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92年王姐与李姐在福建省建瓯县劳动服务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办理手续前往俄罗斯，从事商贩生意，历经艰辛站稳脚跟后，随即帮助家乡亲朋好友，闯荡莫斯科，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以女性为核心的移民潮。

建瓯移民为何来到莫斯科从商？女性为何成为这一群体的关键成员？这些经历对她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从混合嵌入理论入手，考察移民、经商、移入地、移出地四者的关联，通过追溯莫斯科的建瓯女商人群体的发展历程，分析跨国经商如何推动女性的主体性成长。

二、机会结构：跨国经商群体的崛起

建瓯移民因追逐商机来到莫斯科。根据混合嵌入理论，中俄两国的发展、莫斯科的地方性机会结构及建瓯女性的个体和群体资源三者互动，共同造就了建瓯人闯荡莫斯科的机遇。

中俄两国的经济塑造了莫斯科绝佳的市场机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物资奇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生产了丰富的生活消费品。建瓯移民抓住此商机，从北京到莫斯科铁路沿线的穿梭贸易和莫斯科练摊、批发销售，发展到国内工厂代销、直销，再到自己在国内办厂生产，同时在莫斯科办公司销售，企业经营一条龙。建瓯商人建构跨国商业网络，成功将自身的街摊小贩身份转型为跨国企业家。

三、连锁移民：女性先行

莫斯科建瓯跨国经商群体由女性开启并推动拓展，至今女性成员依然占68%，并且是活跃核心成员。

（一）女性先行与女性友谊

研究认为女性倾向于利用非正式关系网络，特别是女性关系来拓展自己的事业。建瓯移民群体即是如此。从移民先行者开始，建瓯女性移民将亲朋好友一个个“带了出去”。从家庭层面来看，任何一个小家的第一个出国者一定是女性，再由女性把男性家人带出去，女性成为家庭移民的先行者。

迁移的启动者作为移民潮的推动力量，她们的性别决定了跟随者的性别，因为中国传统的女性交友文化和行为准则决定“女的只能带女的”。同时这也是对俄罗斯社会性别文化的现实应对。因为治安混乱，且男性受到的威胁更大，而女性受到更多尊重。因此，家庭中女性先行且必须有女性成员。

（二）女性品德

建瓯跨国女商人出国时绝大部分已婚，先行者中更是以中年已婚女性为主。这符合中国传统性别定位和莫斯科市场机会结构的共同要求。移民初期，莫斯科管理部门的严厉和治安的混乱，造成当地特别艰难的经商环境。对移民商贩而言，能不能吃苦显得非常关键。而对中国传统的已婚中年女性而言，吃苦耐劳是德的基本标准。治安逐渐好转之后，生意上竞争更为激烈，女性对服装市场的理解，得到家人更多的重视。

简而言之，女性的亲友网络、中年已婚女性吃苦耐劳的品质、对服装市场的经营能力等女性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推动了建瓯女性跨国经商群体迅速发展。

四、主体性成长：从个体到群体再到公共领域

跨国经商不仅仅影响女性的经济收入，跨国迁移本身在空间上的置换与拓展，为性别意识和性别认同提供了不同的时空语境，推动了女性的主体性萌芽，并沿着个体性—群体性—公共性的进路成长。

（一）个体主体性成长

对建瓯移民女性而言，个体主体性的成长在跨国经商生涯中贯穿始终。她们通过友情和亲情网络走出国门到俄罗斯经商，朋友网络至关重要。女性自主建构友谊和人情网络，是主体性成长的最初体现和基石。通过跨国经商，建瓯女性成为养家者，对家庭事务安排有决策权，并以个体的名义决定自身的发展和家庭投资。许多人借用闽北赴莫斯科侨商联合会、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等社团搭建的平台，进行“二次再创业”。且创业空间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家乡与莫斯科的两点一线。通过跨国经商，她们从出国前的农民、下岗工人和小个体户，成功蜕变为女企业家。

（二）群体主体性成长

建瓯女性跨国经商，从最初的互助姐妹群体发展到组建社团。组成互助姐妹小群体是获得群体主体性的第一步。随后提议组建并积极参与莫斯科闽北华商总会，在家乡组建女企业家协会和行业协会，同时成立闽北赴莫斯科侨商联合会，抱团发展。商会首先将碎片化的移民个体进行有效整合，进而承接来自家乡政府、社会等外部输入的资源，助力会员的商业发展。女性移民从而超越个体与姐妹网络，走出家庭进入社群，走出私领域进入公领域，群体主体性得到发展。

（三）公共主体性成长

主体性成长的支柱是公共领域淬炼出来的公共精神，它意味着走出自我、他我和小群体范畴，拓展到公共领域。会员借助商会平台，拓展自身与社会和国家的联系。这些平台成为建瓯移民女性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的“换乘站”，重新定义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商会建立后积极引导会员们在莫斯科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拓展自身与家乡社会的联系。将会员引入家乡的公共领域，参与家乡各项公益慈善事业。为会员提供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为国参政议政。

她们希望用自己的跨国实践为家乡架起一座连接“闽北一福建一中国一世界”的亲情桥、爱心桥、友谊桥和商贸桥。同时，也在自身与更为广阔的世界之间搭起了联通的桥梁，在更宏观的框架中定位自己。

（四）认同与主体性成长

建瓯女商人群体的性别主体性成长，以族裔认同和扎根移出地社会为依托。作为个体，她们经历了艰辛移民实践的磨炼，作为群体，她们在出国潮发展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受到家乡的尊重与推崇，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推动家乡公共事业发展和参政议政的公共领域，完成从个体家庭到群体再到社会的角色转变。

五、结语

弱势理论以移入地认同为基础，揭示女性移民从商的被动性、边缘性地位及主体性的缺失，对本研究群体显然缺少解释力。本文从混合嵌入理论入手，指出建瓯女性跨国经商是主动的理性选择。通过抓住莫斯科市场机会结构形塑而成的商机，利用自身女性亲友网络，发扬吃苦耐劳的传统品德，建瓯跨国女商人主导建构了建瓯到莫斯科再到中亚东欧之间的跨国经商网络。她们通过跨国经商，提升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从个体主体性到群体和公共主体性的跨越。跨国空间作为一个“换乘站”，助力女性自我认同的转换，推动主体性成长。

（作者吕云芳，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移民、跨文化研究；俞云平，女，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移民、侨乡研究。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