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敏，女，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亚太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移民社会学、移民教育、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亚裔研究学，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六使讲座教授；王君，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移民、中国新移民父母与子女教育。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略）。论文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论述了新移民产生的背景、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挑战、移居国的制度限制与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探讨了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因素。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传统的中国社会重视读书，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贫苦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十年寒窗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现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视教育，视教育为取得薪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阶梯。中国当今的高考制度则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千上万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通过考试被大学择优录取，从而实现了个人的职业梦想。教育是每个中国家庭的头等大事，是父母养育孩子最重要的责任。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是衡量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育儿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海外华人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甚至比国内家庭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被视为全球最重视教育的族群之一。儒家传统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是海外华人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在当今很多国际移民接收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华人青少年都在教育领域脱颖而出，出类拔萃，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教育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群体成员及其子女取得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较为公平、可预测性强、且卓有成效的途径。教育成就的客观指标，如毕业院校、学历、专业和平均成绩等关系到移民及其子女的职业前景和经济收入，是直接影响移民在移居国生活、融入和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华人移民父母期望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以保证未来职业的顺利发展，但这种超高期望的实现颇具挑战性。原因是，移居海外导致移民的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家庭内部不仅有代际冲突，还有跨文化冲突。此外，移居国的教育体制、主流社会环境和族裔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语言文化问题等，都对华人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在不同文化的移居国社会环境中，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不同？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和制度限制？他们运用哪些社会支持机制来应对挑战、解决困境，从而实现预想的教育期望？本研究以美国洛杉矶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为例，根据参与观察、大众媒体报道以及有关历史和政策文献等资料的分析，从父母的角度去探究此议题。

一、新移民产生的背景：移出国与移居国因素

学界对于“中国新移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来说，这一移民群体泛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这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多元的群体。根据联合国和国内学者的数据，这一群体的数量高达1000 万人。这些中国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但多数流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发达国家。对于国际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研究，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分析框架是关注祖籍国移出环境与移居国接收环境中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祖籍国移出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宏观因素，还包括移民社会网络和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等中观和微观因素。移居国移入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移居国移民政策、主流社会结构与华人族群在其中的地位、华人社区组织的发展以及个人、家庭和族群的社会经济背景等。

（一）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移民潮

当代经久不息的中国国际移民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之一。这一轮大规模的移民潮由几个方面的结构因素促成。第一，改革开放使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海外华商资本的注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休眠多年的海外亲属联系和跨国移民社会网络。第二，中国政府消除了国际移民的制度障碍，放宽了取得护照的条件，简化了出国手续，允许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合法移民海外。第三，中国放宽了海外留学和研修政策，资助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学习和学术交流，同时也允许国人自费到海外留学。最初自费留学的资金基本上来自留学生的海外亲属。1990 年以后，不少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也有能力资助子女出国留学。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尤其是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迅速增长。这些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结构因素，加上一些接收国放宽移民政策，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新移民潮推波助澜，使之经久不息，方兴未艾。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居海外的老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一是来源地更为广泛，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源自广东和福建侨乡。当今的新移民则来自中国的大小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背景更为多元。二是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有文盲的农民和低技能劳工，而今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远远高于祖籍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一些移居国的平均水平）。如在美国的中国新移民中，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移民比例达50% 以上，在新加坡则达到75% 以上。三是居住模式更为分散。虽有少数新移民仍然聚居于唐人街和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美国），但大多数则混居于中产阶级社区。四是迁移目的更倾向于定居。早期的老移民移居海外是为了打工谋生，持暂居心态，希望最终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而今，新移民即便有跨国流动的机会和实践，但大多是定居者，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

（二）移入环境：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

美国是中国新移民首选的移居国，新加坡也是他们较为偏爱的移居国之一。但两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族群社区结构以及族群社会地位都差异较大。美国是中国新移民的最大接收国，吸纳了四分之一以上中国新移民。196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法修正案，废除了不平等的配额制度，确立了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的优先原则，由此引发大批亚洲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的涌入。美国国际移民政策的放宽，1979 年美中关系正常化，加上前文提到的有利的移出环境因素，共同推进了中国向美国的跨国人口流动。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和人口成分。据统计，美国的华人人口从1960 年的24 万人激增至1990 的160 多万人，2010 年达380 多万人，2016 年突破500 万人。当今的美国华人在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客观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值已经超过欧裔白人，因而受到公众褒奖，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但同时他们也被视为“永远的外国人”、“不公平的竞争者”和多种形式社会歧视的对象。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特指1990 年新中建交后移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1965 年国家独立后，新加坡仅用了30 年时间，便完成了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跨越。20 世纪80 年代末，新加坡面临科技人才紧缺和自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的严峻挑战，威胁到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因此，新加坡政府紧急调整经济和移民政策，如提供奖学金吸引中国留学生，通过引进人才来解决这些困境。宽松的国际移民政策导致新加坡人口快速增长，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扩大。基于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上1990 年以来新加坡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中国新移民人口大幅增长。新加坡主流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报道，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已从20 世纪90 年代的数千人上升到100 万人。这些新移民大多数是已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或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

