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漂洋过海去日本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出生于中山县翠微乡的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父亲吴肇扬是个塾师，在旧社会“唔（不）穷唔（不）教学”，贫困的生活，经常饔飧不继，朝不保夕。母亲李氏，是个基督教信徒，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人，我居第三。因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三妹卖给人家，又把我给伯父作承继儿，不幸，伯父过早去世，我只得回家和弟妹在一起熬苦。我刚满十二岁时，因父母在乡穷得再难为活，迫不得已背井离乡逃荒去了。我们一家流浪到上海。但是，旧中国“到处乌鸦一样黑”，穷人毕竟是穷人，同样走投无路。

一九二三年，我母亲得教友林紫桓资助和介绍我父亲前往日本横滨，在一所华侨办的大同学校当教师，从此家庭经济才有了转机，接着母亲和我及弟妹们分批东渡到了横滨。

横滨是日本第一大商港，位于东京湾西岸，水深可容巨舶湾泊，当太平洋要冲。欧亚商船，群集于此。十九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农业国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发展了商业资本，同时受了西人东来的刺激，被强迫开关，和外人通商（主要是英、美、荷），新兴买办资产阶级逐渐强大。横滨海岸上，开始矗立起一座座洋行、银行大楼。外国资本家喜欢雇中国人做买办，这一职业成为华人在日本独享的权利。明清以来，中国沿海最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影响，大量中国人向海外移殖，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于是大批中国人来日本横滨侨居，到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前为止，横滨就有华侨二万多人，其中广东人最多，达百分之九十。其他如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只占百分之十。

横滨的中国人都集中聚居在一个地区，叫做“唐人街”，初时仅有一条南家町（街），后改名中华町。由于侨居人口日增，商业发展，中华町便逐渐扩大成为一个“用”字形的华人商业住宅区，街道纵横，楼房栉比，店户林立，华人经营的商业，七十二行具备。其中以办庄：食粮、杂货为主，餐馆、洋服、剪发。藤织业最出色，如“中华料理”，素负盛名。会馆组织，在侨居地是华侨活动的中心。在横滨按阶层、行业组织的会馆，计有：

中华织商会、中华会馆、华厨工会、青年会、妇女会、基督教圣公会、和亲会。

同乡会有：四邑会所（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三江公所（浙江、江苏、江西）、三邑同乡会（南海、番禺、顺德）、要(高要)、明（高明）同乡会、中山同乡会、福建同乡会等。各会所的团体经费靠捐募维持，分月捐、年捐、临时捐种种。举凡侨办学校经费之拨给，公益、慈善事业之补助等，都从这里开支。这些团体机构，做过许多好事，如为年老、贫苦的侨胞买船票回乡，免其沦落异国，遇有贫困死亡无以为葬的，为之善后。华侨为了联络感情，每年都举办各种聚餐会，如十人长寿会，欢迎、欢送会，临时的招待会等。

二、 决心为华侨教育服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日木横滨，凭借当地大资本家的财力，在唐人街首次开办大同学校，作为保皇党宣传活动的机关。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日本横滨也设立同盟会。华侨参加同盟会的，多数是华侨中的中下层人物，也有一些同情革命的工商业家参与。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曾东渡目本，另行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后改国民党）。同时，为了宣传革命主张，唤醒华侨，揭露保皇党的阴谋，在爱国华侨的倡导资助、并得到日本开明人士头山满的支持下，建立了一间华侨学校，由陈树人当校长。自此以后，保皇党分子，亦不少转入国民觉，大同学校内部，往往因政见不同，时起争辩。此时革命党与保皇党已公开论战，保皇党以“君主立宪”为诱饵，革命党以“倒满兴汉”为号召，针锋相对。学校学生之间也斗争激烈，常在街上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

