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我到南非联邦，侨居那里二十多年。担任过约翰内斯堡华侨学校和伊利莎伯港侨校的教师。与当地华侨团体有所接触。兹就回忆所及，写成资料，藉供参考。

一

南非联邦（今已成立共和国）当时共分四省。即：杜兰斯畦省、开省、那旦省、和桔河自由邦。南非位于南温带，气候温和，矿产尤其丰富，如约翰内斯堡的黄金，金伯利的金钢钻，均占世界产量第一。非洲本来只有黑人和霍屯督人、布须曼人才是真正的土著。现在之所谓“公民”者，即当地人称为波亚（Boer白种）人的欧洲人，是后来移居南非的。欧洲人到南非约在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第亚士（Diar)第一次由好望角到东印度时，曾在非洲停留过。并曾以好望角作转运站，以货易货的方式收购当地人的肉菜。一六五二年初，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好望角经营开垦。至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是一八六〇年才入侵的。

英国殖民者入侵以后，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作为他们“开发”的工具，于是以各种手段欺骗华工到南非去。其中以广东省的广府和客家人为最多。他们是从南洋，或东非的毛里求斯、印度的加尔各答等地转来南非的。客家华侨中流行一句话：“有钱转（回去)唐山，无钱番（外洋)过番。”意思是说，在外洋发了财，才好回祖国，否则就只好由这个侨居地辗转到别的侨居地去谋生了。事实上华侨到哪一个殖民地，都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尽管如此，不少生计艰难的华侨，也还是怀着一线希望，辗转“过埠”。这些客家人（大多是广东梅县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南洋各地来到南非。他们住下以后，经过五同关系的援引，人数逐渐增加。到一九四六年我离开南非时，在南非联邦境内的华侨约有三千多人，若连南非罗得西亚，及毗邻的葡属东非华侨则约有一万人。华侨人数最多的是约翰内斯堡，其次则为伊利莎伯港（华侨称为玻埠，以下均用玻埠名）。至若好望角、东伦敦、德班、金伯利等地都有华侨百数十人不等。

华侨在南非经营粮食杂货业为多，只有极少数营洗衣业或作菜农。在南非作产业工人或矿工的，根本没有。其原因是：一九〇〇年前后，南非金矿的开采已日益增多。在约翰内斯堡经营金矿开采的英国老板认为中国人聪明、耐劳，兼之劳动力最便宜，因此通过英国政府到远东大量招引华工。原拟招足十万人，但是第一批五万多人到南非后，即遭到种族歧视很深的白种人的强烈反对，使英国矿主不得不在“合同”（实则卖身契约）未满的情况下，将华工运送回国，一个也不留。而经营其他行业的华侨，则受营业执照的限制，一经领有杂货“执照”即不能转换别业，甚至华侨经营的某些商店，需要开设分号或支店的，也从不允准，因此在南非的华侨不是破产转移别地，就是固定经营某种行业，父子相传。

二

旧中国积弱已久，驻外领事等同虚设。华侨为维护本身利益、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会馆一类的组织，在侨居地就成为华侨重要的活动中心。

旅居南非华侨人数最多的约翰内斯堡，华侨的团体也比较多。拥有会员最多的是联卫会（全称杜省华侨联卫会），其次是维益社，再次是致公堂。经费则多靠“抽水”维持。具体办法是，在假日或节日，其会员或社员多以玩麻将牌作消遣，这些机构则从中“抽水”。“抽水”的收入，每年多达一两万镑。举凡学校经费之拨给、公益事业之补助等，都是从这里开支。

玻埠华侨团体成员较多的，是中华会馆和梅县侨商公会。梅县侨商公会的成员，并不限于居住在玻埠的梅县籍华侨，几乎旅居南非各埠所有的梅县人，都加入这个公会。因为旅居玻埠的梅县人最多，所以梅县侨商公会设在该地。

其他如东伦敦、开普敦、德班等埠的华侨人数不多，只有一个中华会馆的组织。唯独金伯利的华侨，除有中华会馆的组织外，还有梅县籍华侨组成的嘉应会馆，广府人组成的南（海）、顺（德）同乡会。

这些团体、机构也都办过一些慈善事业，如联卫会、维益社曾为一些年老贫苦的侨胞，出钱买船票回国，免致客死异乡。遇有贫困死亡，无以为葬者，也为之殓葬立碑。联卫会和维益社拥有较多会员，经济力量较雄厚，除自建有堂皇之会所外，在国内之广州还置有会所，作为会员回国后的联络地点。玻埠的梅县侨商公会在梅县城也有自建的会所。

