善辨忠奸，加强团结，以利抗战。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精卫卖国罪行，号召广大侨胞辨奸讨逆，继续捐资救难，输财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活动决不停止。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讨逆活动一浪高一浪。新马华侨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加讨逆人数达170万人次。仰光侨胞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经费；欧美华侨与南洋华侨并肩战斗，讨汪活动遍及各大侨居城市，舆论界也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誓与汪贼不共戴天”。

陈嘉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私谊，不怕得罪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向汪精卫之流开炮，并给予穷追猛打，有力打击了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斗志，在政治上为祖国坚持抗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三、回国考察慰劳将士 敦促国共一致对外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海外侨胞对祖国和亲人异常挂念。陈嘉庚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一则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二则实地考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几十年，深知日寇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侵略中国，重要原因之一是祖国太穷太弱。何况国内长期内战，焉能对外？为此他想趁回国之机，实地了解国共纷争真相，敦促双方以大局为重，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同年3月26日，陈嘉庚组织好慰劳团起程后，偕同庄西言等人经仰光直飞重庆。在重庆机场欢迎茶会上，陈嘉庚激动地向重庆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讲话中他还把祖国比作华侨的父母，华侨援助祖国，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华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战胜日人。陈嘉庚一踏进国门，就向国人显示了海外赤子的一片忠诚。

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等机会，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的慰问之情，考察国内实施抗战的状况，劝说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不要分裂，不要让华侨失望。

例如在国民党要人白崇禧作东的招待会上，听说白将出面调解国共纠纷，陈嘉庚感到欣慰。说在南洋风闻国共摩擦严重，以为是汉奸造谣，到这里之后才知道情势确实危急。如不幸分裂，则无异自杀，心中忧虑无穷。今闻将军有排解之策，深望极力斡旋，若得化险为夷，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

又如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上，中共要人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在座。陈嘉庚在会上也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他说，今日国共两党名义上虽不一样，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心则一，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叶剑英对陈嘉庚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到国民党处亦作如此表示。接着陈嘉庚还询问了到延安的路线和交通，叶剑英一一作答。几天后毛泽东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在重庆考察一个多月，耳闻目睹，深感失望。更加强了他必须到延安去看个究竟的决心。随后他路经成都，蒋介石设宴款待。饭后与陈交谈。当问及陈到成都后欲往何处？陈答：“兰州、西安，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一听陈说要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种种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感到事态确实严重，但仍耐心解释说，余代表华侨回国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都要前往考察，以便回南洋后向华侨报告真实情况。蒋介石见劝阻无效，只好勉强说：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骗。

蒋介石耍尽两面手法，当面说去也可以，背后却设置障碍。陈嘉庚一路上好不容易冲破重重阻挠，于5月31日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五千多人的热情欢迎。在欢迎会上陈嘉庚首先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并说，我早就希望访问延安，今天实现这一愿望我感到很高兴。他还说，南洋广大侨胞出钱出力，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仅1939年华侨汇款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侵占我大片领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摩擦，汪精卫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边慰劳考察，边与各界人士交谈，还多次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促膝谈心。当谈及国共关系时，朱列举几项对方违约事实，如严重歧视八路军，擅自停发抗日军政费用及武器弹药等，讲的有据有理，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

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晤，是陈嘉庚此行重要目的之一。在与毛泽东会谈时，他们互相间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毛泽东说，陈先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共产党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我们现在的立场，从我们对蒋委员长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十多年，我们被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悬赏要我的首级。但我还是想请陈先生见到他的时候转告他，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他坚持抗日，我便拥护他的领导。交谈中，毛泽东还对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大批中国人在海外，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要好好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终于弄清了涉及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的两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二是国共两党摩擦真相何在？他认为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行政机构不负责任；抗战气氛淡薄，营私舞弊严重……总之，绝无一项令人稍感满意。到了延安，始知那里别有天地，人民安居乐业，上下打成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此外，陈嘉庚一路上，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来往途中，“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如在西安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唆使洛川少数人投递反共信函；宜君县（蒋管区）发生抢劫案却嫁祸共产党；陈立夫到西安寓所专讲共产党的“罪恶”；西安铁路局何主任设宴咒骂共产党。两党摩擦，其是非曲直，已有客观依据，事实胜于雄辩。