在横滨除大同、华侨两校外，尚有一间由江苏、浙江、江西三省人办的三江学校，学生只百多人（广东人不收），校长是孔六生，孔对党派斗争持中庸态度。该校学制系九年，即高小三年、初小四年、实科二年。我当时和我父亲在大同学校当教师，我边教学，边利用业余时间，日夜勤奋，先后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东京专修大学，完成了一系列大学课程。

一九二三年九月，关东大地震发生，横滨全市道浩劫，三间华侨学校也都化为灰烬。复兴后，我父亲和我与韦华敦、杨逸庵二位朋友及女教师卢少金等，合力将以前的大同、华侨、三江三间学校合并为一间，称广东学校，由我父亲当校长。经费则由我的亲戚、侨领鲍博公设法支持。一下子就有七十多人就学，后来又扩展为中华公立学校，我父亲仍蝉联校长，我当教务主任。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我全家准备回国，但鲍博公坚决挽留我维持学校，我以侨胞子弟教育为重，决定打消原意，只有我父亲母亲及我爱人和儿子回上海。我乃与何乃泽、黄文雄、黄楚鸾（女）、刘艳莲（女）几位老师继续留校维持学务，但此时学生人数已由七百多人减剩八十来个人，我们仍坚持下去，用复式教学坚持上课。但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南京沦陷日军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加强法西斯统治，日本警察竟以“莫须有”，诬我以“间谍潜伏活动罪”，将我逮捕，投进监狱，历时三个月始得鲍博公营救出狱。此时，我的妻子闻讯，从乡间携同儿女回日本看我，我出狱后继续办学校，但日警却约法三章，只准我在横滨唐人街范围内活动，不得外出。一九四五年，美机空袭日本时，学校被毁。

日本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一九四七年中华公立学校在中华会馆的策动下开始恢复，先设立校董会。当时我已转营商业，离开横滨去了东京，但众人仍推选我担任第一任董事长。我们计划将学校扩充为中学体制，附设小学，老师均聘请留日大学生担任，惟中华会馆学务理事（侨办学校由此机构掌握的）李殿英独断专权，未经校董会批准，便强派陈某来滥充校长，遂引起全体师生反对。师生乃举行罢课，坚持六七个月之久。后来，中华总会长张方广亲来东京，恳求我回横滨解决纠纷，说非我莫属。我初婉辞拒绝，后经张会长与学董们作出种种保证，我乃以华侨教育为重，回校解决争端。我提出四个解决条件：

（1）积欠教师半年工资，应即全部清发；（2）中华公立学校学务委员会交出权力，校长从新改选；（3)提出扩建新校舍开办中学计划；（4）由校董会发动侨胞大力劝捐，筹募基金。结果，全部接受了我提出的四个条件，並推选我为新校董会董事长。半年之后，按计划建了新校，办了中学。中小学生达八百多人。落成之日，我特礼请商震（中国进驻军团长）、谢冰心（中国名女作家）等来横滨参加剪彩典礼。侨胞兴高采烈，舞狮、舞龙，喜炮喧天。从此中华公立学校焕然一新，蒸蒸日上，揭开了横滨华侨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祖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台湾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驻在日本东京。团长为何世礼（香港何东爵士的儿子）。一天，何来横滨中华公立学校视察，一眼看见墙上张贴的学生文章中有“解放中国”四个字，便勃然大怒，诬蔑这间学校是“共产化”。当即向陪同他来的横滨总领事孙某指示破坏。果然不久，孙某便唆使姓王的特务，带来二百名日本警察，恐吓威胁，赶走全部教师，占领了学校，王某自称校长，学校遂引起分裂。

后来有十一位爱国华侨，仗义执言（记得其中有何肖胭、曾祖记），不值何世礼之所为，将自己的房屋腾出来作临时校舍，收容六百多学生复学。而王某武力胁持着仅有一百名学生的原校，分庭抗礼。一场斗争又激烈展开。我的女婿张家元教师被捕，我的儿子是学生，也被日警拉走。幸有华侨群起赞助，特别值得一写的北朝鲜留居日本的朋友，也争先恐后捐义款接济；何香凝委员长特从伦敦汇来日金几十万元。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终于取得这次斗争的伟大胜利。在横滨中区山手町，重建中华公立学校，使横滨华侨教育革命正统得到保持，并发扬光大。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力量。

