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知党恩

臧杰斌

2021年1月3日上午，父亲臧福宽去世。这一次，不是报病危，而是真的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他这一走，全家人悲痛欲绝，尤其是与父亲厮守60年的母亲日夜以泪洗面。她几乎每天都对我回忆起父亲的许多年前的往事，并嘱咐我一定要写篇文章，以示纪念，但我一直苦于理不出个头绪。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其亲笔所写的简历，便恍然大悟：原来父亲的一生是沐党恩、报党恩的一生。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写下这篇文字，一来，可寄托对父亲的深深哀思；二来，也是更重要的，可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证明党的无比伟大。

遭受苦难、颠沛流离的童年时光（1940-1949）

1940年2月，父亲生于苏北盐城大丰的一个叫作沈灶的偏僻小镇。此镇建于清乾隆年间，在张謇“破灶开垦”之前，当地经济民生一直以产盐为主。盐民劳作辛苦，但为人豪爽，行侠仗义，其中以离沈灶不远的元末白驹场人张士诚兄弟为代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也是大丰人，书中所写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故事，许多是从民间听来的真人真事。民风淳朴可爱，但由于交通不便，加上产业单一，因而市井不太繁华，百姓生活普遍困难。父亲出生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当地普通人家并无两样。祖父臧庆国，一名帮人烧饭的厨子，属旧社会里的暂时雇佣劳动者，收入有限且不稳定；祖母王巧云，家庭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由于家境不富裕，加上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父亲的哥哥在出生不久便去世。父亲本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几乎看不到什么盼头。

老百姓度日艰难，而当时的国家也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多灾多难。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包括苏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大片国土，陷落于日本军国主义手中，饱受战火摧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活动在苏、浙、皖、豫、鄂5省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一方面坚决抗战，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袭扰和打压。1941年1月，就在父亲不满1岁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最高峰。党顾全大局，并未因此放弃国共合作，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民族共同浴血奋战，最终于1945年取得抗战胜利。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罔顾全国人民和平建立新中国的呼声，挑起全面内战，悍然发动了对包括苏北泰州、盐城等地在内的解放区的战争。1947年，年仅7岁的父亲为躲避战火，被迫随祖父逃难到邻县东台。祖父在一家棉花行给老板烧饭，赚几个小钱。父亲为其打杂，做零工，曾一度患疟疾，浑身一会儿冷、一会热，但看不起病，只能一人躺在棉花仓里等死。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奇迹发生，竟然自愈。

珍惜机遇、求学上进的青少年时代（1949-1965）

1949年2月，因战争等缘故，东台棉花行破产，祖父失业，后经好心人介绍，到泰州木材行当伙计，干老本行，给资本家做饭。年少的父亲继续给他打下手。当时，解放军刚刚解放泰州。此前的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全城人民的欢呼声中，苏皖边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正式进驻古城泰州。中午，市军管会、市政府、市委工作队抵达。由于共产党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清理国民党残余势力有力，治理有方，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逐渐步入正常轨道。正由于有这样稳定的社会环境，父亲才有机会读书识字。1949年2月至1956年5月，父亲先后在泰州演化桥小学、清化桥小学学习。此时，祖母也辗转来到泰州，一家人终于团圆。

1956年，小学毕业后，在是否继续读初中问题上，父亲和祖父因学费问题产生了冲突。那一年，父亲小学毕业后和祖父祖母一同回到故乡大丰沈灶。当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有几件破衣服、几个吃饭的碗和一座寒灶。祖父当着祖母的面，对父亲讲：“你也看到了家里很困难，已好不容易供你念完了小学，现在实在没有钱再供你念初中，你就死了心，正式跟我学徒准备当厨师吧。”听了祖父的话，父亲非常绝望。这几年在小学里，他非常珍惜战乱平息后难得的学习时光，读书非常刻苦，成绩很好。他喜欢念书，也特别希望继续念下去。但俗话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没有钱，交不了学费，读初中的念头也只能打消。拮据的家境、微薄的收入和美好的愿望、远大的志向之间的矛盾，让积极上进的父亲一下子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夜深人静时，16岁的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对苍天发问：难道说时代进入了新社会，我的命运就不能有转机吗？