陈嘉庚从西北归来后，冒着已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的风险，仍风尘仆仆到南方各省区慰劳考察，继续为抗战呼号，为民众请命。并于同年12月底回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千里迢迢组团回国，历时10个多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大江南北，历尽千辛万苦，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不要分裂。同时又将回国见闻如实向华侨报告，鼓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此行收获甚丰，既明察了延安真相，又认清了蒋介石为人。胸中烦闷一扫而光，心情格外舒畅。他确信抗战有了指望，中国有了希望。陈嘉庚此行又为祖国持久抗战作了重大贡献。

四、身处险境以笔当枪 歌颂华侨爱国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继侵占我大片领土之后，又于1941年12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东南亚大举进犯。应新加坡总督及当地华侨请求，陈嘉庚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会长，领导新加坡华侨开展英勇的抗日斗争，时间虽短，成效明显。

1942年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义捐等项银行存款八百多万元，悉数汇回祖国，继续支持对日抗战。

由于英政府无意坚守，新加坡于二月中旬沦陷。在友人一再催促下，陈嘉庚于二月三日凌晨乘小船离开新加坡，就近避难于爪哇。不久爪哇群岛全部沦陷。在当地华侨及集美厦大校友掩护下，陈嘉庚历经数月转辗颠簸，于同年八月改名换姓隐居玛琅。住地几度转移，仍身陷重围。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过去只是慑于华侨势力及其崇高威望，难于下手。如今南洋均为日占，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到处风声鹤唳。

陈嘉庚处境确实危险。负责保护他的校友们虽千方百计细心照料，仍险象环生，难保万无一失。心里难免忧虑万分。而陈嘉庚却心胸坦然，若无其事。但他也理解校友们的心情，安慰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夭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作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我即以一死谢祖国，有什么了不得，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氰化钾”，就是专为防备“万一”的。

陈嘉庚避难爪哇期间，虽身处逆境，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生活简朴，健身操照常。不吸烟，不饮酒，不喝咖啡，每日粗茶淡饭。校友们挂念其年迈体弱，想给他加点营养，总被婉言谢绝。他说，现在是战时，物力艰难，何苦浪费，前方抗日战士，后方受难灾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何忍独享美食，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为好。陈嘉庚说的句句在理，校友们只好依他。

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贡献巨大。陈嘉庚早就想把这桩大事如实记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避难期间，漫长岁月，正是落笔时机。只可惜自己少年辍学，学历较浅，一无参考资料，二又无处查询，困难甚大。况且撰写回忆录，更是冒险。一旦暴露，大祸难免。但陈嘉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他困难更不在话下。他神不知鬼不觉，居然在敌人眼皮底下，从1943年3月动笔到1944年6月，硬是一字一句坚持不懈地将一部近四十万言的长篇巨著《南侨回忆录》拿下。

陈嘉庚在危难中坚持创作，目的是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他认为：这次国难是我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贡献如何？他们辛苦募捐，同仇敌忾，抵制敌货，严惩奸商，不惜牺牲，数年如一日。自己作为南侨总会主席，情况最清楚。因此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和回国考察见闻写出来，公诸于众，传之后世，免得为后人遗忘或误解。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对《南侨回忆录》作了若干补辑，并于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发行。经一版再版，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成为二战后一部难得的畅销书，并引起强烈反响。原任澳洲国立太平洋研究院院长、现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教授阅读该书后认为，没有比这部著作更丰富更有魅力的了。原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认为，陈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在帮助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在前些年，也高度赞扬这部著作。他说，尽管《南侨回忆录》是作于半个世纪前，尽管作者陈嘉庚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陈嘉庚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同样是不朽的，它不但有供研究这位文化教育伟人生平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学习和发扬陈嘉庚精神的现实意义。

《南侨回忆录》风格独特，气势磅礴，史料价值大，权威性高，是一部珍贵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教材。陈嘉庚身处危难，犹以笔当枪，歌颂华侨的爱国贡献，口诛笔伐日寇罪行，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又从精神财富方面对祖国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摘自：曾昭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四大杰出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