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政治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一）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形塑
英、法两国来华招工始于1916年。此时中国尚处“中立国”地位时期，作战一方在华进行大规模的招工难免不带有某种外交敏感性。故此，北京政府对待招工表现殊为谨慎。就法国招工而言，时任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的梁士诒与法国官方代表密商，由前者成立招工公司——惠民公司——为后者代招工人，北京政府表面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批准他们之间的合同。
到大战结束前后，为增加外交筹码，争取协约国支持，尤其是当北京政府遭遇协约国对华提出的“参战不力”的指责之际，中国方面开始主动尝试建构其在华工招募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建构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北京政府开始建构其在招募华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该层面的论述主要立足于北京政府当初默许（未禁止）英、法在华招工这一点。其二是中方招工代理公司——惠民公司——试图建构其在招募华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它不仅试图建构其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还强调公司自身的国家身份，间接重建了中方在招募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方包括政府与民间组织在招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为日后华工史的叙述提供了多重可能。
(二)华工之参战角色的形塑
1917年8月，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之后，赴法华工的身份客观上发生转变。他们不再仅是附属于招募国家的契约性质的劳力，而是变成中国派往协约国的“参战代表”。到大战结束，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后，华工更被认为是国家的“功臣”。华工参战角色的论述也由此产生。有关华工参战角色的建构主要着眼于两个层面，即华工的应募动机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就华工的应募动机而言，大多数华工选择出国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计，但在中国参战以后，华工不仅被认为，且自认为是中国的参战代表，在表述上，华工的应募动机被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围绕华工对国家所作贡献而建构的论述主要涉及华工为中国所尽“参战义务”。在中国举国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氛围之下，华工对国家和世界所作贡献也为社会舆论所肯定。
然而，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实则遭遇到了“战败国”的待遇，当人们从战胜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华工所作贡献也就不再为社会舆论所热捧。正如鲁迅所讲：“我们那时的所以入战胜之林者，因为曾经送去过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欧战的劳绩。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战胜也忘却了，而且实际上是战败了。”
二、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一） 反军阀语境下的北京政府暗卖华工说
“一战华工”当中不乏致力于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革命人士，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吴世英。1921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政府召见吴世英（吴三民），拨助其千元经费，并“面受方略”，在上海成立驻沪参战华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在1922年孙中山下令通缉梁士诒后，在报刊登文“痛骂”梁士诒的招工行为实为“暗卖”华工，并对之表示“深切痛恨”。另外，当驻沪参战华工会听闻华工某代表向北京政府侨工局请援之后，更是予以强烈反对。驻沪参战华工会虽然反军阀立场坚定，但并不存在反帝的取向。
（二） 反帝语境下的帝国主义压迫、背叛华工说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时，《晨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名为《巴黎和会中之华工》的文章。该文特意描写了华工的爱国举动以及英国和日本对华工的虐待与镇压，实际隐喻的是日本伙同英国制造的五卅惨案，以此号召工友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的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日本违背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等项国际公约，向国联提出控告。在此背景之下，“一战华工”又一次被提起。该次有关华工的论述主要围绕华工与《九国公约》的关系展开。
（三） 反帝反军阀语境下对华工命运、境遇悲剧性的揭露
反帝反军阀话语下的华工论述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老华工白宝纯在1965年出版的家史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种语境体系之下，“华工招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两个反动阶级合谋贩卖劳动人民的行为。这类论述对帝国主义罪恶形象的刻画尤为深刻。应该说，在华工的组织管理方面，英、法两国政府以及中国北京政府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从社会分层方面进行解释和揭露，有一定的道理，但完全以阶级对立视之，也不免过于简单。
三、当代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华工历史论述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革命话语在社会话语体系当中的一元性地位逐渐瓦解，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对西方文明与资本主义价值有了全面、深入的认知。经历这样一个转变，有关华工历史的正面论述也就没有理由不被接纳——只是存在在何种意义上、何种程度上被接纳的问题。华工历史所呈现的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尤其是它所创造出的东西方文明直面接触的机会，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可以直接对接，华工历史由此展示了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对一战华工历史意义的重新发现，应该说是由西方官员、学者及华人华侨首先敏感地意识到的。法国侨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发起一战华工纪念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一战华工是法国“危难时刻的兄弟”。举凡这些纪念与讲话，主旨都在追认华工为西方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毫无疑问，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得到了中国官方的积极回应和肯定。
西方学者对一战华工历史的关注更早一些，如尼古拉斯（Nicholas John Griffin）的《1916-1920年英国军队对中国劳工的使用——所谓“原装进口”的范围和问题》、格雷戈里（Gregory James）的《一战华工（1916-1920）》。中国学者从事一战华工研究的主要是在海外，如台湾学者陈三井的《华工与欧战》，香港大学徐国琦的《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一战中的华工》。比较来看，西方学者侧重从西方的历史脉络讲述一战华工历史，而陈三井教授与徐国琦教授则侧重以中国为中心探讨这段历史，特别是关注中国在华工招募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华工对中国的贡献。2009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一部华工纪录片——《华工军团》，主题即参照徐教授的相关论述。
综观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语境之下中国学者有关一战华工的论述，似乎全面接续了北洋时期外交政治语境之下的华工历史论述。但是，社会革命语境之下的华工历史论述或与之类似的论述并没有销声匿迹，其微弱声音还是从海外发出来的；两种论述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外交政治语境下的华工论述自身就带有与生俱来的矛盾，这种矛盾源自华工的客观贡献与主观意图并不尽能统一；政府在华工招募及归国安置的过程中有所缺位或失位，如果强调政府在“供给”华工参战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与华工对于国家的贡献，何以政府在华工招募过程中置身事外，在华工归国之后不予妥善安置？社会革命语境下的华工论述侧重华工个体的主体性的表达，无疑又使以上矛盾进一步扩大。
四、结语
一战华工是探讨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题材，在中国当代语境之下，该题材的现实意义愈显突出。加之受上述海外相关纪念与研究的影响，一战华工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新语境下中国重建一战华工论述面对的困境仍然是隐含在两类论述——外交政治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张力。而要直面这种张力，还是应把握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即历史上两类论述建构的过程与存在的问题，设法平衡华工的客观贡献与主观意图、个体境遇之间的矛盾，这是大陆当前建构一战华工新论述应该注意的问题。
（作者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本文摘编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