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娜，女，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华人社会、跨国移民、海外华商；刘宏，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全球化、国际人才战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略）。随着中国经济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以往的跨国性研究多从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互动来进行探讨，论文则揭示了看待海归跨国实践的反方向视角，提出“跨国文化资本”这一概念，重点探究中国如何将这一群体纳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以及这一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所显现的机制与特征。

自2000 年以来，海归专业人士数量快速增长。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共有585.71 万名出国留学生，截至 2018 年底，已有365.14 万人归国。本文聚焦于科技企业家这一群体，他们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当代归侨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有关归国人才和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大部分研究是从“人才循环”或者人力资本的角度来探究归国人才的回归、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经济和科技进步的影响。事实上，海归现象的产生不仅仅归因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兴起，更与中国政府的引才政策以及相关的制度环境发展（如政策、规范和规则等） 密切相关。但对中国如何与海外人才互动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将其纳入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尚未有充分的研究。关于国家与企业家的互动，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制度环境、行政效率等对企业家精神及资源获取有着密切关系。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以制度空间为视角，探究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将归国科技企业家这一群体转化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高技术移民不仅扮演着经济角色，在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同样发挥着作用。然而，后者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本文希冀通过探讨中国与归国科技企业家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互动，来弥补这一不足。最后，本文对移民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及与归国科技企业家、国家三者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2016 年至2018 年间对66 位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小组座谈、问卷调查或深度访谈（以面对面或电话方式），同时结合其他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参与性观察和对档案及媒体数据的内容分析等。这些调查对象或来自国外如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或分布在国内的不同城市，如深圳、广州、上海、厦门和北京。这种多点田野调查有助于整体提升本研究的客观性、多样性和普遍性。为了缩小样本的偏差，本文的调查对象来自不同的科技创业领域，工作年限、移居国等也各不相同。表1 显示了66 位受访者的信息，包括身份背景、移居国、商业领域、最高学历和工作领域等。

一、研究路径：“跨国文化资本”的提出

根据身份特征的不同，归国科技企业家可划分为两大群体：第一个群体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第二个群体仍然保留中国公民身份，其中一部分在归国之前已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还有一部分凭借学生准证或工作准证在海外读书或工作。无论拥有何种身份，这两个群体都具有选择留在海外的能力。事实上，受访者中90% 的人表示，如果在中国生活或发展得不如意，他们有可能选择再次回到国外。对于归国专业人士而言，回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永远留在中国，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期望利用自己国内国外的成长背景来寻求发展新机遇，尽管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一场“冒险”。这些归国专业人士和其他归国人员不同，他们依然保持着跨国身份认同，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外国公民身份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子女大多数在海外接受教育，部分家人仍然在海外生活，并且在退休后，他们通常计划返回海外移居国生活。因此，本文在论述中注重突出归国科技企业家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和跨国性特征。

本文提出“跨国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与归国科技企业家之间的互动。“跨国文化资本”源自“文化资本”。布尔迪厄（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三种资本形式之一（其他两种分别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文化资本在华商研究领域几经讨论，如儒家价值观和人力资本等。本文侧重从跨国视角来分析归国科技企业家的文化资本。那么，什么是“跨国文化资本”呢？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以思想与身体的持续性情的形式存在，以文化商品（图片、书籍、字典等）的形式存在，以一种制度形式存在，如学历资格。基于此，“跨国文化资本”强调文化资本在跨国环境中的动力、运作、结果、局限及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在具体指向上，它特指归国科技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包括教育、智力、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和其他可以跨越国界进行转移的文化经历等。跨国文化资本成为归国科技企业家的独特优势，国家通过衡量跨国文化资本，来判断归国科技企业家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最终来塑造企业家精神。

