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暨南侨教事业的五邑华侨

温子坚

2021年4月22日

暨南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06年的南京暨南学堂，至今已有115年历史，被誉为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校名的“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在暨南大学的百年发展史上，涌现了许多致力于侨教事业的华侨人物。有几位结缘暨南侨教事业的广东五邑华侨，他们热心华侨教育，热爱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他们分别是宋森、司徒赞与何军。

宋森（1877—1952），字木林，号华献，广东鹤山人。1906年毕业于广州的两广师范学堂后开始从事教育，随后前往新加坡，在广肇人士创立的养正学校任教。1907年，南京暨南学堂初创不久。据养正学校的学生陆重山回忆，其时，宋森与新加坡道南学校的首任校长马迺堂（马徵祥，字迺堂）护送来自养正学校、道南学校、尊孔学校等数十名侨生赴南京暨南学堂学习。[1]

1907年，宋森接替同乡的陆敦骙，担任养正学校的第二任校长，在他任内，养正学校教务蒸蒸日上，同时也获得学生和家长们的爱戴。宋森的思想进步，他善于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曾在校内举办一场别出生面的国货展览会，“由祖国厂商所产出的工业品使学生以及同侨怀念着祖国” 。[2]在当时，这样的展览会实属创举，也轰动了华社。1916年，宋森出任吉隆坡尊孔学校、坤成女校的校长，继续教书育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洋的爱国华侨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新加坡的殖民者当局认为宋森是运动策划人之一，在扣押宋森一段时间后，驱逐了他回国。

回到家乡的宋森以启发民智为己任，继续从事教育事业。1922年，他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名为“平冈平民学校”，聘请进步青年担任教师。平冈学校也逐渐发展为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民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这期间，宋森还结识了共产党人叶季壮，进一步接触革命思想，并支持鹤山本地农民运动的开展。1927年12月，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为配合广州起义，中共五邑地委组织和领导五邑暴动。1927年12月13日，鹤山县苏维埃政府在宋氏大宗祠宣布成立，并颁布施政纲领，宋森被推举为主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之下，鹤山县苏维埃政府仅存三天便告夭折。宋森也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隐居乡间。

1929年，宋森恢复自由身份，继续不遗余力地在鹤山发展教育慈善事业，培养人才，救助困苦。抗战爆发后，宋森还安排方奕智、叶民新、温流等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宋森甘于清贫，热心教育，支持革命，他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获得海外侨胞及家乡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司徒赞（1900—1978），字子襄，广东开平人。1911年，幼年的司徒赞赴南洋投靠叔父，数年之后便回国就读中学。1918年，司徒赞得悉刚刚恢复的暨南学校新办师范科，因华侨学生有缺额，决定招收部分“有赴南洋为教师之志愿，且具有相当资格”的国内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暨南学校就读；1919年他作为师范科首届毕业生，由学校推荐到南洋任教。[3]从此，司徒赞开始了他多年的南洋侨教生涯。

司徒赞的教学生涯起步于爪哇的文池兰中华学校，在该校担任校长。在其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司徒赞先后在南洋的爪哇八帝贯中华学校、巨港华侨学校、苏门答腊的丹戎厄林爱群学校、巴达维亚广仁学校执教；在此期间，他还曾在巴达维亚的《工商日报》和《时报》担任过主编，在新加坡创办过《新侨周报》。在这段辗转南洋各地的岁月里，司徒赞可以说是增进了对南洋各地侨社的认识，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侨教经验。

1937年，抗战在祖国全面爆发，海外华侨闻讯，群情激愤。司徒赞与其夫人也投身到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运动中，积极宣传抗日，组织华侨捐资捐物支援祖国。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属东印度很快成为日军的攻占目标之一。1942年3月，日军攻占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荷印政府随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赞及其夫人因参与抗日活动，被日军逮捕，投入监狱，饱经折磨。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司徒赞及其夫人被释放，重获自由。司徒赞旋即投入到侨教工作中，为提高侨校办学的效率与质量，与其他华侨一起将巴达维亚的广仁学校、华侨公学和福建学校合办成华侨公立巴城中学，司徒赞出任第一任校长。司徒赞在巴城中学创办的过程中倾注大量心血，他为学校新校址的建设东奔西跑，亲自向侨胞募捐建校经费。在司徒赞及其他一众华侨的努力之下，巴城中学办学规模快速扩大，并成为印尼五、六十年代最有名的爱国华侨中学之一。自1946年至1966年的20年间，每年以200人计，先后约有4000 余名学生返国，他们绝大部分继续学习，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4]巴中可谓桃李遍天下，在国内外多地都有巴中的校友会组织。

