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造成的人员感染、经济减损、社会压力、舆论恐慌都是空前的。海外华人跨境生活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两个社会，既双重融入和参与两个社会的发展，也可能在两个社会遭遇双重的隔膜和误解，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海外华人遭受到的双重歧视与排斥。本文基于爬虫（python）编程技术抓取中国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大量数据，对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媒介形象进行学理分析，描述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海外华人的多元形象，分析海外华人遭遇的负面认知及原因，并探讨海外华人负面形象的修复机制。

一、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多元类型

疫情防控期间，各社交媒体平台围绕海外华人生成各类信息，经由交互传播后形成若干舆情焦点，这些热点事件多维度展示了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体形象。

由于微博数据量最大，而且微博往往是热点事件发布较早、讨论较多的平台，为减省重复检索工作，本部分仅从微博 2020 年 1 月 1 日—5 月 6 日涉及海外华人的 425,706 条数据（包括发帖和回帖）中筛选热点事件。经过计算机筛选、人工二次筛选和相同话题合并，笔者挑选出 130 个与海外华人相关的热点事件。其中，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的媒介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 9 种：帮助祖（籍）国抗疫的“援助者”形象、返回祖（籍）国的“避难者”形象、不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不配合者”形象、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配合者”形象、获得祖（籍）国帮助的“被援助者”形象、在住在国遭遇污名的“被歧视者”形象、参与住在国抗疫的“自助者”形象、帮助住在国抗疫的“援助者”形象、在住在国得到理解的“被支持者”形象。

整体而言，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呈现出“双重”媒介形象。由于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和住在国具有双重关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海外华人呈现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一方面，海外华人是“双重”的援助者：1 月— 2 月，当国内疫情暴发且抗疫物资供应不足时，海外华人对祖（籍）国进行了大量物资援助；2 月底 3 月初国外疫情暴发，海外华人又以人力物力财力多形式援助住在国。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也是“双重”的被援助者：在遭遇困境时，他们得到了祖（籍）国的大力支持，同时获得了住在国友好人士的认同和理解。同时，也要看到，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遭遇了住在国和祖（籍）国部分舆论的“双重”的质疑，甚至在特定时刻上升为“双重”歧视。本文重点分析国内舆论对海外华人负面形象的建构。

二、海外华人负面媒介形象的生成与修复

（一）负面形象的生成及原因

从媒介形象热度排序来看，不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不配合者”形象总热度达到161,125，排名第一。结合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热点事件来看，热度排名前 20 的事件中有 7 个事件和“不配合者”形象相关，“澳籍华人女子返京拒隔离外出跑步”更是以 77,499 条信息排在所有事件的热度首位。可见，海外华人的负面媒介形象影响颇深。其原因包括以下三方面：社会行为因素、社会情绪因素、媒介传播因素。

（二）负面形象的褪去过程

2020 年 3 月份，海外华人“不配合者”的负面形象激增，占据第 1 位；到 4 月份，“不配合者”形象从第 1 位降至第 3 位，热度值从 149,558 条降到 11,567 条。虽然其他各类形象热度都在下降，但“不配合者”热度降幅达到 92.27%，比“避难者”热度降幅（84.46%）和“自助者”热度降幅（72.81%）都大。整体而言，“不配合者”这一形象的热度在 3 月— 4 月总体呈下降趋势。

（三）负面形象的修复机制

1.政府的“稳定器”机制。减少疫情防控期间的舆论负能量，归根结底是要控制现实中的疫情，政府需发挥“稳定器”作用，做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如此才能消除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双方的紧张焦虑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立。中国多省市详细规定了入境人员如何上报健康情况及隔离进行医学观察。另一方面，政府针对海外华人的焦虑情绪也作出若干回应。各驻外大使以多种形式对海外华人进行了解惑释疑，努力解决他们在当地出现的健康异常状况以及签证问题，并发放了防疫“健康包”。同时，民航局视情况启动针对海外华人的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各省市侨联除了向海外捐赠各种防护物资，外还通过微信群等方式与海外华人建立紧密联系机制，开发互联网线上问诊平台。

2.主流媒体的“把关人”机制。首先，主流媒体可以在辟谣方面发挥把关作用。疫情防控期间，涉及海外华人的谣言澄清信息往往由省级主流媒体或全国主流媒体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出。其次，主流媒体可以在“框架设置”方面发挥把关作用。主流媒体的“把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络标题党和谣言的横行，防止了极端报道继续挑起矛盾撕裂社会。主流媒体的文章重塑了海外华人的叙事框架，后续自媒体在报道海外华人时，基本采取了“不配合者是少数+多数是配合者和助力抗疫者”的叙述评论框架，语言风格也相对平和理性。

3.受众的“自净化”机制。首先，海外华人通过网络日志展现自我形象。一些海外华人通过文字BLOG或影像VLOG形式详细记录了自己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类：回国记录和留守记录。这些网络日志一方面为海外华人受众起到了“攻略”的作用，详细列举了留守或回国的注意事项，说明了无论留守或回国都不用恐慌。另一方面，也向广大受众描述了回国的海外华人和防疫人员依规办事、相互配合的常态，消除了民众对于回国人士的偏见，也消除了很多海外华人对于国内防疫的误解。其次，受众通过开放性话题进行协商讨论。除了网络日志的单向呈现外，微博、知乎等平台还有各种开放性话题的讨论，海外华人和广大国内网民参与其中。很多网民都能不被极端情绪牵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设身处地替海外华人着想。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道理能越辩越明，而非理性信息和不实信息在网络的存活空间则会越来越小。

三、结论

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风行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媒介形象呈现多元类型，既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被质疑者乃至被歧视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中下旬，海外华人在中国曾遭遇严重的负面形象危机，但很快通过政府“稳定器”、主流媒体“把关人”、受众“自净化”等机制实现形象修复。其启示之一是媒介形象修复依赖于“现实社会—媒介—受众”三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启示之二是开放的网络环境，虽然会生成大量夸大信息和不实信息，但同时，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可以通过主动发声以及辩论讨论，消除误会，弥合分歧，激活理性健康的正能量。此次疫情，对于海外华人的网络媒介形象构建，有“危”，更有“机”。

（作者耿羽，男，福建福州人，社会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华人华侨文化研究。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