在文化资本如何转化为经济资本方面，制度一直是讨论的重点。比如，布尔迪厄强调了教育体系在文化资本转化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并且有可能以教育资格的形式制度化。本文通过对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政策制度环境下的考察，强调“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政治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科技企业家在将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过程中起着推动和限制的双重作用。目前，对政治资本的定义大多集中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它指的是政治家用于达致政治目的的一种无形资产。在本文中，政治资本来自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政府机构，主要指归国科技企业家在积极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政府的经济支持、技术和成就的官方认可、建立与政府的网络关系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影响和塑造着归国科技企业家及其角色。

二、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形成

在海归浪潮的背景下，归国科技企业家在过去十多年表现得十分活跃。目前，归国科技企业家的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但许多证据显示，归国人员创办的高科技企业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如2001 年，全国共有约3000 家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建的企业。两年后，增长到5000 家。最近，这一数字已大幅增长，超过2.7 万家。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多种因素，除了全球化加速、世界科技创新潮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些宏观因素外，中国政府在吸引海外华侨华人人才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型，国家侨务政策在2000 年以后有了显著变化，由引进外国资本为主转为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尤其是2014 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号召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创新型科技企业增长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吸引海外留学的专业人士回国发展创新型产业。早在2001 年，国家便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更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回国经营高科技企业。此后，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提供丰厚的资金支持、免费住房等，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国家级）、“珠江人才计划”（省级，广东）、“孔雀计划”（市级，深圳）、“530 计划”（市级，无锡）以及“百人计划”（中科院系统）等等。2016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也启动了“万侨创新行动”，该项目强调两点：一是鼓励海归人才投身于创新创业活动；二是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增强沟通与合作，吸引有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回国。

除上述政策外，在2018 年3 月国家机构改革之前，在中央层面的“五侨”机构设有专属部门，负责华侨华人科技及经济事务，如侨办和侨联都分别设置了“经济科技司”或“经济科技部”。

在实践层面，中国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海外人才招聘活动。在国内，一系列针对海外人才的交流会定期举办，为他们和国内企业建立联系搭建桥梁。这些交流会通常每年或每两年在国内的各大主要城市举办。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外人才项目交流平台，“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自1998年至2017 年已举办了18 届。截至2017 年，到广州参会的海外人才总数已经超过4 万人。此外，中国也积极到国外与海外专业人才建立联系。早在2009 年，侨办即派出代表在美国的各大主要城市（如纽约和波士顿）举办论坛。这些论坛旨在给海外专业人士介绍中国的经济机会、科技发展及优惠政策等，以吸引人才归国。在地方政府层面，以深圳为例，已多次赴海外举行人才招聘活动，足迹覆盖北美、欧洲和大洋洲。这些努力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几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决定回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尤其是海外宣传向他们展示了中国已成为创业人士的沃土。

此外，政府还在一些海外华人专业社团建立了联络处。例如，2017 年山东省政府在全球15 个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建立了30 个海外联络处。这些联络处均依托于华人专业社团，涉及生物医学、信息技术、自动化产业等相关领域。在2013 年和2014 年，这些联络处共推荐了超过70 名专家参与在山东举行的人才交流会，签订了68 个创业项目。

总之，为了促使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国家搭建了一个积极有效的制度化平台来引进海外人才，并与之建立了跨国联系网络。

三、解构“跨国文化资本”

与传统类型的华人企业家相比，科技型企业家具有一些显著特点。在教育和社会背景方面，这些科技企业家拥有海内外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他们一般在国内长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20 世纪80 年代后到海外深造，通常在发达国家获得了更高的学位。这一点和其他华人企业家有所不同，如在1949 年之前移民的华人企业家通常受教育程度不高，而在国外出生的华裔企业家尽管在海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却缺乏国内的教育和社会经历。从移居国来看，华人科技企业家主要来自经济和科技水平先进的发达国家。在66 位被调查者中，有19 位来自西欧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比利时；有35 位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有12 位来自亚太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传统华人企业家大都来自经济和科技水平欠发达的东南亚地区（新加坡除外）。