1959年，司徒赞以华侨代表身份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当时适逢印尼政府煽起反华运动，司徒赞在北京发表谈话，批评印尼当局的做法。同年12月，回到印尼后，司徒赞被印尼当局拘捕，随后与夫人于1960年1月离开印尼。返回祖国定居途中，司徒赞依然心怀印尼广大华侨，在途径中国香港时，他谴责了印尼当局迫害华侨的恶劣做法。[5]

回国后，司徒赞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除了担任侨联常委等职务之外，他还回到侨教生涯的起点——暨南大学担任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司徒赞为促进暨大东南亚研究事业的发展，想方设法搜集研究资料，重视自办学术期刊的稿件质量。

1978年，司徒赞先生赴北京参加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由于旅途劳顿，病情加重，不幸在广州逝世。司徒赞的一生热爱祖国，服务华社，是杰出的侨教工作者。

何军（1921—2009），出生于墨西哥卡略市，祖籍广东恩平。何军父亲十多岁时迫于穷困，以“卖猪仔”的方式到墨西哥谋生。出生于墨西哥的何军，在父母的要求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接触英语、西班牙语等西方文化。中西结合的教育，造就了何军开阔的视野及兼容并蓄的胸怀。

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三省，海外华侨义愤填膺，掀起抗日浪潮，纷纷解囊捐献，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年幼的何军与其他华侨子弟沿街募捐抗日，宣传抵制日货，何军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1933年，何军返回家乡读书。成年后，何军拒绝家里让他到国外谋生的劝告，并让家人把他的“出生纸”送给别人，选择留在祖国升学。

1939年9月，在家乡恩平参加抗日活动的何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还担任恩平一区地下党的主要领导。1945年，日军投降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何军打进江门的《复兴报》报社，在报纸舆论方面开展反对国民党的隐蔽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何军由于办报方面有经验，被委派负责《新中报》的创办。1958年，何军调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于1976年出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暨南大学于1976年在广州重新复办。1984年，久经考验的何军被委任为暨南大学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时任暨大校长是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暨南大学的办学历史可谓曲折，曾“三起三落”，“五度播迁”。办学过程的断断续续，对知名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时逢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梁、何两位校长决定：一方面要主动“走出去”，赴港澳乃至海外高校交流考察，签署联合办学等协议；另一方面是“请进来”，邀请外国、港澳专家和学者来校任教、讲学。[6]何军也曾亲自带队到东南亚、日本及中国港澳，拜会知名的爱国华侨及原学校董事会董事，还恢复和新建一批海外的校友会，充分依靠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来办学。另外，何军还邀请港澳的新闻界来校，包括港英当局的传媒等报社。出国访问的时候，接受传媒采访，通过当地的报刊宣传暨南大学。泰国的报纸还曾以大标题“暨大在招手”进行了报道，扩大了学校在海外的影响。

何军还曾专程到港，与驻港机构和当地各大企业共商毕业生的地位与待遇。同时暨大承认港英当局的考试制度，参照他们招生的模式，录取标准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同，绝不降格以求，保证了招生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港澳社会和侨情的需要，增设了计算机专业、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等多个专业，提倡中英双语教学并着手筹办中医专业等。两三年间，暨大淘汰了400多门旧课程，新开了200多门新课，为港澳和海外培养了很多专才。[7]何军可以说是为暨南大学的发展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在暨大百年校庆之时，他被授予了终身贡献奖。

在何军与一众暨大人的努力之下，暨南大学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学校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阶段。时至今日，暨大为海外、港澳地区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杰出校友层出不穷。暨南大学在海内外声誉日隆。

（作者系广东省江门市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助理馆员）

[1]《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新加坡：养正学校，1956年，第44页。

[2] 同上，第47页。

[3] 周孝中：《暨南逸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4]《巴城中学史略》，印尼《国际日报》2019年11月2日，A4版。

[5]《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司徒赞被迫离境返国路过香港时发表书面谈话谴斥排华行为》，《人民日报》1960年1月19日，第四版。

[6]马兴中：《热心侨教的两位校领导——梁灵光、何军同志主持校政事略》，载钟业坤主编：《暨南人》第一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7]《归侨何军:爱国才是我一生的事业 至死不渝》，200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