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励，女，又名黄鹂，湖南益阳人。1924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随瞿秋白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1929年随邓中夏到海参崴参加第二届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会后留在会议书记处工作，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1931年秋回国，任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组织营救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1932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解来南京，同年7月在雨花台就义。

铮铮红骨映昆仑

黄励，幼名黄益智，又名黄鹂、黄丽，化名张秀兰。1905年3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一户贫寒人家。7岁那年，黄励的父亲病故，她随母亲、姐姐一起到长沙的舅父家寄居。舅父十分疼爱黄励，将她送进长沙益湘小学读书。黄励的母亲不愿久居他乡，后来便带着两个女儿回家，靠自己和黄励姐姐做鞭炮及替别人洗衣服来挣钱为生。黄励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刻苦努力，不久便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

1924年，黄励得到舅父的资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在大学期间，她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踊跃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她的家庭出身与生活经历，令她对劳苦大众有更深层次的认同与怜悯。在校期间，她热切地向往革命，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黄励在党的领导下，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宣传革命，她还经常带领同学参加校内外的民主活动。她思想进步、革命意识强烈，积极响应和组织革命活动，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黄励经过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从武昌转赴上海，在一天深夜，她登上了黄浦江边上的苏联货轮，躲在隐蔽严密的货舱中，与几十名由党组织选拔的青年人开启了一段海外之旅。11月初，黄励等一行人抵达苏联边境城市海参崴，后又转乘铁路赴莫斯科。当时，苏联的国内战争方止，国民经济尚未发展，西伯利亚铁路略显简陋，黄励等人历经半个多月才到达莫斯科。

不久，黄励就到中山大学报到，学生证号110号，成为中山大学第一批学生。黄励深知被党送来苏联培养的机会来之不易，便在国外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知识，学习新理论，为日后回去战斗充实自己。1927年，黄励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学业，此时她已是精通俄文，熟悉德文、法文的人才，因其在校表现优异，便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在这里黄励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革命思想变得更为成熟。

1926年，黄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教师的合影，中坐者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黄励。

在苏联期间，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在留学生中挑选了王明作为扶植对象，意图将其送回国内染指中央政权，并攻击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黄励坚决支持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认为只有这些老同志才能真正理解国内的革命形势，而王明只是没有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他依靠米夫的支持，便对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妄加指责，实属狂妄之举。因此，黄励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毫不动摇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张，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

1928年，党中央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前往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黄励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其中，积极协助瞿秋白的工作，悉心收集会议材料，准备发言内容，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1929年初，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办，邓中夏携代表团参会，黄励、杨放之参与其中。此次会议有美、日、中、朝等代表参加，与会代表认为中国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员，肆意制造白色恐怖，造成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不能在中国正常办公。因此，决定将书记处由中国汉口迁到苏联的海参崴。黄励、杨放之留在海参崴处理书记处的相关事宜，两人负责《太平洋工人》月刊的中文版编辑工作。

黄励在海参崴的生活过得艰苦却平静，她租住在一位苏联老太太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上下交通不够畅通。黄励和杨放之经常在铁路车站的工人食堂里吃饭，每天的饮食有些惨淡，只有四两黑面包、几块咸鱼，蔬菜供应就显得非常紧张，肉类则几乎就看不到。他们白天在《太平洋工人》月刊编辑部上班，晚上再一起与苏联朋友相聚交流。为了更好地传达国内革命斗争状况，他们也时常通宵达旦地将中国红军在湘赣等地的武装斗争状况撰写成文，让海内外的同志们能感受到革命星星之火的力量。黄励非常注重与工人队伍的紧密联系，常常到学校和工厂去了解苏联工人的生活状况，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情况。《太平洋工人》月刊在海参崴和东北地区影响广泛，大大激励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国，将自己的革命抱负在中国大地上施展开来。于是，她与爱人杨放之商量，希望能够早日回国，参加到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中去。1931年9月，组织上经过考量，批准黄励、杨放之二人回国的请求。临行前，他们来到海参崴的海边，踱步漫行，黄励怀着对母亲、姐姐和祖国的思念，感慨道：“长沙，那里还有我的母亲和姐姐，可是，恐怕没有机会回家乡了。回国后，我们要是能到苏区，那该多好啊！”