民间有言：好人终有好报。有一天早上，刚刚上任中共沈灶区委书记的冯育新，恰巧到区政府食堂吃早饭，当听到刚转到区食堂当厨师的祖父无意间说起儿子因贫而交不起学费的事情时，马上就走到祖父面前，满脸关切地讲：“听说你的儿子很有出息，特别想继续读书，这是好事，应该支持。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允许有出息的孩子圆不了上学的梦。这样吧，臧师傅，你儿子的事情区政府可以特事特办，我批一下，区政府每学期补助你家15块钱，专门用于供孩子上学。”祖父听罢，喜出望外，对冯书记再三表示感谢。冯书记却笑笑说：“不要感谢我，想要感谢的话，就感谢共产党。”在现在人眼里，15块钱是区区小钱，不足挂齿，可是在当年，这15块钱确确实实是一笔大钱，普通人家根本拿不出来。

就这样，父亲由于考试成绩优异，特别是因为有了经费保障，交得起学费，就于1956年8月顺利进入泰州市第一初级中学（也是泰州市初级财会学校）学习。对这件事，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和我讲，先后可能讲过十多次。他反复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解放泰州，解放苏北，老百姓就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也会继续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冯书记的关心，我就会辍学，念不了初中，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鸡窝里哪能飞出金凤凰？”

1958年，按照学校统一安排，父亲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在100米短跑项目中取得好成绩，却因参加此次运动会耽误了高中考试时间。在这人生十字路口，党又一次给了父亲一次机会。江苏省像父亲这种情况的，还有不少学生。为了给这一批想继续深造的初中生一条出路，江苏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了大家3所学校供选择，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入读：南京医学院预科班，南京体育学院初中小学体育老师班，扬州市初级中医学校。经反复权衡，并征求了多病的祖母的意见，父亲毅然选择了南京医学院预科班。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在1960年8月，正式考取南京医学院无线电电子学班医学专业。后来，国家因经济困难，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父亲所在的南京医学院各系的专业根据国家的方针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合并，他原来所学的专业取消，合并到医疗系。经过5年的学习，于1965年8月毕业，分配到盐城结核病防治院工作。

关于大学期间的经历，父亲只给我讲过一件事，那就是交通不发达带来的行路难问题。每年寒暑假结束后，如何返校？他和同在南京上大学的亲戚夏锦云（在南京师院读书）每次都是起大早，在天刚亮时便从沈灶出发。一人用肩扛一个小扁担，将行李套在上面，徒步行走50多里，下午到东台，然后由东台坐小轮船到泰州高港，再坐大轮船到镇江，最后由镇江坐火车到南京。前后要花上两天时间，徒步加轮船加火车，白天加夜晚，非常辛苦。想想现在，走高速公路，由大丰至南京只需3个半小时，乘高铁到上海也不到一个半小时，方便快捷多了。

奉献爱心、全面发展的从医岁月（1965-2001）

大学毕业后，父亲正式进入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他的工作经历，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965至1978年，在盐城市工作，先后就职于盐城结核病防治院和盐城专区医院外科普外科；1978至2001年，在大丰县工作，就职于县人民医院。

在盐城工作期间，有3件事值得记录一下：

第一件，跟随原国民党军医钟志诚学习并掌握高超的医术，积累过硬的临床和外科手术经验。由于党的统战政策好，钟志诚得以在共产党领导的盐城专区医院工作。父亲在大学期间打下了比较系统的医学理论功底，但是由于缺乏实践锻炼，接触的实际病例较少，刚入职时临床经验极度匮乏，动手能力较差。拜钟志诚为师，父亲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掌握了很多独到的外科手术的窍门，让父亲终身受益。由于师傅的精心指点，加上父亲的刻苦钻研，他很快度过磨合期，可以独立进行手术，成功实施无数例食道癌、胃癌的手术。父亲的好友苗友林回忆说：在盐城工作时，手术台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是经常的事，很辛苦。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填补了多项外科手术空白。