因此，在选择商业领域方面，华人科技企业家利用他们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归国后往往投身于高科技产业，并拥有更开阔的全球视野，而其他华人企业家则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经营非高科技类型的传统产业。因此，在科技型企业家归国创业的过程中，跨国文化资本成为一个凸显因素。国家努力将这些科技企业家所携带的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挖掘跨国文化资本所蕴藏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跨国文化资本可解构为跨国教育背景、国家所需的科技创新能力、海外工作经历以及跨国知识网络四个方面。

首先，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文化资本体现在其所拥有的跨国教育背景上。他们早年在国内接受教育，因此掌握了中文并熟悉中国文化，而海外深造则增加了他们的跨国文化知识和资本。如何衡量这一文化资本，学历等级和毕业院校是其中两个凸显的关联因素。通常，归国科技企业家拥有越高的学历，毕业于越有国际声望的大学，他们拥有的跨国文化资本也越多，因而他们从政府中得到的支持也就越多。2004 年，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进一步提高了对参会者的学历要求，规定只有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才能注册参会。对于学士学位拥有者，只有毕业于世界排名前200 位高校的留学人员才有资格报名。2014 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所引进的1500 名海外人才，70%拥有博士学位。在66 位被调查者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拥有海外博士学历，有11 人持有国内博士学位但拥有海外博士后经历，即拥有博士学历的受访者总计占到80% 以上（见表1）。一位受访者表示：“西方学术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敲门砖。你所拥有的学历越高，你从政府中得到的支持力度也就越大。”

其次，归国科技企业家所拥有的跨国文化资本体现于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所掌握的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同时往往又熟悉国内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这种跨国文化资产是归国科技企业家们独有的创业优势，也被政府在很多场合所强调。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毕业或工作于越有国际声望、科技力量越强的大学或公司，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也越具有竞争力。因此，衡量跨国文化资本的多少已成为政府选择海外人才并塑造其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科学技术的跨国转移方面，专利权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了避免知识产权纠纷，政府在给归国科技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之前，通常会与其签订知识产权协议。笔者的调查凸显了两种较为普遍的处理工业知识产权的模式：一是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或海外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二是归国科技企业家将国外知识产权拥有者作为公司合伙人，从而达到合法有效地利用国外技术。

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被广泛用于讨论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商业投资活动。那么，这种通常建立在原生纽带如地缘和家族的关系网络，对于这些科技企业家是否和文化资本同样重要呢？笔者的研究发现，科技企业家选择创业的城市多数都不是他们的家乡，而传统华人企业家恰好相反，他们通常选择在故乡或者有着自己丰富人际网络的地方进行投资。这表明传统上源于家乡或血缘的“关系”对于当代归国科技型企业家创业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深圳南山华侨华人科技创业园里，80% 的企业家与深圳（本身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并无直接的地理渊源。同样，在笔者的一项关于影响创业因素的排名调研中，像当地设施、政府优惠政策和政府办事效率都明显排在社会关系这一因素之前（图1）。一些受访者甚至表示，由于长期出国学习或工作，他们在国内并没有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这进一步凸显出归国科技型企业家在国内创业的关键因素是他们拥有的跨国文化资本，如教育背景、技术和创新能力，而非社会资本。

第三，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文化资本还体现在他们的海外工作经历方面。2015 年，第17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参会人员的70% 都拥有超过5 年的海外工作经历。在中国海外人才交流会的参会条件里，那些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总是会被优先考虑。一位受访者说：“在中国，拥有几年海外工作经验，无论对政府还是市场而言，你都会更加受欢迎，更具有竞争力。因此，我毕业后先找了一份工作，几年后才回国。”