新加坡深受英国殖民政治和文化以及国际移民历史的影响，是一个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但以华人为主导的多种族社会。出于种族和谐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全力建构“新加坡人”的国民身份认同。虽然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源自相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因移民政策的超高端筛选（hyperselectivity）而成功融入了国家的主流经济，但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融入程度高低不等，仍然保留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0 —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新加坡当地社会的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造成了冲击，引起了本地人的不满和排外情绪。一些新加坡华人视中国新移民为“他者”（the other），既不同于本地华人，也不同于来自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无独有偶，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以华族为多数族群的多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与美国华人（包括新移民）在华族为少数族群和白人至上社会中的“他者”身份，都同样受到本土文化和社会的排斥。

二、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挑战

（一）对子女的共同教育期望

无论是在以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还是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加坡社会，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明显的差异。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把教育当作子女向上流动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希望子女克服在移居国社会面临的结构障碍和种族歧视，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实用学科，找到一份高薪的稳定职业，最终在主流社会立足。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化，但都对子女的教育抱有极高期望，这种期望已经被证明是华人移民子女学业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华裔二代的学业成绩显示出与经典社会地位获得理论（status attainment model）相悖的结论，即无论移民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如何，子女的学业成就不仅优于其他移民族群，还优于本土白人学生的平均水平。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其中有儒家传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教育考试制度和教育竞争的激烈性。子女教育是很多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的原因和目的，他们不仅凭借自身的教育、收入和职业背景在新加坡取得了较好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更期望子女将来能够通过优秀的海外教育背景和资本，获得理想职业和全球流动机会。

在美国和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期望同时也伴随着矛盾。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在移居国接受教育，能够尽快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运用各种机会和资源向子女灌输中华文化传统，希望他们加强族群身份认同，提高母语能力，继承传统的语言文化。这种做法也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选择，新移民父母认为这样可以帮助子女提高未来在祖籍国、移居国以及全球职场中的竞争力，以更好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二）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共同困境

移居海外是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过程，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 语言和文化障碍

在美国社会，英语水平欠缺是中国新移民适应和融入的主要障碍之一，时常导致新移民在职场和社会生活中被歧视和边缘化。虽然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体，也沿袭着儒家文化中的孝顺和尊从长辈等传统，但新加坡以英语为主要的官方语言，其社会制度建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均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点。与早期华人移民和中国新移民不同的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强烈认同“新加坡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对祖籍国中国基本没有归属感，缺乏华族文化认同，华文语言能力日渐减弱。尽管中国新移民拥有相对优秀的教育、收入水平，但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仍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加坡独特的文化环境。

2. 移居国社会的结构障碍

尽管美国和新加坡拥有开放、宽容、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但两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仍然使新移民经常遭到显性或隐性的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他们初到移居国时处于弱势地位，专业文凭、职业经验和资质往往不被认可，缺乏族群关系网络以外的大社会的制度支持。对美国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不仅要努力工作迅速适应移居国的职场和社会，还须通过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教育子女加倍努力，避免蒙受社会歧视和制度的限制。此外，中国新移民父母还特别强调子女要克服与主流社会白人子女竞争时作为少数族裔的劣势，以双倍、甚至多倍的优异成绩来应对社会竞争。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作为“他者”已处于弱势地位，备受社会歧视。近年来，新加坡移民政策迫于公众压力逐年收紧，根据移民的教育、职业、收入、居住年份等因素严格区分他们在教育、住房、职业等方面的福利与机会，给新移民的移居和适应设置了更多结构障碍和制度性约束。

（三）中国新移民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的变化

1.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沟”问题

移居海外中断了传统的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结构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父母管教和约束子女的能力也因文化和语言障碍而被削弱。二战后，唐人街内的大多数华人移民家庭或是隔洋的“分裂家庭”（split households），或是虚构家庭（fictitious family），完整的核心家庭为数不多。主流社会歧视华人，进行种族隔离。为了相互依存，华人两代人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狭小的族裔空间里，个人和家庭都与华人社区有着密切的族裔组织关系，既依赖又受控，他们的价值观和言行举止均受到社区文化的制约。当时的华人家庭内部虽有潜在的代际和文化冲突，但族裔社区的特定环境和社会关系，缓解或消解了冲突的发生。

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平权运动在法律层面禁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为华人移民及其子女融入主流社会、向上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移民不再受困于唐人街和族裔经济，大多数人散居在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就业于主流职场，家庭结构以完整的核心家庭为主，但在缺乏族裔社区缓冲的情况下，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移民家庭的“代沟”和代际冲突问题尤为突出。