第二件，1976年8月，唐山发生大地震，父亲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被抽调参加江苏省医疗队，赴天津、塘沽等地承担伤员救治和运输任务。8月3日，他们到达唐山时，还有6级左右的余震，到处都是尸体，戴几层口罩都挡不住异味。父亲夜以继日，连续奋战三四天没有合眼，成功地为许多伤病员实施了救治，得到了医疗队领导高度肯定。

第三件，小小银针显奇效。我当时生活在沈灶乡下，父亲远在盐城市里工作，平常难得回老家。他逢年过节回乡探亲时，当地许多患病的村民便会慕名前来寻诊问医。记得是1975年的某个夏天，父亲从市医院回沈灶，有一个农民带着患癫痫疯的十一二岁的女儿来看病。女孩儿看上去长得周正，神态还比较正常，但不知何故，见面不到两三分钟，就突然发病倒地，嘴歪脸斜口吐白沫，把周围的人吓一跳。患者的父亲说这样的状况经常发作，到乡里的卫生院瞧过几次大夫，也不见好转，听说臧医生医术高明，想来试试运气。简单问了问以往病史，又望闻问切一番，父亲便在她头上扎了几针。过了一会儿，女孩居然从地上爬起来，嘴也不歪，脸也不斜了，你问她刚才怎么了，她一无所知。一根小小银针，其效果竟然如此神奇。患者的父亲特别感激，喜极而泣，忙着要付医疗费，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主攻西医，但对中医的针灸手法也很擅长。他的医术和医德令四乡八邻叹为观止。从此，我暗暗立下志愿：今后我也要做父亲这样的人。

在大丰工作期间，有4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父亲自身经历告诉他：一个人想要有出息，必须读书，受到良好教育。1978年初，在大丰县委书记薛泰和的关心下，他顺利从盐城专区医院调回到故乡，在大丰人民医院工作。表面上看，他从市里调到县里，是屈尊了，低就了，其实不然，而是另有原因：一来，可以回报故乡人民，为大丰医疗卫生事业作贡献；二来，祖父母双亡，在沈灶公社卫生院当勤杂工的母亲和三个孩子缺少照料，经济上困难，回到县里便于就近照顾家庭；三来，可以将我从乡镇中学转到县城读书。1978年9月，即父亲调到大丰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将我由沈灶中学转到全县最好的中学大丰县中学继续读高一。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和期望，经过两年认真学习，于1980年考上徐州师院，享受到党恢复高考制度的红利。

现在试想一下，我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走出这一步，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既感谢我的父亲，他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培养，一贯认为，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受良好教育的环境；更要感谢党，父亲因为沈灶区委书记冯育新的关心，才能得以继续深造，他要让党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父子两代人，都永远感谢党。

