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华人社会有其独特之处。近代以来柬埔寨政权变动频繁，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进行了多种探索和调适；20世纪70至90年代的战乱后，华人通过结社完整呈现出一个海外华社从零开始的重建历程；近十年来柬埔寨是中国新移民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为海外华社的发展变化增添新的个案。

战后柬埔寨华人形成了唯一一个统一的社团——柬华理事总会，它是整个柬华社会变迁和华人融入当地的缩影。本文考察柬华理事会成立、发展与转型这三个阶段性的过程，兼顾静态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动态的过程与实践，分析文化动力和经济运作模式在不同变革阶段发挥的整合作用。通过描述柬华社团的组织结构如何回应外部环境变迁的过程，并挖掘此过程中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变化，本文试图拓展性地思考，海外华侨华人以社团组织为联结的纽带，整体性地融入更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团组织的周期性演变，实则是融入的方式和性质发生了转变，亦即华人社会与更大的社会文化之关系的变迁。

柬华社团的重建：分与合的交叉点

1990年，在中柬关系改善，柬埔寨恢复和平、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11位华人代表在柬方支持下创立柬华理事会。他们都是小手工业者，经济实力有限，对自己的公民和族群身份尚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首届柬华理事会的组织架构、职能和定位。只有会长和副会长两个层级，没有完备的组织体系；地域代表性也不完全；在成立初期只是作为政府认可的华人事务代理人；在华社的动员能力并不是最强的。与之相对是传统的五大会馆纷纷借助各自的跨国联系恢复重建。血缘和地缘等的联系，是华人在战争废墟上能够找到的最直接和有效的自我组织方式，所以战后初期的柬华社会延续战前的“五帮分治”传统，恢复形成了一个个基于各种认同的亚群体。

柬华理事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战前柬华社会在民族主义启蒙下形成的共同体意识，象征性地代表华社的“统一”，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帮助其他组织“赎回”公产，也缺乏广泛的动员能力发展文化教育，更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创造出能够将基于地域、方言、职业、血缘、宗教等传统而组织的“山头”笼罩起来的新的共同体意识。因此，此时的柬华社会继承了“五帮分治”和“权力丛结”时代各个“山头”并立的平行结构，不同群体基于宗亲、地域等历史联系以及丧葬、信仰等现实需求各自结合。柬华理事会乃至此时的柬华社会处于“合”与“分”的交叉点上。

柬华社团的发展：从“会”到“总会”的整合

小手工业造就了柬华理事会第一代领导阶层，随着柬埔寨开放程度的加深，柬华社会的经济模式和人员结构发生转型。一些华人从事边境贸易，成为战后华社的第一批富商。战时逃离柬埔寨、前往西方国家发展的一些华商也带着资本和对柬埔寨的依恋回归。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和为数不多的大陆商人构成第一波新侨。这三者是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主体。经济模式和人员结构的变化使柬华理事会的领导阶层随之更替。从事边境贸易的华人因其更雄厚的经济实力被推选进入柬华理事会，他们上台后将上述的后两者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此时华人已成为柬埔寨国内的一个少数族群，各种亚群体的存在可能会冲淡族群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因此华社要找寻超越性的文化意识，实现华人社会的整合和统一。柬华理事会第二代领导层找到“文化”路径，在地域、宗亲、宗教信仰、行业等不同的认同之上营造一个能够统领全柬华人的共同体意识。经过多年出资扶植，柬华理事会终于构建起全柬华文教育体系，各省份的华校建设与当地柬华理事会分会的设立互为表里，使它从“有形无实”的中介转变为有自身文化意识和“阵地”的实体，并以华校为支点之一整合并逐步统领全柬华人组织，实行所谓的“一元化”领导。文化的策略具有超越性和可塑性，惨痛的历史记忆让本地不同群体的华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族群，如何在异族中重新定义和维系自身的族群身份。这种适应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既符合柬埔寨战后文化多元的政策，又能够接续华人对祖籍国的历史记忆，使柬华理事会实现了从“会”到“总会”的阶段性整合与统一。

柬华社团的转型：从“总会”到“联盟”的拓展

近年来的新移民潮不仅改变了柬埔寨华社的人群构成，也使华商经济模式发生转型。房地产业的兴起不仅使前期囤积大量土地的一批华人暴富，也改变了前一阶段老侨和新侨之间单纯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关系，开始深度合作。

2017年，柬华理事总会的结构和组织进行了大幅度变革。调整领导层，废除了对后两波移民的排斥，新当选的领导层几乎都涉足房地产和金融业，是目前华社中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批人。新领导层试图采用“现代”的公司管理体制，解决“一元化”领导、义气、人情等问题。调整入会方式和会员范围，以吸纳新侨入会。房地产和金融业使新领导层和新侨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柬华理事总会的办会目的从单一的“弘扬文化”，特意增加了“发展经济”这一条，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它正在向“商会”转化。与新侨的融合日益紧密的同时，治理风格上传统与现代的分化、曾经创造出共同体意识的华文教育的危机与革新等，使柬华理事总会内部出现从“总会”到“联盟”的趋势。在最新一代柬华理事总会领导层看来，始终不能纳入柬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华文教育，似乎表明华人若仅凭借自身的文化或者只专注于创造自身的文化，将在当地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经济实力才是体现本族群价值之处。

结语：不断“生成”的融入之道

在外部政经体制、国际关系以及内部人口、经济模式等的变动中，柬埔寨华人社团通过领导阶层、会籍身份、职能、定位等结构与组织的变革来回应前者。结构和组织的改革，实则是形塑它们的共同体意识形态在变化，即在应对外部变迁的转型过程中对“华性”的不同诠释与实践。

华侨华人研究学界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海外华社完成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然而，华人在行动和心态上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外部环境的变迁永无止境，那么华人探寻相适之道的努力亦不会停止，因而，这是一个不断在“生成”（generate）的互动过程。

（作者罗杨，女，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区域与华侨华人、华南侨乡等。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