每逢节日或有喜庆之事，华侨多群集会馆举行。但南非距离祖国遥远，中国传统的节日，多已忘却；连最悠久的春节也没有了，华侨只过阳历新年。在新年里，也还会弄点祖国民间习惯所有的年糕、煎堆之类的食品。见面时也互相道贺，说着传统的吉利话。烧香点烛拜神的事则绝无仅有，偶尔一二老年侨妇间或行之而已。

华侨会馆举办的事业，受益人数最多的则属创办学校。在南非的侨校，其创办及发展与会馆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学校的经常费用固然是由会馆拨出，就连侨校校长使用的小汽车，也都是由会馆通过学务委员会给予购置。可见，会馆与侨校的关系相当密切。

最初，华侨在南非没有自己的学校，因种族歧视，华侨子弟不能入白人学校读书。华侨中有些热心人士，就倡导自办学校。一方面想借学校传授祖国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学校学英语，以适应环境和作为谋生手段。

一九二〇年在玻埠的梅县人朱玉阶、钟传元、叶浩如、黄兆风、张藻华等热心倡导下成立了一间小学，以当地梅县侨商公会会所为校址。倡导人均为学校的董事，钟传元被推为董事长。

华侨为什么在一九二〇年才开办小学?其原因是，首先到南非的华侨，大多数是由南洋、印度、以及毛里求斯等地转徙去的，这些华侨都是只身行役，不敢贸然携眷。稍后从国内去南非的，亦因航程万里，只好单身远渡。在当地定居较久、生活基础比较稳定之后，才开始有人接引家属前来，这时已是清末民初时候了。

小学创办时，教师（实际执行校长职务）是由国内应聘来的。例如玻埠华侨小学教师叶梦秋，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教师除教学外，还要兼理华侨喜庆及节日的对联，治丧吊唁的挽联，以及代笔作书等等，颇为华侨所敬重。

在玻埠华侨学校开办后的第五年，约翰内斯堡的华侨也办了一间小学，后来发展成为完全中学，我就在这个学校教书。

上述两间小学，都是在一九三八年才发展成为中学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当地小学毕业的侨生，在家长落叶归根，眷念祖国的思想指导下，多被送回国内就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因战事影响，回国极为不便，不能不另作打算，中学之开办就成为迫切需要了。华侨学生在中学毕业以后，有的转入当地大学或去英国留学。回国升学的侨生极少。大多数毕业生都是继承父业经商。那些入大学或去英国留学的，则多选学医。因为医生在当地较少受到歧视。

南非的侨校，教师待遇较好。月薪起码有二十到三十镑（每镑时值港币十六元，当地伙食每月只要两镑左右）。在华侨心目中，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像样，不让外人取笑。因之种种设备都力求齐全。玻埠、东伦敦、开普敦的侨校都有堂皇的校合，桌椅也力求美观整齐，绝不比白人的学校逊色。当地白人学校校长有自备的小汽车。侨校校长靠薪金自购汽车有困难，华侨亦合力筹措购买汽车，交由校长自用，连汽油亦由当地侨校学务委员会供应。因此约翰内斯堡等处的侨校校长都有自用汽车。由此可见华侨对种族歧视的反感，事事都要争一口气。

三

那些自命高人一等的“白种人”，向来都是歧视有色人种的。在一九〇二或一九〇三年左右，南非殖民政府就曾经立有亚洲人不准带妻子入境的条例。还订明本人离境，一年之内即须返回，否则不准入境。并且规定有色人要领身份证。这种身份证和非洲人的通行证一样，每天都要挂在胖颈上，形同狗牌，这一规定引起华侨的强烈反对，华侨称之为“狗纸”。当时该地还有二十多万印度人，同样受到歧视，于是中印侨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种族歧视，向南非殖民主义者作斗争，当时聘请的律师就是印度的甘地。由于中印侨民坚决拒绝登记，南非殖民当局不得不作退让。将是项条例修改为：取消出入带“通行证”的规定。可以带妻子入境，但子女仍限定在十六岁以下方可带入。离境重返时间亦延长至三年。