第二，抓住1978年党和国家仍然允许经营家庭副业的政策，号召全家通过编织绳包和柴帘子“编织梦想”，脱贫致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乡沈灶虽然贫穷落后，但风景优美。村子附近有许多的小河、小池塘，河岸和池塘边长着一片片的芦苇和茅草。夏天里，童年的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芦苇荡里捉迷藏，下河进塘摸鱼抓虾，有时也拿着自制的鱼竿到水边垂钓一番。芦苇和茅草是青青的，水是碧绿的，河里和池塘中的鱼儿烹煮后吃起来很香，“舌尖上的沈灶”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蹲在河岸或池塘边钓鱼的时候，会被四周青翠欲滴的芦苇、草丛和各色各样的野花包围，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再看到一些鱼儿在波光闪烁的水面游来游去，心里那份美啊，就甭提了，似乎鱼儿马上就会一直游到我的心里，游到我的梦里。芦苇和茅草，不仅可作观赏，更具实用价值。到了秋季，村里的人们把芦苇砍下来，经晒干处理，编织成柴帘子；把长长的茅草割下来，搓结成草绳，然后，用草绳编织成绳包。这些精美的柴帘子和草绳包，除极少数自家使用外，绝大多数卖给公家，销售给县里的日杂公司，赚点钱。县日杂公司再将此卖给各公社和大队等使用单位。柴帘子用于晾晒各色粮食，绳包用来装储和运输棉花等物。记得1971年，我家盖了三间大瓦房，外加一个院子。父母平时积蓄有限，盖房子花费又大，我家因此欠了一千多元的外债。这些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那时的人们普遍工资低、收入少，所以它就是一笔很大的数额。如何还钱？计将安出？父亲于1978年调回大丰之初就提出：向左邻右舍学习，搞家庭副业，通过编织绳包和柴帘子赚钱，以还清外债。他负责销售，我们弟兄仨负责制作。自此，我就与两个上小学的弟弟，每天放学后，一人拿一个小板凳，来到自家小院里放好，然后，从屋里拿出父母买来的编织绳包的工具，开始编织绳包。就这样，三张稚嫩的、不时流出汗水的脸庞相视而笑，三双笨拙的小手由不熟练而日趋娴熟。一梭又一梭，我们聚精会神地编织绳包，编织梦想，编织未来。摆放在身旁的一捆捆草绳，就像我们从池塘里刚钓出来的鲫鱼的鳞一样，泛出醉人的光芒，把我们的梦也染成了迷人的金黄色。由草绳而结成的一个个小绳包，盛着我们的梦，装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最让我难忘的，是满院子响起的“嚓嚓”的穿梭声音。它是那么的动人，悦耳，像贝多芬的交响乐，又像“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天使叩开梦想之门的声音。由于上学，平时我和两个弟弟一天也就是织三四个绳包，效率比较低，而到了星期天，进度就加快了。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二弟展开劳动竞赛，从天刚蒙蒙亮，一直干到夕阳西下，当天每人各织了二十八个绳包。这个成绩是一个新的记录，惊动了四邻。他们为我们哥俩娴熟的技术、不辞劳苦的执著精神所震撼，同时也对其中所包含的不薄利润产生羡慕之情。是啊，如果以每个绳包净利润二毛钱计算，我们兄弟俩人共在当天赚了十一块两毛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由于我们的绳包织得越来越多，从附近购入的材料——草绳就显得有点供不应求。为此，父亲建议我深入邻村，挨家挨户地收购草绳。记得有一天晚上，已过了吃晚饭的时刻，我一人拖着疲惫的身躯，推着车把前插着秤杆、车后座满载收购而来的草绳的自行车，沿着雨后泥泞的乡间小道，急匆匆地往家赶。当走到村头的池塘边时，我借着朦胧的月光，依稀看到正在焦急等待我的母亲。当确认是我后，母亲马上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自行车，然后久久凝望着我，抚摸着我黝黑的脸庞，潸然泪下。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以编织绳包为主，以编压柴帘子为辅，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不仅还清了所有的外债，还略有盈余。

第三，为了回报组织在工作中的信任，特别是感谢组织后来将在乡卫生院当勤杂工的母亲调到县中医院工作，父亲工作异常刻苦，经常加班加点。记得我在丰中读书和教书（1984至1986年）时，父亲经常会在深夜被医院的值班人员敲窗户叫醒。他们会经常对着窗户大喊：“臧医生，又来急诊了。”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会连续七八天。我十分心疼，偶尔会对父亲发牢骚，劝他找个借口予以回绝。这时候，他总是对我讲：“孩子，医者仁心，当医生的天职就是要救死扶伤，要敢于担责，一切困难和劳累在生命面前都要让道。”父亲的医疗技术和高尚医德赢得组织的高度认可，1984年，被任命为大丰人民医院大外科副主任，同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89年10月任大外科主任，1990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95年晋升为主任医师，1999年被大丰市人民政府评为“卫生工作先进个人”，连续多年被大丰市卫生局评为“先进个人”。大丰人民医院现任大外科主任张海春曾动情地对我回忆道：“你父亲臧主任除了业务强，手术水平非常精湛之外，还特别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只要患者有一线生机，就甘冒风险，千方百计予以施救。这种崇高的医德很值得现在的年轻医生学习。”