黄励一回到上海，就被党组织任命为全国济难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主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志，救济遇难烈士和被捕同志的亲属。她在日常工作中，非常关心穷苦工人的生活，在日本纱厂最集中的上海沪西区积极走访工人、群众和工人家属们一起做饭、照顾孩子、修剪衣服。她在工人中极具号召力，工人们遇到困难，都愿意找黄励帮忙。

黄励还亲自到日本喜和纱厂帮助那些从江浙皖农村地区招来的女童工，她见到女童工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以上，放工后只能在又黑又湿的屋子待着，不能随意外出。于是，她深入女工中了解她们的困难，尽力帮助她们，并且在工厂附近办起了文化补习学校，每天晚上，女工们可结伴来到学校，由黄励亲自教他们识字，传授共产主义革命理念。这些女工受到黄励的影响，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同其他日本工厂的工人一起坚持两三个月的罢工。深入工人群众，拉近与工人的距离，使黄励在工人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工作上取得极大进展。

黄励在互济会工作期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身边的同志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干革命工作，要拼命才行，每天休息5小时就够了。”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要召开会议、布置任务，还要到上海的几所大学和纱厂开展工作。晚上，她经常为了赶稿子、讲课而废寝忘食。在业余时间，她还编写《互济生活》，交流互济会工作经验和行动宗旨，也挤出时间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写文章。她充满激情和热情的工作态度，让同志们和工人群众们敬佩不已，因此，便叫黄励“黄铁匠”，以称赞她有铁打的身体和坚毅的品质。

黄励作为互济会的领导，对革命烈士家属非常关怀。据黄励身边的同志黄静汶回忆，黄励对革命烈士澎湃的遗子阿松十分疼爱，党组织找到阿松及其祖母后，便将阿松交由互济会抚养，先后在罗伟同志和朱姚老妈妈家里居住，黄励就经常到这两处去看望阿松，并且还给阿松讲述澎湃同志的革命事迹，让阿松学习文化知识。黄励同志不仅有铁一般的意志，更有对苦难大众的关怀，这是其人性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黄励在互济会的工作很是辛苦，每一到两周才能与丈夫杨放之团聚一次。1932年4月，时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的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黄励作为专门从事营救工作的济总主任时隔几天才知道这个消息，而且还不知道杨放之被关押在何处。她当时心里十分焦灼，有次她用蘸水钢笔蘸着红墨水修改文章，由于心中惦念杨放之，红墨水滴到了纸上和桌子上。她对身边的黄静汶同志说：“哎，我这个营救革命同志的人，连自己爱人关押在哪儿都打听不出来！这简直是……”不久，黄励得知杨放之关押在上海西牢监狱，她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不能亲自前往探望，只好派黄静汶前去。后来互济会请了律师为杨放之辩护，结果还是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自此，黄励便与杨放之分离，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

1932年秋，黄励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组织上为黄励的安全考量，决定调她到苏区工作。不料，在临行前，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周光亚被捕，入狱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黄励的身份和住址。当夜11时，天色阴沉，军警来到黄励的住处搜捕，但是扑了个空。原来周光亚被捕后，组织上立即通知黄励和周光亚妻子搬了家。搬家后，黄励和周妻同住，黄励当时并不知道周光亚叛变，于是一面积极设法营救他，一面叫周妻到巡捕房去探望他。不料，周妻为了想换取丈夫的“自由”，竟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黄励的新住址。

1933年4月25日，黄励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729号寓所被捕。军警搜遍了她的住处，发现有文件书籍等物，另有大洋一元，小洋六角，一条手帕、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黄励先被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次日下午就被接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讯。