南非的种族歧视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殖民主义者划定区域给有色人居住。特别是对黑人，每天工休时都要回到离市区十余里的特区去居住，晚上不能出来。对于华侨经营商业限制也多，营业执照不予多发，极力限制华侨在商业上的发展。有色人固然不能进入白种人的戏院、酒吧、餐室，连公共汽车、火车、电车，以至公共厕所都有所区分。苛律如毛。当地华侨身受其苦，当然十分希望祖国能够真正强大起来，爱国心也就十分强烈。

南非四省，各有不同的种族歧视的规定。开省、那旦省规定华侨不能开酒店，只能向白人经营的酒店买酒饮。而杜兰斯哇省更借口有色人种酒醉后易滋事（其实饮酒滋事最多者为当地白人），规定有色人不准饮酒。华侨有喜庆事要宴饮的，必须通过中国领事馆才能买到酒。遇有节日华侨会馆要宴饮时，只好用钱买通警察局，少加干涉。华侨中有嗜饮者，则要找白人朋友代为买酒。平常三五知己欲作小酌时，到了酒家只能以大碗盛酒，以调羹勺酒而饮，状似喝汤，不能用玻璃杯举杯畅饮。有色人饮酒被抓到，就要罚作苦工去打石。因此华侨称饮酒为“来打石”。

就是旅行，也有许多不便。居于本省的华侨，可以在省境内旅行。如果越省则须先向“移民局”报告，允准后才能过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省还有所谓“外侨登记局”，越省旅行，要同时向这个局申请登记，多办一层手续。

坐火车也要隔离，（中国的领事官或领事馆人员以及教师，有当地“铁道部”发特许证明者，则可与白人同坐一厢火车。）许多华侨因事外出过埠，多设法自己开汽车前往，或借亲友汽车前去，非不得已不坐火车。

死人坟场也要隔离。华侨在当地死亡，只能葬在华人坟场，不能葬入白人坟场。而华人的坟场多是从黑人坟场中划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南非的国民党总领事童德乾病死，破例葬于白人坟场中，据说因为他是外交人员之故。据我所知，华人死后葬入白人坟场者，仅此一例。

南非的种族歧视在婚姻方面的规定各省有所不同，杜兰斯畦省不准有色人种与白人结婚，而那旦省、开省则准许白人与中国人结婚，却不准白人与黑人结婚。约翰内斯堡的华侨要与白人女子结婚，须先偕往那旦省或开省举行婚礼，然后才可以带回该地居住。至于白人与黑人相恋者，如果女方是黑人，则例不过问。反之如女方为白人者，则黑人男子必会被捕，指为“侮辱白种人”，惨受电鞭鞭打的毒刑。此种电鞭通以电流，受鞭者被打一鞭即惨痛呼号，神色大变，再打则有死亡的可能。而万恶的种族歧视者却往往判罚鞭打好几次。他们毒工心计，先将受鞭者打一次，待其伤势将痊时再打一次，如是反复鞭打，使受害者延长痛苦时间，实在惨无人道。

辛亥革命前南非华侨因为留有长辫，白人侮辱华侨，称长辫为“猪尾”。华侨身受其辱，每将辫子尽量剃少，只留一象征性发脚缚成小束，戴上帽子，以作遮盖。因为回国无辫子则被清延指作犯罪，华侨才想出这个办法。当同盟会在当地成立后（约在一九〇九年），华桥即群起剪辫，毫不可惜。和其他各国华侨比较，南非华侨剪辫子算是先走一步的。说明了南非华侨受种族歧视之苦。

南非不少地方都有白人居住的所谓高等区，中国人是不能在那里居住的。杜兰斯畦省还规定中国人不能购置房产。华侨欲置房产，必须先邀欧洲人合股组成置产公司，然后始可买入房产。抗日战争以后，约翰内斯堡的华侨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增加，曾经请求殖民当局赠地一块用作兴建校舍。殖民当局拖延再三，才在偏远的根本不适于建校的地区，划地“相赠”，事实上等于拒绝。华侨谈及此事，都十分愤慨。