华人移民家庭强调长幼尊卑、孝顺和尊重权威等儒家传统，与西方崇尚的自由平等、个人奋斗等价值观差异很大。语言方面的差距、文化差异和移民父母与子女之间同化步调的不一致，导致了代沟的形成。以如何定义“美国梦”为例，大多数的成年新移民、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新移民忙于工作和养家糊口，虽然他们努力寻求打入主流社会，但大多朝着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能当上老板、子女能进名校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他们的子女们则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追求有形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更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追求成为与众人无异的不受歧视的美国人，以及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追寻梦想。他们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父母的期望大相径庭，亲子之间的文化鸿沟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紧张，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2.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家庭的跨国隔代抚养现象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人口成分不像美国那样多元化，主要由留学生、专业人士和投资移民等中产阶级高端人才构成，年龄结构偏中青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中国新移民家庭已转变为核心家庭。在养育婴幼儿和学龄孩子的阶段，这些新移民家庭特别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初为父母的新移民希望给子女提供成长和教育的稳定环境，他们通常会在这个阶段决定转变国籍、取得新加坡的公民身份而长期定居下来。但他们在新加坡缺少扩大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双职工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不能满足照顾孩童的需要。尽管新加坡有为18 个月以上的婴儿开设的幼儿园，也有雇用外籍女佣的社会惯例，但中国新移民倾向于选择家庭的帮助和支持，让在中国的双方父母持探访签证轮换来新加坡照看孩子，目的是在经济上和孩童的养育和安全上多一重保障。这种跨国隔代抚养现象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家庭中非常普遍。新移民的父母跨国来与子女相聚，目的不是颐养天年，而是辅助子女家庭在移居国建立新生活，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职场打拼，加速向上社会流动。由此，这种三代共同生活的家庭代际关系更为复杂，除了新移民与子女，还有父母跨国流动的暂时性、老中两代人养育观念和方法的差异以及共同生活中的分歧和冲突等。与美国相比，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有几个不同特征。一是夫妻双方大多是教育程度高或具备高技能的专业人士，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二是持永久和临时（工作）签证的中国公民的比例较大，因而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不确定性较高；三是子女大多尚处幼年和童年阶段，青少年的比例较低；四是三代的扩大家庭比例较高，但新移民父母大多属于暂居性质。

三、移居国的制度限制与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

美国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超高教育期望能否实现，受到两国不同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机制的影响。

（一）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和大社会环境

1.美国的教育制度及“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

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开放式的教育制度，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教育体制，也没有课程设计、教材、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等方面的统一标准。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学生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注重教育的过程，注重动手能力和批判性分析思维的培养，主张因人而异的人性化教育，分数和名校学位不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新移民一方面充分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则限制子女的学业选择，要求他们选择最为实用的学科，期望子女通过勤奋努力获得最好成绩。重视教育且经济社会背景较好的中国新移民，能够选择好的学区，充分利用所属的公立中小学，使子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购买房产时重点考虑“学区”因素，就是学区制对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美国，由于国际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华人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的提高。从2000 年和2010 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来看，华人族群的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指标的平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美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也优于白人族群的平均水平。［华人子女以其优异的教育成就沿着社会阶梯迅速向上流动。社会、学校和媒体也因此把华裔（和其他亚裔）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形成了新的刻板印象。这无形中造成了社会对他们不平等的评价标准和不现实的期望，强化了华裔天生就适合从事数理化科研和工程技术等社会偏见。这些观念不仅给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子女的职业追求制造了实际和潜在的障碍，还迫使亚裔族群和家庭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更多局限在被主流社会公认的适合他们的领域，把在这些领域的学业成就作为将来职场成功的敲门砖。“模范少数族裔”产生的局限性使移民父母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一方面，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使他们认为其子女必须大幅超越白人，才可能获得与普通白人同等的机会和职位。另一方面，华人父母认为名牌大学文凭是获得高薪工作的首要条件，但名校录取亚裔（包括华裔）的名额有限，亚裔学生之间的竞争使考量标准更高更严格，要想脱颖而出，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与努力，这更加剧了原已激烈的教育竞争，加深了华人父母的焦虑。