三、 关东大地震九死一生

由于火山爆发，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是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七分，我正从学校下班回家，突然，天旋地转，山崩地裂。接着听到楼倾屋塌，哭声震天，周围火烟弥漫，封住去路，地壳在颤动，好似末日临头。我只得紧抱着路边一根电灯柱，眼看着对面耀昌公司三层大楼在摇摇欲坠，我想拔脚走避，但走不动，我一阵昏眩，“隆”的一声，把我惊醒，原来旁边的短墙倒下来，把我的右半身压住，动弹不得，一阵疼痛直入心脾，只好拼命挣扎，才脱了险。忽然在瓦堆中听到有广东人叫救命声，我住了脚，想用双手扒开砖瓦时，才发觉自己的右手肩关节已脱臼，而且肋骨伤势也很重，我忍着剧痛，用力把脱了臼的手安回原位。血流如注，但仍继续手脚一齐来，把碎砖瓦挖开，救出三个广东侨胞。他们说下边还有人埋着，可我此时浑身已像瘫痪了一样，无能为力，只好寻路回家，路上又遇见自己的一个学生，卧在地上求救，他的一只脚被塌墙压住，我想将他拉出来，却拖不出。此时，有个日本人经过见状，用猛力一拉，才把学生的脚拔了出来，可是脚被扯断了，日人便将他抱到河边去救护。

几经艰苦，我才寻得路回到家，看到我住的二楼也塌了，上层压住下层，下层的邻居奥样（女主人）和孩子都被压成泥饼一样，血肉模糊，目不忍睹！听说邻居一个孕妇，也被压在底下，有人叫我去救她，我见到她的尸体已被压成扁扁的，像柿饼一样。我转身从窗口爬上二楼，边爬边喊“阿婶！阿婶！”叫我的母亲，没人应。原来我父母和两个妹妹都被压在板木下边，奄奄一息，我费尽力气，才将他们救出来。我背着母亲，大妹背着小妹，蹒跚跟着父亲走，想去公园球场，看见园门已被烟火封住，便转头折向河边去，但又过不了桥。周围火烟通天，热浪沸腾，空气令人窒息，我背住母亲只好伏地作呼吸，一步一蹶地到了河边。但回顾父亲和二妹又都走失了。只见河上来了一只海军救生船，我背着母亲跳上船去，母亲背上的衣衫被热浪烤着了火，一个少年海员频频将海水浇她身上，一阵热浪涌来，海员被卷到海里去没了顶。我忙将身上衣服脱下，浸透海水盖在母亲背上，我自己跳下海，扶着船舷，一阵热浪吹来，就一头潜入水中，如是反复不知几多遍。经过五六个钟头的挣扎，见母亲仍未死，再背上她去寻找父亲和妹妹们。 在路上，举目四望，偌大一个繁华的横滨市，不到半天，便变成个废圩。满眼是断壁颓垣，死尸遍地，电车汽车烧成废铁，车上的乘客尸体层叠堆积，地陷裂痕斑斑，其中不知坑埋了多少人。在公园草坪、球场避难的人，全都死光了，尸体堆积如山。不幸中之万幸，我们没进公园去，否则也难幸免。在海边，我意外地寻回走失的两个妹妹，但父亲仍无踪迹。听说这里发生过海啸，也卷去了不少人。我便背着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走向郊外，登上一个小丘，时已入夜，我们就在一个寂静无人的华侨别墅的院子内睡下。 第二天，望见海边聚集了许多人，都是侨胞，群聚在这里，期望候到一只外国船来救援。大家都饿了，一口水也没得喝，等了六天才见一只荷兰的万吨芝沙力号船来。船上的买办水手全是广东人，他们用一只救生艇，载来一些饼干分给我们，但僧多粥少，也难抢到一块。船员们又对众声称，只救援妇孺老弱，我母和两妹，虽被接救，却不准我上船，但母妹们怎能舍离我而去呢！乘船急于开行的忙乱中我钻上船去，混入人丛里，意外地在船上遇见了久寻不见的父亲，真是喜出望外！据说他在海啸时，被海浪卷入海去，幸好他抱住一根大木头，随浪逐流，不致沉没；后来一个大浪又将他卷回岸上，被人救起，始庆生还，不期又在船上相遇。