在66 位被调查者中，59 人拥有海外工作经验。在工作背景上，29 人在学术机构，15 人在企业，12 人在学术机构和企业均有工作经验（见表1）。换言之，具有学术工作经历的归国科技企业家比拥有企业工作经验的人更多。这一事实一方面表明国家对于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侧重从科研背景来判断企业家们的市场竞争力。许多受访者表示，学术背景在他们申请国家创业资助时是一项重要的衡量因素。长期的海外工作经历，尤其是在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工作，能够证明他们的产业技术位于世界前沿且具有竞争力。此外，实际的商业经验对企业经营也十分关键。在27 位拥有海外企业工作经历的被调查者中，他们的海外工作时限从1 年至25 年不等，其中一位受访者特别强调其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一年的经验价值：“我的公司不存在中国企业里常见的官僚和政治现象。大家职位虽不一样，但所有人都是平等和受尊重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小组会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公司文化的定义是：关心、创新与合作。这直接来源于我的海外工作经历。”

那些缺乏商业经验的科技企业家通常会把企业经验丰富的人纳为合伙人，以此来弥补自己的弱势。的确，从学术研究者转变为科技企业家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位受访者表示：“我用了很多年向我的商业伙伴学习，也从自己失败的经历中汲取了不少教训。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现在我仍然还在学习中。”

最后，归国科技企业家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中所构建的跨国知识网络，是其跨国文化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体现为他们与以前的海外导师、同学或同事的长期联系与互动，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归国企业家利用跨国知识网络，将国际知名专家纳入其创业团队，这大大提高了他们获取政府创业资金的竞争力。笔者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我公司的核心技术团队有6 位成员。他们来自中国香港、丹麦、德国和美国，有的是华人，有的是纯粹的外国人，其中4 人是我在美国工作时的同事。他们都是这个领域中富有声望的科学家。他们并不一定要住在中国，其中有4 位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工作。我们通常一个月开一次网络会议。去年我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个大奖，这与我强大的跨国工作团队是分不开的。”

上述四个方面，即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教育背景、所掌握的前沿科学技术、海外工作经验、所拥有的跨国知识网络，构成了归国科技企业家跨国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四个层面，国家来衡量归国科技企业家的价值和市场竞争力，为一部分人才提供创业支持，但同时也给一些被认为不符合“标准”的海归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藩篱。

四、跨国文化资本的转化

（一）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是关键。为了激发归国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组织和动员其跨国文化资本。

首先，建立许多创业平台以促进跨国文化资本的转化，如“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海外高科技人才洽谈会”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这些洽谈会多是每年定期举行。“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作为中国最早和最大的华人科技企业家创业平台，自上而下由三大政府部门组织举办，包括国务院侨办、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它创立于2001 年，到2017 年已举办了17 届，参会华侨华人总数达到1.2 万人，吸引超过2000 名海外华侨华人归国，引进2500 个高科技项目。在笔者的被调查者中，将近81% 的人参与过这些活动，其中15% 的人每年都参加，49% 的人每年参加超过两次。

其次，国家还建立针对归国人才的高科技产业孵化园区。目前中国共有347 家创业园，容纳7.9万多名归国人士和2.7 万多家企业。在这些园区，归国企业家可以得到资金支持，如孵化基金、贷款利息补贴、场地租赁优惠等。81% 的受访者对这些园区持积极态度，一位企业家表示：“政府给我们的场地租赁提供了津贴，每年为我们省下40 万元。现在对我们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在创业初始预算紧张的时候，这真的帮到了我们很多。”

再次，为了鼓励和激发归国人才的科技创业精神，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2018 年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里，该大学从地方政府共获得5 亿元人民币（其中4 亿元来自深圳市政府，1 亿元来自广东省政府）用于创业创新活动。在笔者的调查中，80% 的被调查者得到不同政府层面的资助（见表1）。其中14 人获得1 项奖励资助，30 人获得2 项到5 项资助，8 人获得5 项以上的资助。这些资助金额从几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一位受访者表示，最近五年他已经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获得了超过4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此外，政府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帮助归国科技企业家创业，例如创业指导与培训、企业注册、税收减免、签证便利等。这些措施得到归国企业家的认可，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从海外回国后，我在一家政府研究机构工作了一年。之后开始创业。在初期阶段，这家研究机构给我提供了免费的设备和场地，还配备了几位技术助理。这些措施帮我在初始阶段克服了很多困难。”早在2005 年，国务院侨办与地方侨办合作举办“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研习班”，到2016 年，该活动在不同城市已开展29 次，每次都有数十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参与。研习班通常持续5 天，内容包括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现状及国务院侨办的最新相关政策、创业指导、实地考察和与当地企业的见面会等。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经8 次举办该研讨会。总参与者达到770 人，项目和人才对接落地率超过13%。

