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下，男性和女性经历着差异化的跨国移民，以美国为例，男性大多为追求教育和工作机会而持F-1（学生）、H1-B（工作）、J-1（访问学者）等签证移民，而F-2（学生家属）、H-4（工作者家属）、J-2（访问学者家属）等家属签证则大部分被分发给女性。女性家属移民往往因为受到签证本身的限制（不许工作、不能获得社会保险号码）、语言能力以及迁入国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等而在移民后遭遇向下的社会流动，逐渐从公共领域退隐，承担起更加传统的家庭角色。

2009—2018年，在美国签发的主要家属签证中，来自中国的女性获得了其中的8.99%，仅次于印度女性。本研究以持家属签证移民的高技能华人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和圣迭戈两地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回答以下问题：其移民后的家庭角色和工作状态如何改变？哪些因素造成了此种改变？女性如何看待这种性别角色的变化？

“再女性化”：华人高技能家属移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华人女性高技能家属移民不平均地分布于从工作到家庭的渐变带上，其中大部分人落在了家庭一端，仅极少数专业对口的女性能突破签证限制，回到移民前的工作行业和地位。其工作和家庭生活状态可总结为以下四类。

（一）硬核专业，续写职业辉煌

当女性移民的专业或先前所处行业为易与国际对接（internationally transferable）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相关）和管理等领域时，更可能找到提供H-1B签证的工作，从而与国内的职业路径完美对接。

访谈对象H此前在国内时任百度搜索部门的工程师，2011年，以家属身份移民美国硅谷，仅抵美一个月后，她就通过面试获得了在谷歌总部工作的机会。H将自己顺利找到工作的经历归结为“专业原因”——她的技能属于美国当前最迫切需要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而访谈对象A即便也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但由于她的技能——英语口译——并非美国就业市场最需要的技能而未能找到工作。

（二）重返课堂，艰难转型

对于不具备硬技能的家属移民而言，通过重返课堂而掌握硬技能是重启职业生涯的重要途径。选择这条道路的女性不多，因为她们首先要转换甚至放弃先前的职业身份；其次，学习新技能也是费时、费力、费钱的大工程。

Z此前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当记者，丈夫获得谷歌总部的工作机会后，她辞职并以家属身份移民美国。最初半年的家庭主妇生活让她很不适应，权衡之后，她决定申请就业前景最好但难度最大的计算机硕士。通过自学在线课程、在社区学校上课等一年的艰难准备，她终于入读硅谷一所高校的计算机硕士项目；毕业后，她正式成为谷歌总部的网络工程师。

硅谷是全球互联网产业的核心，有很大的人才需求，笔者的访谈对象中共有9位硅谷太太，访谈进行时，6位正在或准备从事计算机相关职业。

（三）家庭为主，线上兼职

互联网开放、互联和共享的特性，为家务和生养负担更重的家属移民开辟了从事兼职的灰色地带。代购在兼职中最为常见，女性移民大多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商品信息，以国内亲朋好友为主要目标；另外，低门槛、灵活性强的分享经济也吸引了一些移民。

S跟随到美国做博士后的丈夫移民，带着两岁女儿的她成为了家庭主妇。由于博后收入较低而生活成本较高，S在代购之余，还将租来的两居室中的一间卧室腾出来在Airbnb上出租，获得每月约1300美元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S认为，“Airbnb跟代购一样，拿着手机就能把事做了，特别简单，也不耽误看孩子、做家务。”

数字技术不仅让家属移民绕过签证的工作限制，还打破了常规工作对于工作者时间和身体在场的要求，碎片化的沟通方式和低技术门槛更让全职妈妈们能充分利用“全职”优势。此外，工作任务的跨国外包和电子商务也为移民在灰色地带的“地下工作”创造了可能性。

（四）回归家庭，全职主妇

更多女性家属移民选择彻底回归家庭，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包括：首先，男性在移民前解决了工作问题，移民后的生活中心自然围绕工作展开，女性家属就承担起在新环境中安顿和照顾全家人的再生产劳动；其次，美国社会的家庭主妇文化以及基督教对家庭和生育价值的推崇也使得部分女性选择回归家庭。

“再女性化”：权利剥夺还是文化抵抗？

（一）“主妇化”与“再女性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性别文化转向

本文以“再女性化”总结家属移民的性别身份变化：1949年以前，女性多被困于家庭的私领域中，从事家务、育儿等传统“女性工作”；1949年后，参与社会劳动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妇女在劳动类型、劳动领域等维度都实现了“去女性化”；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的出现和父权思想的回潮使家务、养育等劳动被重新私有化，转嫁于个体——特别是女性；近30年来，我国女性的劳动率不断下降，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主妇化”苗头；而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跨国人口流动和签证政策更是系统性地将女性移民重困于家庭私领域中，家属移民被迫“再女性化”。

（二）家属移民对“再女性化”的不同态度

一部分人家属移民认为，“再女性化”使得她们的独立身份受到侵蚀，经济权利造剥夺，同时伴随的是家庭地位的下降。她们将主妇生活与“无聊”“辛苦”等词相连，更糟糕的是，她们在国内通常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家属身份来到美国后却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依赖他人，W在访谈中就主动将话题引向家庭财务，认为移民后伸手向丈夫要钱，“觉得不太舒服”；而经济上的依赖则会进一步带来其独立身份的消失甚至性格的变化。

另一些女性则将之视作另类的（alternative）的生活方式，把成为家庭主妇作为对以往性别文化霸权的反抗。在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社会劳动的价值得到彰显而家务劳动的价值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更是陷于“双重负担”之中，“既要管家，又要工作”被认为天经地义。访谈对象B提到，对于全职主妇这一选择，“家里的女性都表示理解，男性都恨不能理解”。因此，一些女性主动拥抱“再女性化”可以看作是对双重负担的抵抗。

结语

尽管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及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使大量女性打破藩篱，进入带薪劳动市场，然而以效率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父权制度的结合，仍制造和强化着社会各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当前由新兴数字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和跨国人口流动中，男性科技精英独领风骚，而同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却因为职业结构和家属身份“深藏功与名”。

（作者：黄雅兰，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海外华文媒体研究。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