由此可见，南非的种族歧视是如何深入到有色人种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论是清廷或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华侨的正当权益，从未加以保护。当然更谈不到向南非殖民当局交涉取消种族歧视的苛例。倒是中国的海员工人，曾经和南非华侨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使南非的种族岐视者，不得不在一个时期中作出较大的改变。这件事每每为华侨所乐道。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有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船只停留在南非各个港口。因为海上常有德、日法西斯的潜艇袭击，英、美等国船只，都要结队等待舰队的护航，因此船员就有较多的时间停留在港口。这些轮船上的中国海员，常到华侨会馆坐谈。当地华侨得悉，这些中国海员工资本来已经很低，随船到南非时，仍然以港币计值发给工资（南非以金镑为币值单位），无形中又被剥削了许多。停泊在玻埠的英国船“丽也那”号的船员（多是山东人），首先得到当地华侨的支持。由中华会馆的秘书长林绍长等，向律师询问对策。律师嘱海员先行罢工，然后到当地法院打官司。华侨则集款为海员聘请律师。

在双方展开法律斗争后，海员方面有广大华侨作后盾，声势浩大。使当地的“工务局”及中华会馆也出面调解。英国船公司不得不照当地海员的待遇给中国海员增加工资，并重新订立合同。斗争取得胜利后，海员十分高兴，曾在轮船上大宴华侨，表示庆祝。

而在海员罢工时，蒋介石反动政权所派的领事，不但不支持海员的合理要求，反而从中阻止海员罢工。总领事时昭瀛派了一个姓陈的副领事到该地，叫船员即日回船开工，待他慢慢呈报驻伦敦伪大使馆交涉云云，引起华侨的不满。“丽也那”号的海员更为气愤，曾力抓姓陈的领带喊打，那个家伙只好抱头鼠窜。因此海员对国民党领事官员十分痛恨，对华侨却有异国相遇，倍感情深之慨。

当时玻埠停泊有英国、瑞典、丹麦等国轮船四十多只，其中国海员也因此而得援例加发工资，以金镑值付给。停泊在其他港口的外轮中国海员，亦因此而受益。故中国海员都很感谢华侨。

中国海员眼见当地华侨备受种族歧视之苦，大为愤慨。有些华侨青年就与“丽也那”号海员计议。决定于该轮启碇前一天，海员分批到平日不准有色人种入内的戏院、酒吧、餐馆等处去看戏或吃喝，遭到拒绝后，即刻“行事”。计议已定，“丽也那”号的海员，在轮船开航的前一天，相率进入上述各处，果然遭到严拒。海员们怒火中烧，便从门口直打到里面，玻璃门窗，柜台设备等立刻粉碎。种族歧视者一时不知所措，心惊胆战，纷纷藏匿。殖民警察赶来拘捕海员时，海员却不加抵抗，任由拘去。不久该轮船长得知此事，因开航在即，而且战时航轮需军舰护航，运送任务又很紧张，届时必须启航，不能延滞。因此船方只得以电话通知当地航务管理部门要求放人。航务部门无奈，转以利害关系向警察局陈述，警察局不得不将拘捕的海员释放。这个办法奏效后，中国海员就连续多次，在几个港口，把平日持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戏院、酒吧、餐室等打了一顿，这些种族歧视者无法可想，见到中国人来都害怕。从此只好任由中国人出入，不加限制。这是华侨在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情况下，为痛惩种族歧视者而想出来的聪明办法。

四

南非的华侨，因为备受歧视，爱国热情很高。对辛亥革命、讨袁等役都十分热情极力支持。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派杨辉鸿到南非宣传革命，约翰内斯堡设有同盟会的机构。当地华侨如朱印山、叶远东、陈警蛮、陈拙铭、朱质彬、林岳云等在加入同盟会以后，首先和保皇党分子展开斗争。玻埠的同盟会员如张藻华、谢柏奎、叶浩如等都曾经和保皇党作过斗争。当时国内各党派在上海、美国出版报纸作宣传及争论工具，以取得华侨信仰，争取华侨捐款。华侨当中也互有拥戴，往往因政见不同而大起争辩，因之失感情的虽亲属也在所不免。不过因之起“堂斗”者则无。辛亥革命以后，华侨加入国民党的也很多。孙中山先生生前，南非华侨出尽全力支持革命，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华侨国民党员不受到奖励。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时，南非的党员只有六七百人，本来不够成立总支部的，但由于华侨热心捐款支持，孙中山先生特许该地设立总支部。一九三四年以后，国民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认为南非国民党员人数过少，不能成立总支部，因而与南非党员有过争执。南非国民党员以孙中山先生曾经特准为词顶了回去。后来才以折衷办法改名为国民党驻南非洲直属支部。玻埠、东伦敦、金伯利、普路威等地则设有国民党分部。南非的国民党成员，因人数不多，且远离祖国，在国内的国民党方面，也没有派专人来过。纵或有领事之类来驻当地，均以国民党员身份，前往当地国民党分部报到。而华侨却看不起他们，根本原因是这些所谓“领事”，从不为华侨之正当权益着想，而只会设法搜刮。因此他们也无法操纵当地国民党组织的事务。历次华侨选举回国参加国民党全国会议之代表，驻当地之“领事”虽欲争取选票，却从来没有成功。当选者都是当地华侨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这里，还可以旁及国民党派驻领事的一些情况。