总之，为了促进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国家开创多种制度化渠道，激发归国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同时，归国人才也通过获取政府资金支持并与其建立联系，积累他们的政治资本。

（二）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除了发挥归国科技企业家跨国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外，国家还努力将这些科技企业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社会文化等领域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随着海归人才数目的增长，在过去几年，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新归侨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见表2），这些组织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海归人才建立和保持制度化联系的重要渠道。在调查中，71% 的受访者参加了至少一个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具有良好的组织架构、清晰的规章制度、专业的管理委员会，并定期举行活动。例如，中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管理委员会包括2 位执行理事长、36 位副理事长、132 位企业家成员、秘书处以及顾问委员会。此外，这些组织通常拥有数百名个人会员。福建省新侨人才联谊会拥有237 名成员，广州新侨联谊会有230 名成员。归国科技企业家通常是这些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广州新侨联谊会为例，该会执行主席是一名科技企业家，且科技企业家占到该组织80 名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强。

此外，政府机构也组织报告会或展览会来表扬归国科技企业家对祖国作出的贡献，并通过颁发荣誉和奖项，来加强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09 年，国务院侨办推出“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奖项。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至2015 年，共有230 个华侨华人创业团队获奖。中国侨联自2003 年开始颁发“中国侨界贡献奖”。到2016 年，该活动已经举办了6 次，共有830 名归国人士获得“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363 人获得“中国侨界（创新成果）贡献奖”，310 人获得“中国侨界（创新团队）贡献奖”，86 人获得“中国侨界（创新企业）贡献奖”。除国家级奖项外，地方政府也设置了若干荣誉和奖项。从2012 年到2014 年，山东省政府为77 名当地的归国科技企业家颁发奖项。从2008 年到2011 年，广州政府嘉奖58 名杰出的华侨华人企业家，其中37 人是科技型企业家，占获奖者的70%。

归国人才是国家战略性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是中国人才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将华侨华人视为重要的团结对象。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大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组织，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于1913 年，在中国拥有42 家地方组织，22 万个人会员，与海外100 多个留学人员团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华侨华人科技企业家（包括归国人员和海外人员）是欧美同学会成员的重要部分。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强调欧美同学会所发挥的三个重要作用，即“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作用”“发挥建言献策智囊团作用”“发挥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一些归国科技企业家精英也在政府部门等机构中兼任职务，如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在66 位受访者中，11 人兼有该类职务。

总之，国家通过多种制度途径，将归国科技企业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在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挥其最大效用。归国科技企业家也通过加入政府的制度性联系网络，扩充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五、整合机制与局限

在中国积极引才政策带动下，华侨华人科技型企业数目快速增长。然而，其企业的成活率并不理想。在珠江三角洲（海归科技型企业家的主要聚集区域之一）的一些创业园里，只有不到30% 的华侨华人科技创业企业可以生存超过3.5 年。尽管创业失败并不少见，但这一现象与政府和归国科技型企业家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特点却不无关联。

首先，国家和归国科技企业家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是科技创业活动的主导者。所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华侨华人人才计划和交流会、资金支持和一些新侨人才社团的成立多由国家自上而下进行组织和推动。政府是这一场域中最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时，归国科技企业家积极与政府进行互动，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了降低创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多数归国科技企业家更倾向于依靠政府，而非不稳定的民间风险投资。在政府的支持下，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又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网络，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这一点与笔者在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中所观察到的相一致，即大部分参会的海归专业人士都首先倾向于直接与政府或国有企业打交道，而非中小型民营企业。