江苏省委发出的关于营救黄励同志的紧急通知

在法庭上，黄励展现了巾帼英雄应有的气概，她化名张秀兰，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当时的《申报》还公布了黄励被审讯的情况，并描述她对法官的审讯异常强硬，见到叛徒前来对质时，她“怒目狰狰”，恨不能将叛徒“吞下肚”。面对叛徒指认和法官劝降，她坚定地说：“我黄励绝不贪生怕死，不要用什么自由、职位来引诱我。我们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自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起来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用生命去换取，任何的压迫、利诱都见鬼去吧！”法庭见她如此强硬，便裁判将其交由上海市公安局审讯处置。随后，黄励就被押至上海火车站，解送南京国民政府宪兵司令部。

在宪兵司令部的女牢房中，国民党为了软化黄励，特地对她加以“优待”。她被安排在单间里，牢房不锁门，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看报。黄励就利用行动自由的便利，为狱中的同志们传递消息。她还与陈赓、罗登贤、夏之栩等人一起在狱中展开策反工作，与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狱友相互交流，使他们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狱中有位叫张良诚的看守班长，自幼失去双亲，青年时来到南京流浪，后来被国民政府抓去当兵。因其做事伶俐，被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当处长的勤务兵。军法处长喜欢他勤快，后将他提升为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看守，当时狱中的狱友称看守为班长，因此叫他张班长。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对政治立场坚定的同志十分敬重，对少数叛徒则是冷漠相待，因此，在狱中同志的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黄励见此，便决定主动地接近张良诚，将革命理想传达给他，张良诚也逐渐认同起革命来。此后，他便开始为黄励传递消息和信件，甚至将一些狱中叛变者的情况偷偷告诉黄励。一次，他把陈赓委托的一张纸条和5元钱交给黄励时，被与黄励同牢房的狱友吴小妹发现，吴小妹当时怀孕待产，他的丈夫已叛变。后来，陈赓出狱，黄励被调往旧号子后，吴小妹便偷偷地举报了张良诚和黄励。

1933年6月中下旬的一个上午，夏之栩在狱中见到张良诚手提一个自己的旧箱子和一些零碎的东西，对着看守们说：“你们查罢。”狱中同志见此情形都惊呆了。后来，黄励被军法处叫去审问，回来之后才告知夏之栩等人，是吴小妹告密出卖了他们。张良诚被逮捕，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宪兵司令谷正伦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共产党的赤化竟做到我的心脏里来了，这还了得！”决定将张良诚处以极刑。

谷正伦对共产党“赤化”的能力大为诧异，并认为黄励是一个顽固分子，是赤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决定判处其死刑。黄励在最后的时光里，显得镇定自若。临行前一晚，同狱的难友们拿出省下来的几样小菜，以水当酒为黄励送行。黄励非常怀念自己的亲人，更思念自己的革命伴侣杨放之。她剪下了一缕头发交给钱瑛同志，满怀深情地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缕，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他这时正在西牢里，受着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在一个年华正好的年纪里，还没来得及享受家庭的温暖、爱人的关怀，她的生命之光便湮灭在黑暗之中了。

1933年7月5日凌晨，狱中异常寂静，女看守轻敲牢门，叫道：“黄励、黄励……”黄励答道：“起来了，你等着吧，我换换衣服。”黄励整理好衣服，将自己洗好的衣服送给钱瑛、夏之栩等作纪念，便从容地走出牢房，被押上囚车，拉往雨花台，准备执行枪决。难友们透过铁栅栏向外望去，默默地为黄励送别。

在囚车行进途中，黄励不忘对随行士兵做最后一次革命宣传：“你们大家都是穷苦人，穷苦人都有爱国心，我们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反动派要杀我们，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一个政府到了靠杀人来维持政权的地步，它还会长久么？国民党快完了，大家起来战斗吧！中国一定会建成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富强国家……”士兵们听完都为之动容，到了行刑的时候，执枪的士兵一看到黄励坚定不移的眼神和威武不屈的形象，竟不敢开枪，最后执法官多次威吓，士兵才哆哆嗦嗦地开了枪。黄励的热血洒在了雨花台的土地上，这时，她只有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