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努力争取华侨支持，积极通过侨刊乡讯、华文报刊、侨社公共活动等方式阐发民族主义话语，塑造华侨的祖国认同，将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整合到抗战建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中来。本文在此以民族主义理论为视角，在梳理战时侨刊乡讯及华文报纸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试图运用话语分析法，循着话语阐发、认同建构与社会动员的思路，对国民政府及侨社的有关言论进行分析，重点考察战时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是如何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从而把握战时国民政府是如何从情感和思想上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的。

一、领土主权：构建华侨对祖国的国家认同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领土—政治（公民）型，另一种是族裔—文化型。领土—政治模式强调历史性的领土、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全体成员在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民族的主要构件；而族裔—文化模式则强调血缘、方言、习俗和传统是民族的主要构件。

领土是承载和孕育民族国家的物质载体。抗战时期，藉由民族主义的话语阐述，强烈的领土主权观被用以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对于华侨而言，爱乡与爱国是相辅相成的。抗战时期，民族主义话语强调“救乡即是救国”“救乡所以救国”，进而将华侨的救乡运动统一到救国运动中来。人民是构成民族国家的主体和核心。华侨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国籍，这决定了他们需承担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责任。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华民国国庆节等特殊时间节点，“国民的义务与责任”等话语不断增强华侨的国民身份归属，激发华侨的故土情结与民族情怀，进而激励华侨履行国民责任。

二、共同命运：构建华侨与祖国的命运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民族成员对民族共同命运的认同，并自愿将其个体命运与民族集体命运融合在一起，进而将本民族构建成为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抗战时期，为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从民族国家的命运角度来揭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并注重塑造和影响华侨祖国认同的历史认知、现实感受和未来预期这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图将华侨命运与祖国抗战紧密联系起来。

一方面，他们历数华侨在侨居地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与苛例，将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祖国及华侨的悲惨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揭示：近代日本的侵略导致了中国国力孱弱，国家无力保护华侨；华侨唯有支持抗战建国大业，方可在侨居地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对抗战成败两种结局的分析，以增强华侨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感知和认同。特别是一些人士阐释抗战失败将对祖国及华侨命运所造成的悲剧，以图警示华侨必须树立国家民族意识，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尽力援助祖国抗战。如刁作谦、陈安仁等人均强调中华民族复兴对华侨前途命运的积极意义；居正等人在侨务宣传中，利用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将华侨在国内外的命运起伏与祖国的强弱联系起来。

三、血缘纽带：增强华侨对中华民族的骨肉亲情

种族、历史与文化是凝聚民族成员力量、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相关人士强调华侨的中华民族血脉，以及使用民族始祖符号和亲属称谓语，以增强华侨对中华民族的骨肉亲情。

中国是一个重视血缘关系的社会，家庭、家族、宗族等不同层次的血缘共同体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且血缘组织的原则和伦理规范也通过拟制或比照的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如在华侨动员中，学者伍藻池根据血统主义原则和社会文化习惯，解释“何为中国人”。另外，想象、追溯和树立民族的共同祖先，对增强该民族成员共同身份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如一些人士注重构建中华民族始祖的文化符号，以增强华侨的中华民族认同。具体表现为：用“轩辕子孙”“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文化符号来指称海内外的中国人；用“中华民族儿女”“中华儿女”来指称包括华侨在内的全部民族成员；以“同胞”“侨胞”“兄弟姐妹”等相称，以区别民族共同体外的他者及敌人。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此类称谓有助于构建华侨与祖国人民的亲情关系，并将这种血脉情感融汇到抗战建国的洪流中。

四、文化纽带：增强华侨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归属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并为民族成员所推崇与膜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中华文明，彰显中华文化的坚韧性与优越性。华侨来自于中华民族母体，身上早已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抗战时期，中华文化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动员华侨抗战的精神要素。

在华侨动员中，社会各界将中华民族的屹立不倒归因于民族文化的先进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并使用“五千年文化的传统”“至为深固的民族精神”等民族主义话语增强华侨的民族自信心。此外，一些文章通过历史叙事，指出华侨承继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刻苦勤劳、敢于冒险之精神，以图构建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坚定其抗战建国的意志与决心。在话语动员中，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话语相互融合，更能激发华侨的爱国情怀，进而推动他们支持祖国抗战。中国语言文字是反映中华民族心理诉求与价值观念的文化象征符号。为此，海外部用“语言的同胞们”这一概念来凝聚和强化华侨的民族意识。

五、结语

话语对认同的建构具有一定作用。抗战期间，如何有效动员华侨援助祖国抗战，首先必须增进华侨对祖国的情感和思想认同。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向华侨阐发民族主义话语，一方面以领土、主权与人民为话语要素，塑造华侨的领土主权观念与国民身份意识，构建华侨与祖国人民的共同命运意识；另一方面又超越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边界，运用血缘、文化等纽带关系，塑造华侨的中华民族认同，推动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建国。可见，国民政府采取了领土政治与族裔文化这两种模式并重的民族主义话语策略，构建华侨的祖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话语动员，也有强化华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及其政权认同的意涵。

（作者潮龙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史；吴俊青，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生。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