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日，南洋华侨李亚留老人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家中溘然长逝。这位享年100岁的世纪老人，是海外最后一位曾经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
1939年，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只有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仍然畅通，几乎所有的援华物资和军火都依赖这条“抗战生命线”输送。然而，面对繁重的运输任务，中国却缺乏足够的司机和汽修人员。
此时，3200多名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抛却南洋舒适的生活环境，辞别亲人，踏上回国抗战之路。他们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弥补了滇缅交通大动脉上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
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为中华民族付出的血与泪，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
1938年秋，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收到昆明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来电。宋子良希望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参与到抢运战略物资的队伍中来。
不久前的1938年9月5日，也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发表“遮断航行”的宣言，日本海军宣布要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而在日本军部发出“封锁全部海岸线”的宣言之前，中国沿海港口已经损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岛、崇明岛、厦门、连云港相继失守。武汉会战期间，为了切断中国的香港—广州—武汉这条补给线，日军将矛头对准了广州。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4个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军的控制中，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武器运输补给线完全中断。
东南沿海补给线被切断，对中国战局十分不利。当时，抗日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若想坚持抗战，除了要依靠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及时补充物资和武器至为重要。
广州沦陷前，经粤汉铁路运送的部队达200万人，军用品54万多吨。日军占领广州后，这条交通线完全断绝，开辟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是唯一出路。
国民政府的陆上运输通道原本有3条。西北方向，经兰州至新疆迪化进入苏联；西南方向，经广西南宁到越南，或经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再到缅甸仰光。
西北线由于路途太远，始终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英美等国全部依靠西南运输线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为此，国民党当局特意成立了西南运输处。
摆在西南运输处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车和缺少会开车的人。据统计，1936年中国货车数量最多的广州，仅有800多辆，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怜。车少，会开车的司机更少。即便是马上着手培训，要想在路况极差的滇缅公路上熟练驾驶大货车，没有半年也出不了师。
1938年底，滞留在中缅边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货物已逾6000吨。为了解决缺乏司机和汽修人员的问题，西南运输处找到了陈嘉庚。
陈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闯世界。到1925年，他已经成为华侨中当之无愧的“橡胶大王”，业务辐射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陈嘉庚不但富有经营头脑，而且极热心慈善事业，著名的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对南侨机工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夏玉清告诉记者，南洋华侨原本帮派林立，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只有陈嘉庚称得上是南洋800万侨胞唯一公认的领袖。陈嘉庚收到宋子良的求助电报后，立即行动起来。
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的主要工作便是招募南洋各地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回国参加抢运作战物资的工作。
1939年2月，南洋各大报纸刊登了南侨总会招募华侨机工的《通告》。从《通告》内容看，招募条件还是很严格的。首先，要求机工熟悉驾驶技术，并持有当地政府发的驾驶执照。第二，招募机工要求是20至40岁之间的年轻人，并要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无不良嗜好。第三，凡应征者，必须有当地人或者商店介绍，“知其确有爱国志愿方可”。
夏玉清告诉记者，当时南洋情况非常复杂，日本人和汪精卫的人都在拉拢华侨，因此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
《通告》发出后在南洋华侨中掀起了一股回国抗日、报效祖国的热潮。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蔡汉良经人介绍找到在华侨大学教书的林少川。当蔡汉良表示自己是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中的一员时，林少川有些吃惊。林少川告诉记者，他虽然教的是“华侨史”课，但是从未接触过南侨机工，对这段历史也所知甚少。
蔡汉良成为林少川接触的第一名南侨机工。后来，在陈嘉庚侄子陈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林少川跑遍了西南几省，访问了许多南侨机工，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南侨机工驾驶大货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1939年8月，泰国华侨蔡汉良看到招募机工的《通告》，觉得自己既会驾驶，又会修车，而且内心充满了报国热情，符合《通告》中的一切条件。为了怕家人反对，蔡汉良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报名。没想到，他中途撞见叔父的好朋友王联辉。为了挽留蔡汉良，王联辉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并要将自己名下的16辆车送给蔡汉良，让他开一间客运公司，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蔡汉良报名回国的决心。他谢绝了王联辉的好意，毅然踏上回国之路。
刚刚结婚不久的刘瑞齐报名后，与同伴们一起剃了个光头。当妻子看到他的大光头时敏感地问：“莫非你也想回国？”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启程，刘瑞齐向妻子撒了谎，说剃光头只是为了方便敷药。当天夜里，刘瑞齐给妻子留下一封书信，悄悄上路。谁知道，这一别竟成永诀，他离开不久，妻子便忧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林少川说，在南侨机工群体中，像蔡汉良、刘瑞齐这样，瞒着家人不辞而别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四名女性女扮男装参加到南侨机工的队伍中。其中一名叫白雪娇的女教师，在辞别父母的信中写道：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后来，这封家书被刊登在马来亚《光华日报》上，鼓舞了许多爱国华侨。