经过一日一夜之后，船安抵神户。神户偏于关西，地震没有受到影响。神户中华会馆极尽同胞之谊，济食、赠衣、分钱，热情周到。我家每人领得日币十元，一张毛毡。至今每一念及，尤感不能忘！我父亲被介绍到华强学校去当教师，我则参加到神户救灾组织中去，每日在码头、车站接应由关东、横滨各地来的难侨和难船。我的母亲和妹妹则在中华会馆住下休养。不久，我和母亲、二妹由神户中华会馆船送回国。同船的侨胞有数百人，在船上几天里，各人自我介绍这次逃难的经历，几乎没有一家是全家平安上船的，人人的随身财物都抛却一空，有的人身上只剩得一条短裤，大多是衣衫褴褛，仅可蔽身。我们当中，有的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有的是家散人亡，横滨中华会馆的会长鲍伟昭则是全家遭殃。

船到上海，军阀统治下的政府对难侨置之不理，我们一家四口，只得自己想办法在四川路的空铺住下，后来才在东亚酒店找到卅年前介绍我去日本的恩人林紫恒。他设法介绍我到先施公司卖鞋门市部去当售货员，算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三月，我接到横滨太古洋行买办陈兆三的信，他催我速返横滨办理学校复兴工作，我便别了母亲和妹妹，匆匆起程回到横滨市。疮痍满目，善后工作真不知从何做起？更伤心的是，一天在海边偶然见到我的叔父吴观实，他一见我便跪在地上，用颤手摇着一个小铁罐给我看，边摇边对我说：“老侄，我一家八口的骨头，都在这里了！唉！”听来多么令人心酸！原来他还在四处寻找亲人的碎骨头呀！之前我曾听人说我的未婚妻侨女陈妙燕一家地震时被塌屋压住叫救命，现在情况不知如何，我特自跑到她的原居探听，仍见乱木纵横，尚未有人清扫，我在砖砾中拾回三个骷髅，看模型分辨，估计就是我的未婚妻、岳母和小舅的头骨。据邻居说，我的岳父陈庭辉因地震时还在洋行上班不在家，幸未压死，但后来因受刺激过度，发神经病死了。

关东地震，仅横滨一隅之地，由我经手运埋或亲眼见的尸体就达八千余具，在我原住处附近的一个地段，就有三千多具。人间何世？至今思之，尤觉毛骨悚然！

四、 空袭下再遭浩劫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侵占我国东三省，一九三七年，又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其后于一九四一年，发动太平洋战争，进犯南洋、东南亚，与德国纳粹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蒂莫索里尼勾结一起，掀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连年战祸，处在法西斯军阀统治下的日本人民与华侨，都同样遭受比关东大地震更惨的空前浩劫，据不完全估计，战争中日本三岛死亡的人数几达千万。