第四，关心同志，积极参政议政。他在业务上，对年轻医务人员非常重视培养，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自己的医疗技术和宝贵经验。大丰人民医院的许多领导，像朱月清、朱兴元、丁亚平、张海春等都得益于父亲的精心培养。他在生活上，也特别关心下属，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福利待遇等问题。他作为县医疗卫生系统的党外代表人士，1992年当选为大丰县第九届政协委员，1997年当选大丰市第十届政协委员，1998年当选盐城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多年来，他始终怀抱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普通群众放在心中，及时反映社情民意，认真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积极主动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议案和意见。大丰能入列2019年度综合实力中国百强区，应该说，父亲也为此出了一份心和力。

2001年，父亲从大丰人民医院退休。由于在岗位上身体透支严重，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肾衰竭等多种疾病，几度生命垂危，但又几度平安脱险，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他在几次住院抢救期间，大丰区委领导常来看望，大丰人民医院更是投入最好的医护人员和药物、技术，并三次组织转院至上海等地救治。在80岁生日家庭小型聚会上，他曾发自内心地对亲朋好友说：“感谢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几次重病而能转危为安，创造奇迹，也与他从未向病魔屈服，以超强的毅力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与病魔作斗争，善于自救有很大关系。他常说：“以前，我是救别人，现在我要进行自救。我多活几年，就能多一点时间教育我的孩子，并把我的从医经验和技术传给年轻人。” 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终于预感到此次是实在过不去了，就对前来看望他的医院领导说：“你们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医院的主要工作上和其他患者身上，不要在我身上浪费太多资源。”看着他呼吸急促，浑身插满管子，神志一会清醒，一会糊涂，我泣不成声。他反而神态安详、目光如水地拉着我的手安慰我，说：“我是个医生，生生死死见得多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唯一不放心的，是你母亲和你弟兄三个。我走之后，你就是家里的主心骨，要照顾好你母亲，团结并帮助你的两个弟弟。至于你，不要不知足，党培养一个正厅级干部很不容易，你要懂得感恩。我这一病危，你一请假就是这么多天，组织上能批准很不简单。今后，你还要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报效党和国家。”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忘记家庭，更没有忘记党的恩情。他的生命没有归于永夜，而是出现在新的光线中。肉体虽然归于大自然，但他的精神和良好的家教家风，将永远激励我们迎着光明继续前进。

在今年1月5日下午的送别仪式上，大丰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袁丰这样评价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臧福宽同志热爱祖国，奉献人民，始终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严格要求自己，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顾全大局、公正处事，一心为公、廉洁自律，热爱集体、团结同志。不管是作为一名普通职工，还是领导干部，他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中，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为大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领导、同志们的肯定和赞誉。”

1月6日早晨，北风呼啸，天寒地冻。8时许，随着父亲的骨灰盒被我轻轻安放到多年前早已在故乡沈灶修建好的墓穴中时，数十人的送葬队伍中，恸哭声顿起，四野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天之灵，见亲人们跪在凛冽的寒风中心有不忍，就在大家下跪的那一瞬间，让原本藏在薄薄的乌云背后的太阳突然一跃而起，像一盏耀眼的明灯照射到众人的身上，让大家身上的寒气顿时降了许多。在朝阳的普照下，公墓附近的冬麦、蚕豆的叶子显得生机勃勃，绿色一片。公墓的南面、东面、西面的河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波光粼粼。这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让人欣喜，让人温暖，正如父亲这一生沐浴的党的阳光，又恰如他常怀党恩，救死扶伤，把重生的光明和希望带给无数患者。

在这片熟悉的埋着许多至亲好友的故土里，父亲您可以入土为安了。您已是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将永垂不朽。当然，您也可以浪漫一下，向大丰海滨湿地上纵情奔跑的麋鹿和蔚蓝天空中展翅翱翔的丹顶鹤问一问路，重启当年求学报国之旅。

4月9日下午，与父亲感情甚笃的母亲不堪父亲去世的沉重打击，在蚕豆地里劳作时突发大面积脑梗死跌倒，现仍躺在医院里救治，尚未完全脱离生命危险。相信有党的好政策和医院持续而精心的治疗护理，会发生奇迹的。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