1939年2月18日下午3点，第一批南侨机工服务团80人从新加坡乘船出发，返回祖国。临行那天，新加坡码头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横幅招展。送行的人们将帽子掷向空中，场面热闹非凡。由于送行的人太多，码头上的木桥都被挤塌了。
据统计，1939年2月至10月间，共有3192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到祖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时，在南侨机工中流行着一句口号“华侨统统有”，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后来，只要一说起这句口号，他们就知道彼此是南侨机工。
回国后，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南侨机工终于要上路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经畹町，直通缅甸境内的腊戌公路线，全长1146公里。
滇缅公路最险的一段。
七七事变之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就曾预言，一旦中日之战全面爆发，日军必然会断绝我国东南港口。那时候联通外部、输送物资的唯一出口只有滇缅一线，因此应该赶紧着手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战火已烧到华东，国民政府连忙委托云南省政府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穿越横断山脉、怒山、高黎贡山三座大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条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弯，修建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80年前，云南彝、白、傣、苗、汉等十个民族的15万民工，愣是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8个月时间，将滇缅公路修建完成。当年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报道了滇缅公路修通的情况，并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滇缅公路虽然通车了，但非常简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铺就，经常塌方。
后来，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在《血路》一书中写道：
惠通桥两岸崇山峻岭，盘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狭窄难行，道路弯多陡峭，雨季时路滑难行，随时有翻车的危险。路基松软，有些路段狭窄，特别是雨季道路难行，“一雨便成冬”。滇缅路频繁塌方，给汽车行驶运输带来巨大的困难。
谭伯英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滇缅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条公路，充其量只能算马路，而事实上连骡马也不愿意走。
南侨机工被分为17个大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日夜兼程地行驶在这条连骡马也不愿意走的路上。车队装上货物从缅甸腊戍出发，开往终点云南昆明，全程一般要走6天以上。司机们白天开车，晚上在驾驶室里睡觉。由于他们大多开的是道奇汽车，所以许多机工幽默地称之为“道奇旅馆”。
在滇缅公路上行驶困难重重。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李荣竹向林少川回忆，滇缅公路上崇山峻岭，迂回重叠。车队盘旋上山，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弯急，惊心动魄，车毁人亡的惨剧随时都会发生。为了避免翻车，机工们想了许多办法。如果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的地方铺一块木板，前轮开过之后，后面靠外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木板上轧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后轮悬空而翻入山谷了。
即便想尽办法，滇缅公路上的翻车事故还是层出不穷。据夏玉清统计，仅1939年4月至11月间，因车辆故障、山路崎岖、雨天路滑发生的翻车事故就达24起。华侨机工殉职情况表上，事故原因一栏经常会出现“覆车”两字。
1940年夏，南侨机工林树容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将一位牺牲机工的遗体运回队部，此人正是与林树容同一批回国服务的新加坡机工吴世光。
傍晚时分，他来到吴世光翻车的事故现场。吴世光的遗体已经被人从山谷中吊上来停在路旁。只有21岁的林树容，在南洋从没接触过死人，现在让他独自一个人去运尸体，他心里未免有点胆怯。可是，当他看到吴世光的遗体，想起平时的情谊，一下子忘记了害怕。他用毛毯把吴世光的遗体包裹好，抬上卡车。偏巧路上车子又抛锚了。三更半夜，林树容一个人被困在车中，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他害怕极了。他暗自祷告战友的英灵为自己壮胆。
在滇缅路上，南侨机工不仅要面对车祸的危险，还要面对另一个无形杀手——疟疾。云南山区自古就流行着一句俗语：“要过瘴疟坝，先把老婆嫁”。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果得了疟疾几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机工许志光曾这样回忆，他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才转危为安。
据统计，仅1940年在腊戍医院就医的南侨机工就达百人以上。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在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现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
有人说，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共抢运了50万吨军需物资。研究过相关档案的夏玉清告诉记者，档案中并没有确切记录过南侨机工抢运物资的数量，也许比这个数字还要大。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国军力变化的数据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增强了，其中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这显然与滇缅路上日夜奔驰的南侨机工密不可分。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成立了“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从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南侨机工们处在了战火的最前沿。
白天遇到敌机轰炸，机工们利用地形将货车隐藏起来，夜里再关着灯摸黑行驶。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功果桥。为此，东京电台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
当时，运载物资从保山返回下关的王亚六刚好目睹了。功果桥的铁索桥和吊板被炸成两截，桥两边好几百辆车子无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为了尽快抢通功果桥，机工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然后铺上木板。经过10个小时的奋战，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功果桥被炸断10个小时后，堵在桥两岸的大货车通过浮桥安然驶过。
如此恶劣的条件下，3000多名回国加入抗战洪流的南侨机工，最终有1000多人都牺牲在了这条无比艰险的浴血滇缅路上。（黄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