“七七”爆发中日战争后，日本各地包括横滨在内的华侨，都盼望祖国派船来接运归国，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置之不理，此时，洋行、银行、办庄无业可做，员工被解雇，华人经营的几个行业如洋服、餐馆、面铺，都相继歇业。日本是个岛国，生活上的主副食品，物品原料，平日全赖进口，不能自给。战后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除了由满洲运来少量霉烂了的米粮、豆饼外，其他物资都付缺如。日本人和华侨一样，出高价抢购变黑了的谷米，用这些混杂着糠和豆饼，煮熟了鸡也不吃的东西来充饥。鱼、肉难吃到，蔬菜也少有，日本人每顿饭少不了的“（シリ）汤”（用豆腐、大蒜、酱料煮成的一种汤）更难想望了。有些华侨迫不得已，千辛万苦走入山区、乡下去搜购一点番薯、萝卜、蔬菜回来，算是无价之宝。这些东西要用旧衣物交换才得。而且长途跋涉，还要巧避岗哨。凌晨五时起程，每到深夜十二时后才得返回，如果途中遇到坏人截抢，或日警没收，尽化为乌有。日警、暗探，每乔装四出侦查、监视，为非作歹，防不胜防。所以买得到手，安全带回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少数几个人，有一次，我也效法去冒险，回程遇着下大雪，雪深及膝，不能通行，只好坐在人家门口熬到天亮。去车站候车时，又从早等到晚，很难才买到八只鸡蛋，全被我吃光，结果还是空手回来。尽管如此，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毕竟是友好的，他们常常设法暗中掩护与帮助我们去买，乡下的农民也欢迎卖东西给华侨，总是另眼相看。有不少失业的侨胞就利用自己这种社会关系，不辞劳苦，天天下乡去贩运食物回来。因之，部份已停业了的中国餐馆本人也闻风顿饱饭。日以进去吃一有钱，就可开业。只要又恢复踵至，门限为穿。

在战时的日本，百姓最徬徨的两件事，除了吃之外，就是“走飞机”。每天一睁开眼就是呜、呜、呜的警报声，震人心悸！较宽裕的人家都搬到轻井泽山区去了，我也为侨胞请命，向当时汪伪政权驻横滨的总领事鲍文（本是我的亲戚）请求把横滨的妇孺侨胞，分批疏散到轻井泽山区暂避，横竖那里也有许多空着的避暑山庄、旅舍，不愁没处安置。但这位汉奸领事对华侨漠不关心，见死不救，自己却悄悄地携眷潜逃，跑回香港元朗享清福去了。我们横滨千百华侨只得在日日夜夜的空袭中，坐以待毙！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美国的B29型空中堡垒飞机六百架，大举向日本横滨市区作地毡式轰炸，投下四十万颗夷烧弹，日本房屋绝大部分是木屋，干柴烈火，火乘风势，至下午三时，不到一天横滨全市顿成焦土。钢筋三合土大楼歪歪斜斜，高射炮也弯弯曲曲，当大空袭时，我的十七岁的儿子，和十六岁的女儿都走散了，只剩我和妻子乱钻乱跑，正想走进防空洞，我的胸部就被弹片炸伤了。妻子急忙把我扶入防空洞内，此时四周火光冲天，硝烟弥漫，连海水也在燃烧，成了茫茫火海，热浪一阵阵袭来，人的呼吸也窒息了。到晚上六时后，儿子才走回来，我们大家都饿了一整天，只好从地上捡回烧焦了的米当晚餐，女儿仍失踪。大家蜷缩在焦土上，熬过一宵。翌日，听说英国汇丰银行地下室聚集有许多难民，果然我们在那里寻回女儿，但可怜她衣袄都被烧烂了，腿也受了重伤。许多无家可归的人，用破板、铁皮搭着临时住居，我们也照样搭了一间来歇息。幸好我们尚有七百元钱，便到乡下买来两床被和一点衣物。人们整天在街上排队买白薯。