2.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及其对中国新移民的压力

新加坡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设计教育制度，信奉精英主义，秉持唯才是用的原则，通过考试和分流制度来因材施教，导致家庭、学校和社会把高分数和名校学位与教育成功等同起来，认为只有努力和勤奋才是取得好成绩的决定因素。虽然教育分流和竞争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也造成了教育竞争过度和焦虑的社会环境。中国新移民虽然具备超高端筛选的优势，却缺少主流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同时，移民身份对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限制也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移民父母认为，如果在教育分流中落败，必然会导致子女失去优越的教育资源和学业前途，即使将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会需要更多倍的时间和努力。慢流的孩子会被贴上能力和智商较差的标签，未来只能成为新加坡社会精英的追随者和服从者。因此，新移民家庭和父母不得不把子女教育，包括中小学、甚至学前教育，作为“社会工程”，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使很多父母处在焦虑甚至痛苦当中。例如，新加坡被称为“补习国家”（tuition/enrichment nation），私人补习产业即“影子教育”产业（shadow education industry）发展成熟，满足不同经济背景家庭的需要。新加坡统计局2016 年的数字显示，新加坡家庭用于课后补习的投资超过11 亿新元，是2005年6500 万新元的两倍；120 万个家庭的孩子要去补习中心学习，占总家庭数的90%；40% 的学龄前儿童会参加补习，上小学以后，补习的学生则达到80%；介于13~19 岁的孩子中，85% 的孩子每周要课外补习4 小时以上。考试和过早的分流，包括小学三年级的“天才班考试”（Gifted EducationProgramme， GEP）和小学六年级的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在教育路径上对孩子未来的机会和资源的获得至关重要，因此，新加坡本地人和移民家庭都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开发中，成为教育竞赛的参与者，加剧了“怕输”（kiasu）的社会心态。

（二）社会支持机制

由于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和主流社会环境不同，新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有相同的期望和焦虑，但他们的应对策略因地而异，寻求不同的社会支持机制的帮助。

1.美国：基于族裔社区的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

在美国，族裔社区中有形和无形的教育资源成为中国新移民家庭应对挑战的重要社会支持机制。随着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人社区内服务于华人家庭和子女的非营利社团组织迅速发展。

首先，华人社团组织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帮助华人父母在族裔社区的环境中对子女进行华族文化教育，强化家庭价值观、处世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文学校，不仅进行母语教育，同时也开设如中国历史、文学、诗词、民乐等学习科目，有利于华人子女进一步了解族裔传统文化和构建身份认同。第二，华人社区以及各类社团组织的发展为华人父母提供了交往的族裔空间，既帮助他们重建族裔社会关系网，积累社会资本，也加强了他们对族裔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对族裔社会流动目标、途径和行为准则的遵守。对于青少年来说，社团和中文学校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族裔社交环境，扩大了朋友圈，加强了他们的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同族朋友的共同经历也让他们把来自父母的压力和代际冲突转化为刻苦读书的动力，改变了衡量他们学业成功的参照群体（从欧裔白人转为华裔）。第三，华人社区里应运而生的族裔经济的新行业——种类繁多的营利性教育服务商业团体，如课外补习班、才艺班、大学预备班等，迎合了移民父母害怕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进一步刺激了父母对子女课外补习的需求。这些基于华人社区的族裔资源，不仅为新移民的基本生计提供了帮助，还为移民子女取得教育成就，在美国社会向上发展和流动搭桥铺路。

2. 新加坡：新移民的家庭资源与跨国资源的调动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更多依靠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以及可调动的家庭资源（如父母辈的支持）和跨国资源（通过跨国的职业、商务和社会文化活动所获得的相关资源、资讯、机会等等），来应对子女教育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压力。新加坡移民政策的二分性和筛选性规定，只有高教育、高职业和高收入的专业技术移民才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引进的移民，才能得到就业资格。中国新移民具备这种超高端筛选性，拥有较强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是他们抵达新加坡时就具备的优势，因而能够为自身和子女在移居国社会适应和发展创造更高的起点，奠定了向上流动的基础。

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的教育考试和分流制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新移民自身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可以全力投资于社会上已有的公共资源（公立中小学）和私人教育资源（影子教育产业），以应对激烈的教育竞争，在教育考试的重要分流节点给孩子的胜出增加砝码。例如，为了选择好的学校，新移民通常会购买毗邻名校的房产，以增加子女进入名牌小学和中学的机会；投入大量金钱课后补习，参加各种价格不菲的才艺班和兴趣班等等，促使子女超前学习和拔高学习。得益于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新移民还能为子女在学习上以及选择大学、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提供亲历亲为的辅导和支持。

四、结论

本研究揭示，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重要问题。透过这一问题，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所遇到的挑战和困境，尤其是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大社会环境以及变动中的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对新移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

比较分析显示，在美国，由于华人移民在历史上经历过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种族歧视，主流文化与华人的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因此，华人家庭面临着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使移民父母对在本土成长的子女的管教更为复杂。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外，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子女能够取得教育的成功。在新加坡，虽然中西文化交融，但儒家文化影响仍然较大，其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新移民本身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的起点，加上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庭资源，不遗余力地从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投资于子女的教育，从孩童阶段就开始未雨绸缪，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

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是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

主管单位：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主办单位：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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