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人员、物品、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高速度地流动，一方面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模式，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挥着划分人群、制造社会等级、实现社会区隔的功能。基于2011年至2014年间断性共计六个月的田野调查及2015、2017、2019年的短期回访，本研究从浙江青田侨乡——“幸村”之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考察“跨国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侨乡社会建构了三重社会区隔标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欧元，对侨乡青年进行等级化的社会区隔。

一、内化的常态——“跨国移民”成为社会区隔标签

村民认为，“幸村”作为山区农村，“什么都没有！”青年人应该从这里走出去，走向城市、走向欧洲。“幸村”青年的流动生活方式已成为一种内化的常态，与之不匹配的案例都会被划入无能，甚至是“脑子有问题”之列。

（一）“脑子有问题”的青年

说起村里的青年人，村民明成骄傲地介绍：“所有的年轻人都去欧洲了，只剩下两个。他们脑子有问题的”。2013年夏日午后，笔者在路边遇见一名30岁上下的男青年。他衣着得体，友善礼貌，问询笔者来“幸村”的目的，并热情介绍村里华侨的情况，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对华侨、家乡的自豪感。一旁的大伯对男青年毫不客气：“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就是个没用的人！”男青年欲言又止，悻悻离开了。大伯说，男青年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右手不灵活。然而日后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该青年的不幸版本。有人说高烧烧坏了脑子，有人说用错药致使手指残疾，还有人说他只是懒在家里不流动。没人说得清男青年到底是身体残疾还是精神出了问题。他待在幸村，没有流动，也没有为流动做出努力，被认为颓废无能，脑子有问题。显然，这里的“脑子有问题”超出了病理学范畴，是一种污名化的社会区隔。

（二）“命里注定要到国外吃苦头”

调查发现，“所有年轻人都去欧洲”、“只剩下两个脑子有问题”的表述并不准确。这种陈述是侨乡对青年人“流动预期”的话语体现。当笔者质疑某位青年还没去欧洲时，总能得到“马上要去”的答复。连云就是马上要去欧洲的青年。在意大利工作签证批下来之前，连云在青田县城做小生意，租住在城里的地下室。无处不在的流动预期话语迫使连云宁愿租住地下室，与幸村保持距离，进而展示他具备“流动”的可能性与资本，从而避免被社会区隔划入“脑子有问题”之列。

签证批复下来之后，连云赶忙清货，他感叹：“我们青田这个地方，年轻一辈都是出国的。谁喜欢离开熟悉的环境呢。我们青田人就是命里注定要去国外吃苦头的。”连云所处社会交往网络中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为他的人生理想提供了意义分明的清晰导向。对于侨乡青年来说，“向上流动”，尤其是以欧洲为目的地的流动，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二、跨国流动能力与群体分化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区隔的功效在于“普通大众难以企及，又令他们心向往之”。当“跨国移民”带来的优越感随着移民数量增多变得暗淡后，侨乡社会开始建构其他差异，以进行社会区隔再生产。根据移民“跨国流动能力”的强弱，跨国移民群体逐渐被分层为三大类：

（一）一去不复返：“自私又没担当”

在跨国移民群体中，处于区隔底层的人群被描述为“一去不复返”。平川的父亲于1934年赴法国留学，1964年病逝于巴黎。这三十年间，平川父亲切断了与“幸村”的所有联系，被认为“不顾家”、“没有责任感”。当被问起父亲为什么杳无音信时，平川不假思索地说：“没有钱嘛！他回来干什么！他赚来的钱他自己不够用。”从逻辑上看，对平川父亲不顾家、没有责任感的指责是有漏洞的。如果“没有钱”是客观事实，那么“不顾家”的推断是草率的。平川父亲三十年的跨国流动缺席，很有可能是被客观条件限制的不能，而不是主观意愿的拒绝作为。有同样污名的还有2007年前往西班牙的阿震。笔者没能获得更多关于阿震的信息，不好判断阿震是“不能”，还是“不愿”。然而日常生活交往毫无疑义地冠以阿震“不顾家”、“没有责任感”，把他区隔在边缘地带。

（二）“她比较好——来来回回很频繁”

“一去不复返”的移民占比较低，大部分移民群体都以不同频率参与跨社会流动。谁流动能力强，谁流动能力弱，直接影响其在幸村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与社会地位。一次闲聊中，大家指着老陈，说老陈女儿比较好。老陈满脸自豪：“半个月后，我女儿就回来了。她会在这里住几天。十月一号她还要回来。春节自然不用说，肯定回来。她来来回回很频繁。现在交通多方便啊！”老陈女儿“来来回回很频繁”的跨国流动能力已经是她“比较好”的象征。

（三）空中飞人：“他们最厉害”

2001年，青田县政府启动“华侨要素回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创业。在各种优待政策的刺激下，华侨回流明显。其中，空中飞人受村民羡慕，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存流动方式。智会说：“他们最厉害了，来来去去，坐飞机就和我们吃饭一样。”广林是来来回回的典型空中飞人。他在国内某企业投资了几千万，并参与管理。同时，他在义乌建立基地，给他在西班牙的批发市场发货，继续保持国外的营生模式。广林在欧洲与家乡之间自由流动，从跨国流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享受最高的社会地位。

和空中飞人不同，“生存型”投资人与“回国就业型”华侨在社会区隔中处于不利地位，被人不屑，甚至奚落。张波说：“这些华侨在国外的日子也很难，国内政策向华侨倾斜，他们就东拼西凑，搞到一些资金回国开个店铺。”而“回国就业型”华侨从欧洲流回到青田，受雇于他人。他们在社会交往中被区隔在最底层，甚至被非移民群体嘲笑为“白折腾”。

三、“欧元是大钱”：欧元与身份差异

幸村便民中心设有外币代兑点，工作人员帮村民把欧元带到县城银行，兑换好人民币再通知人们来取。笔者经常在代兑点门口看到村民拿着一沓沓人民币，在众人的注视与调侃下满足地离开。外币代兑不仅免去路途奔波，更重要的是一种跨国身份的认同及赚取欧元能力的认可。但是家中没有赚取欧元成员的村民却因为这个外币代兑点被区隔在社区边缘，进而产生了一些脾气与不满。

四、结语

侨乡社会以“流动”为特征的三重社会区隔标识，给海外打拼的青年人巨大的压力。其中轻易把流动能力不足归因于“脑子有问题”或道德层面缺陷是极具杀伤力的。侨乡政府应予以引导。随着新冠病毒全球大爆发，华侨华人海外生存环境日益艰难，华侨的流动及侨乡的社会区隔将呈现怎样的演变，期待更多同仁关注与探讨。

（夏翠君，女，博士，浙江科技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侨乡文化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与话语文化研究。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