我胸部的伤口，和女儿的腿伤都得不到医药治疗。女儿的伤势日甚，并发了伤寒症，发着高烧，又传染到儿子身上。我背着女儿，妻扶着儿子去找医生，几经艰难才找到一所烧得只剩个空外壳的医院，里面虽有医生，却没有药，更无医疗器具，大家面面相觑，默默无言。女儿最后因剧痛而死。邻居一个日本人是木工，不要一分钱替我做了一副棺木，将女儿送上山火葬。不料半途遇上空袭，棺木从半山腰滚了下去，待到警报解除，才将棺木寻回修整好，草草火葬。我回到医院，见妻子抱着病儿，说不出一句话。我儿说口渴，想喝冰水，可这时那里来的冰呢?不到一个星期，儿子也去世了。他的棺木还是那位好心的日本木工送的，但儿子个儿高，棺木短小装不下，双脚翘在上面，想火葬又无木炭，找了三天，才找到一些烧焦了的木板、木屑，火葬了事。

是年八月，在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和苏军强大的攻势下，打垮了日本所谓精锐之师七十万关东军，日本法西斯头子慌了手脚，日本全国上下惶惶终日。过去在横滨街头，常看到一群群日本妇女，手拿着一条白布和针线，请过路人缝一针，叫做“千人针”，据说以此物寄给战场上的丈夫或儿子，他们便不会战死。还常见男男女女整齐地站在街道两旁，手持太阳旗欢送出征军人的兴高采烈情景。现在却换上一个阴沉的场面，欢笑变成痛哭，手中的太阳旗换成一个个亲人的骨灰盒，多么强烈的对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昭和被迫宣布投降。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的下场。

日本投降，对饱经战争创伤的我来说，是值得高兴一番的，无奈此时，我的妻子受儿女伤寒的传染，病势岌岌可危。虽得我的学生杨德医学博士关照，入了一间战后唯一仅存的医院。在医院又得我的学生麦德元医生周到的诊治，终因病情过重，无法挽救，继儿女之后，不到两个月，我妻亦相继死亡。此时此刻，我悲恸欲绝，不言可知！记得大空袭初时，为了安全，我曾将女儿疏散到轻井泽去，后来她的母亲又写信要她回来，我问妻子什么缘故，她说：“大难当头，我们骨肉死也要死在一块呀！”岂知此语不幸而言中，唐人元稹悼亡诗就有两句：“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人生至此，能不喟叹！

我在大空袭时受的胸伤，经过适当的治疗后痊愈了。出院时，虽皮黄骨瘦，孱弱不堪，挂着一根手杖，孑然一身。幸得我的女学生黄楚骞（横滨耀祥公司大老板陈润琪的妻子）的资助，送我五百元现金，并经常买许多美国高级营养品给我滋补，我的体力很快恢复了。她还准备在东京开设一间紫园中国高级餐厅，聘我做总经理，议定将餐厅纯利收入百分之十作为我的报酬。一九四六年三月，餐厅开张了，门庭如市，日夜满座，不到几个月，便赚了大钱。人们就传说着：“吴伯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少大老板都想争取我合作经营生意。的确，在空袭中损失最惨重的是我，全家只剩我一个人。但我从来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我勤劳的两手，一个坚强的意志，乐观主义思想，和助人为乐的心愿。我一手经理的紫园餐厅发达后，还先后当过日本侨益企业公司的董事和副经理、东京西餐馆狮子林的董事、大来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东京东亚舞厅的董事等职务，这战后十年中，是我经济最充裕的时期。

东京、横滨的大老板们，战后都把我当作“摇钱树”，实在可笑！其实，这都不是我的什么“后福”或“独特的才能”，事物的发展是有它客观的规律的。战后的日本，已从侵略者的地位，变为被美国统治的地位，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凌驾于日本天皇之上，成为日本的一个太上皇。日本是战败国，日本人的企业、商业无自主权，一切操纵外人手上，如粮、油、糖、肉这几种主副食品，规定不准日本人经营。中国算是个战胜国之一，日本人不准做的生意，华侨可以经营，因此，中国餐馆生意兴隆。每逢星期假日，日本人拖男带女来唐人街游逛，做洋服，买中国食品。由于经济不断上升，战时破产了的华侨都翻了身，同我一样用破板、铁皮搭的棚寮，都改建为新型的住宅，唐人街的南京路改作中华街，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美奂美轮，“支那人”这时才吐了一口气，日本警察也一反往常对华侨的傲气，变得客客气气了。