其次，国家通过制定人才评价标准，来衡量归国科技企业家所拥有的跨国文化资本。这些标准包括：对特定科技领域的限定、对参会者学历等级的要求以及对其海外工作经验的关注等。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海归人员的硬性规划和管理，很容易出现不符合这一资格或标准的人才被边缘化的情况。就目前侨资企业的总体状况而言，以科技创新为主流的经济尚未成形。这一点可从“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成员构成显露出来。广东省是华侨华人企业的主要聚集地区之一。作为广东最具影响力的侨商社团之一，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7 年，是当地政府了解省内侨商企业信息的重要机构。该协会共有429 家会员企业，领导机构是理监事会，由169 名来自中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构成。然而，在这169 家公司中，只有大概10 家以上可列入高科技企业领域，这表明目前传统工业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仍然是华商大中型企业的主体类型。

最后，政府与归国科技企业家的互动仍存在一些制度性弊端。国家为归国科技企业家建立和采取了各种平台和优惠政策，但如何使这些平台有效运转，以及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仍然是一个问题。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表示，他们在国外时对这些优惠政策的了解并不多，而回国后在与政府的沟通过程中，他们碰到的两个显著问题是关于政府的工作效率及其对创业项目的评估。在政府效率方面，许多受访者表示，虽然优惠政策已存在，但地方落实起来却很难。一位受访者特别讲述了他在中国注册公司的经历：“在国外我们只需要几天便可以在网上注册好一家公司。然而，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却要复杂得多。由于我持的是外国护照，注册公司须要拿到临时居留证、营业执照、就业许可证和其他要求的文件，手续非常复杂。我已经离开中国20 年了，不熟悉政府机构的运作。政府虽然有针对海外人才的各种支持性政策，但在现实中去贯彻执行却需要时间。”政府对创业项目的评估是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些受访者表示，由于缺乏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政府官员无法恰当地对一些项目作出合理的专业评估，致使一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流产。

以上揭示了国家在整合跨国文化资本过程中所显现的机制特点和局限。一方面，国家在资源分配中起着主导地位，影响和塑造着归国科技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家积极与政府部门互动以获取政治资本，以便推动跨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当前，国家在引才方面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但一些自上而下的硬性管理及互动方式对于归国人才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却仍存在着若干局限。

六、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模式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归国科技企业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尽管归国科技企业家是伴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出现的，但这一现象与中国政府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的努力密切相关。

首先，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的出现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海外人才的引进，到其跨国文化资本的经济转化，再到将其纳入国家战略发展体系，国家在跨国文化资本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形成凸显了当今国家在全球跨国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及“网络化的国家”这一概念的形成。

其次，跨国文化资本的转化过程凸显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中国创业环境相对尚未成熟，归国科技企业家凭借跨国文化资本，通过与政府建立关系以获取政治资本，这对于跨国文化资本的转化，既是一种促进，但同时也蕴含了某些局限。在现有的规则制度下，一些归国科技企业家被纳入主流，一些则被边缘化。

此外，在理论层面，本文展示了一种新兴的移民跨国性模式。在移民跨国性理论中，跨国性最初被定义为“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在该话语中，跨国性是以移民的移居国为视角，强调移民与祖籍国的跨国联系。当前的移民跨国性研究也多采取同一视角。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回到中国，他们与其之前的移居国依旧保持着跨国联系。这一现象要求以反向的视角关注归国人员与其移居国之间的跨国活动，同时也再次强调了笔者之前所提出的华人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这一特点。本文显示，归国科技企业家通过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与其移居国建构跨国文化网络，并且由于这一跨国实践所体现的经济社会价值，这一反向性的跨国网络又进一步被国家所推动和强化。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主管单位：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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