清朝首次派驻南非的领事刘玉麟调任后，即由其秘书刘毅代理。刘毅是前清举人，至北洋政府时被任为总领事。刘毅为人还算老实，与华侨私人交往较好，是时北洋政府往往不拨给经费，刘毅的支出全靠华侨捐助。所谓领事馆人员也仅有刘毅夫妇加上一个佣人而已，刘毅的住宅即为领事馆址。

至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上台以后，派何缵任总领事，副领事则为邵挺。何缵到后不久，欲自建领事馆。他一面向南京外交部请拨款项，一面却在南非大发捐簿。待两面款项收齐后（共有一万镑左右，其中华侨捐款约占一半），即用私人名义登记买“领事馆”。殊料杜兰斯畦省之法律是歧视有色人种的，其中规定亚洲人不能购买房产。于是南非内政部某期公报中，登载一段批文，大意说，何缵不能用私人名义买房产，如果是总领事馆置产则可以。华侨看到公报后，以何缵假公济私，一时哗然。就通过南非国民党总支部向南京中央党部告发，何缵因此被撤职查办。他畏罪不敢回国，想以改组学务委员会为名，谋当华侨学校的校长。然而副领事邵挺（何的表弟）却以何留下对他诸多不便，请南非当局勒令他出境，何遂不得不离境。当时“一二·八”淞沪战争已发，华侨仰慕十九路军抗日之举，曾有捐款汇寄。何缵适于此时返国，他欺骗华侨说，他可将捐款三，四千镑带回国转交十九路军，华侨没有识破其阴谋，何遂能挟带款项由香港去日本，后竟转道到伪满做汉奸去了。后来他任杭州市长时，被爱国分子打死。

邵挺接任代领事不久，南京派了一位领事汪丰前来。邵退为副领事，因不甘居汪之下，愤而回国。华侨因汪不谙外交事务，都看不起他。汪在南非不久，即辞职回国。继任者是雷炳扬。一九三五年，雷又调任别处，总领事馆就形同关门大吉了。直到抗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派宋发祥为总领事，他还带了一大批领事、副领事、随习领事等等前来。但只是人员增多，对华侨利益，却没有任何关心或保护的表现。宋发祥调任后，改派童德乾来任，不久童即病死。童死后由时昭瀛充任，此人只会饮酒、跳舞，且看不起华侨。时以前历任领事，虽无作为，对华侨尚能敷衍或拉拢，而时则根本看不起华侨，华侨自然更看不起他。直至我一九四六年回国总领事仍为时昭瀛。

总之，这些所谓领事，除了有时能代华侨买些酒之外，就没有为华侨办过什么好事了。一般的交涉反而不如华侨自己“快捷妥当”。因为南非殖民当局一样是贪污成性，华侨与他们交涉时，往往以钱通之即能成事。而不必经过徒具虚名的“领事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反动派之外交机构是一个官僚架子，只会敛钱，而不能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所以不能获得华侨的信任。

战前华侨回国去领事馆取护照，实是出于爱国心，尊重祖国而已。当时的护照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华侨回国，重入南非，是靠当地移民局发的执照。而旅途中经过英属的地区多属“自由港”，无需护照，如经非英属如荷属东印度的雅加达，法属安南时，华侨如想登岸，坐头等二等仓的可由船长担保，坐三等仓的华侨非有要事经船长代为担保者，则留在船上。因此也用不着护照。至若回到祖国，护照更无用处了，假如出示护照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官僚劣绅反以华侨为肥肉，尤其海关的检查员，对华侨的勒索较之普通旅客更甚。

五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华侨出于爱国热情，竟相捐献。每个华侨除按月捐款外，凡有“寒衣捐”、“伤兵之友”捐款、“飞机捐”等等莫不踊跃捐输。他们对蒋介石伪政权巧立名目剥取侨汇的伎俩，当时尚未认识清楚。结果是源源侨汇尽入四大家族的硕硕巨囊。