五、 洪进山事件始末

洪进山先生事件，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的月杪。

洪进山原籍台湾人，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公务人员，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他是一个精忠爱国的侨胞。祖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友好使者廖承志、李德全同志访问过日本。洪进山热烈响应祖国的召唤，志愿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他亲自到东京华侨总会恳请护送回北京。当时总会主事人表示欢迎，遂安排他于十一月并往中国天津的日本船“兴安丸”，随同第六批一百五十五名归国华侨回国。该船是停泊在舞鹤港的，届时，洪进山先生将从东京乘车去舞鹤港搭船。不料，深夜二时，车到名古屋，突被六十多名日本武装警察逮捕，一时莫明所以。后查知原来是台湾串通日本警视厅所干的，意欲破坏华侨归国的勾当。翌晨，搭乘“兴安丸”的华侨正准备搬行李下船，忽接东京华侨总会长途电话通知，说洪进山无辜被捕，在他未释放前，大家不要上船，听候解决。当时我也是第六批归国华侨中的一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群情激愤，立即召开全体归侨会议，临时成立营救洪进山小组进行营救。众推我为主任，我的学生钟广华为副主任。我首先自己出钱用五千元拍发了两封电报给人民政府中央侨务主任何香凝，和中国红十字会长李德全；一面向日本各报馆记者发表声明抗议，同时向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等三个友好团体呼吁援助，由东京华侨总会会长陈琨旺出面，向日本警视厅交涉。此事传开后，日记者几十人频来找我们采访消息。我们一致表示，“要为洪进山案斗争到底”，“不放人，不上船归国”。我当时曾写过一首诗：

舞鹤起旋风，

斗争胆量雄。

全凭群策力，

大可告成功！

借以策动人心，团结一致，不成功不罢休。

是日午夜十二时许，东京日政府派来了三个官员，要求和我们谈判。起初妄想利诱我们上船，一计不成，又以“不上船不开饭”相要挟，我们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不愁没得吃。全日本的华侨，包括你们的友好国民都同情支持我们，我们有的是吃不完的各界送来的干粮。要知道，你们留在中国天津等候归国的日侨，比我们多几倍，我们同样可以不给他们开饭，谁害谁利？请你考虑清楚。”“你们要我国政府遣送日侨三万人，我们只要求你放洪进山一人。”“洪进山归国是日本政府外务省批准的，你警视厅是为日本政府服务还是替台湾蒋的政权当走狗！?”他们理屈词穷，灰溜溜地走了。当时，日本全国电视台也都争相拍摄这幕好镜头，我的妻子在东京看到电视后，乃由邮电汇我日金五千元，以支援我作斗争。听说邮电局的职员看到我吴伯康三个字，也说了一声“衣拉司多尼！”（意思是了不起的人）。

经过全体归侨日日夜夜的斗争，在全日本爱国华侨与友好日本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祖国人民政府的声援下，日本政府亦知理亏，不得已答应释放洪进山，条件是要我们这第六批一百五十五人乘船先行，洪进山搭下一批船回国。起初我们还有疑虑，后经日本三个友好团体和东京华侨总会作保证，我们才肯签名，全体上船回国。当船抵门司时，已证实洪进山被释放并决定搭下一次船回国，于此，轰动一时的洪进山事件最后取得伟大的胜利。

我们乘坐的兴安丸到达天津时，北京特派张专员及侨务委员杨春松同志（他是我在日本的朋友）前来接船。天津市的市长召开了二千多人的群众欢迎大会，设盛筵招待，并引领我们全体侨胞到北京参观游览。海外孤儿，第一次感受到祖国的温暖。真像婴儿之再投慈母。

洪进山先生回国后服务于中央全国侨联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我侨居日本三十二年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也以洪进山事件获得完满解决而告终，引以为慰。别了，日本！

（本文刊登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