除了蒋邦所定下的捐款名目之外，华侨还在南非各城市举办“中国周”进行义卖、劝捐。这些捐款工作都由当地华侨救国后援会总其成，将款直寄财政部。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不能直接通汇，则汇寄伦敦中国银行收转。从抗日战争起直至抗日战年胜利之日，捐款从未间断。计各种捐款为数在七十万金镑以上（其中海员捐款约有一万镑。）在海外各地华侨的捐款当中，如果以人数作平均比例，则南非华侨所捐的款数是比较多的。

蒋邦剥取侨汇最多的，是所谓“爱国储蓄”。当时蒋邦欺骗华侨，发行一种所谓“爱国储蓄券”，说这种券可以保本付值，有八厘利息。华侨信以为真，且以身在海外，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难以保持。不如将历年积蓄尽行认购，一则属爱国义举，再则将来回国也有一笔资金作依靠。于是争相认购。前后认购数额达五十万镑之多，约占华侨捐款总数（七十万镑）的百分之八十。认购“爱国储蓄券”者绝大多数是中下层华侨，他们都是倾囊而出，后来所受到的损失亦最惨重。

玻埠一位热心捐款的刘浮初老人，时年已八十多岁。他想到自己老了，曾将私蓄买了标准银行（与汇丰银行是联号）的汇票八百镑（这种汇票可以长期存储，亦可随时向当地或香港汇丰银行兑取）。刘浮初平日将汇票小心卷成小纸条状，缝藏于西装背心中，作为防老应变之用，那一次也被扫数骗去。当时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陈树人曾书“毁家纾难”、国府主席林森则书“卜式输财”作为空头奖励。约翰内斯堡华侨任锡辉（顺德人）以一百镑之数分批认购，先后共被骗去五千镑。购“储蓄券”多者如谭祺、林岳云等动辄二三千镑。结果都涓滴无偿，化为乌有。类似这等事情，在南非华侨当中举不胜举。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华侨对蒋邦榨取侨汇之事，已较清楚。且以伪币不断贬值，心知不妙。但以远离祖国，无法追取。于是曾集资派我回来向蒋邦交涉。一九四六年我由南非回到南京。随即写信给蒋介石要他“体念侨艰，维持信用，”将购“储蓄券”之值以外币偿付。蒋介石则批交陈立夫和俞鸿钧处理。陈、俞约我面谈，并请我到南京浣花酒店吃饭。两人口头称许华侨爱国，但一谈到偿还“储蓄券”的问题，就马上推诿。说如果用外币偿还，则“政府”有困难。不如按买“储蓄券”的款额多少，分作甲、乙、丙、丁四等，分别给予奖章或奖状。还打起官腔说要通过领事馆调查以后再行核发云云。我知道所谓奖章、奖状自然是一钱不值的东西，但也无可奈何。随后陈、俞即叫人用汽车送我回到华侨招待所。我在南非时是劝捐人之一；不少亲友已将历年积蓄尽数认购，如此空手回去，有负侨胞重托，能有面见“江东父老”乎！于是心情矛盾，从此没有再到南非去。据悉，后来连这种骗人的“奖章”、“奖状”也没有发，索性不了了之。这五十万镑华侨血汗换来的巨款，则尽入四大家族的硕硕私囊。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蒋帮侵吞华侨救灾捐款的事。1943年广东大旱，国民党反动政权不顾民瘼，以致广东各地饿死不少人。华侨得悉此事，十分关心，更以乡梓情深，马上发起捐款救灾。南非客属华侨在林岳云、叶举兰等倡议下，十日之内捐了七千镑，汇寄伪财政部，指定为救济梅县灾民用。这笔款汇出后却音讯全无，引起华侨莫大焦虑。1946年我回国时，客属华侨以此事相托，要我查访究竟。我为此曾到梅县县政府查问，当时县长温克威答以此事应属上一任县长梁国材处理，当时梁已卸任他往。但档案中全无有关此事之片纸只字纪录。我再查询国民党财政部，则云已发回广东省府转梅县去了。此项明显侵吞侨款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可见蒋帮是如何残民以自肥，非但见死不救，而且要抢夺救济饥民之口粮。言之确实令人齿冷！

（本文刊登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