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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幽默
2019年06月27日17:05  

1999年11月9日晚,中国作协在大江南宴请韩国作家代表团,请副主席王蒙主持。在外宾到来之前,大家闲聊,说起了文化界谁最爱吃,谁最会吃,谁为饕餮之徒,谁为美食家。有人说,京城应该首推文博大家王世襄,他精于烹调,造诣极高,且以此为乐。听说他到朋友家做菜,主料、配料、黄酒、酱油全都自己带,不用别人家的。他的焖葱,风味绝佳,京城一绝。但他用的葱,必须是京葱,而且必须是霜降之后上冻之前从地里起出的京葱,只有这种葱,才脆嫩可口。不知他算不算京城第一美食家,或者第一吃货?

王蒙笑道,京城藏龙卧虎,能人多得是,他算不算第一,我不知道,但过去讲吃讲喝是禁区,张贤亮当年就是因为说写东西辛苦,应该多吃些肉,加强营养,结果当了右派,罪名是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说吃有什么错呢?王蒙说,你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谈及作家时,大家都看好陆文夫,理由是:如果不懂吃,很难写出《美食家》,其中仅“头汤面”的吃法,他就罗列了十几种。

王蒙说:“其实也未必。中国的美食家都是文人兼任,古代食谱也大多是文人所撰,但靠不靠谱那是另一回事。陆文夫写了《美食家》后,人家把他当成了美食家,苦不堪言。听说法国请他去一个月,专门品尝法国美食。法国人一向以善于并精于吃而闻名,法式大餐至今仍列西餐之首,但陆文夫习惯于市井小巷吴越美食,叫他天天吃洋饭,喝洋酒,他受不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晚上回到饭店,吃点花生米,喝几杯洋河大曲,找补一下。我和他去美国,坐在飞机里,他什么也不吃,只要一杯热水,泡他的碧螺春。”

我说,我带外国作家团到苏州,一旦陆文夫岀面宴请,饭店的经理就很紧张,怕岀纰漏,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但陆文夫瘦骨伶仃,文质彬彬,不太像美食家。在我心目中,美食家应该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满面红光,不仅对吃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还要吃出历史,吃岀文化,吃出艺术。比如李渔,有《闲情偶记》传世。袁枚的《随园食单》,是历代厨师美食家必读的经典。但文人中最伟大的美食家大概非东坡先生莫属,他自称老饕,走到哪吃到哪,有理论、有实践、有诗文。据学者统计,他的饮食诗词多达百余首,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名作,读之齿颊留香。比如他的《食猪肉诗》,不仅赞美黄州猪肉好,还写了制作要领:“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他的《东坡羹颂》,详细描述了制作程序。他的《汲江煎茶》,讲煮茶技巧和对水质的考究。倘若如法炮制,肯定都错不了。只是不知道这些美食家大快朵颐时,是否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但陆文夫吃相极斯文,酒,每次轻轻拿起,抿一小口,再轻轻放下,完全是慢动作。菜,每次只挟一点点,慢慢咀嚼,好像咂摸滋味,而且面无表情,搞不清他是喜是厌,一副云山雾罩、高深莫测的样子。人家问他菜怎么样?他不说好,也不说坏,只说还可以,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还说得过去,但充其量也就是及格而已,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还远着呢。

王蒙笑道,北京作家中真正懂吃的,应该是汪曾祺,他不仅会吃,而且会做,还有发明创造,有关吃的文章,他没少写,也最有滋味。他编了一本专讲吃的书《知味集》,约我写文章,我写了《吃的5W》。

我说,邓友梅说汪曾祺是“自食成材”,最拿手的是“冰糖肘子”和“酱豆腐肉”。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到汪家做客,汪先生亲自下厨,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聂华苓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喝了。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汪曾祺为她做一回饭,汪做了干烧小萝卜、云南干巴菌等几道台湾吃不着的菜,她吃得津津有味,最后还剩下一点,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汪曾祺在《家常酒菜》中说,有一道菜叫塞馅回锅油条,是他发明的。具体做法如下: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半寸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春卷味道好。汪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

还有一次,大概是2004年9月下旬,也是在大江南,王蒙主持宴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老团一行。这个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由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文莱等国的华文作家组成,主旨是传播中华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慰问海峡两岸有成就的华文老作家。他们这次来,想给杨绛授奖,但杨绛说,钟书生前不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记得那是十几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北京,我陪他们去拜会冰心、艾青、臧克家等老作家。他们原计划给钱钟书授奖,委托我联系。我给钱家打电话时,正好是钱先生接的。我说,这个奖是他们对在文学方面有卓越贡献的老作家表示敬重,但不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到府上拜会一下,面授奖牌和奖金人民币一万元,10分钟就足够了,不会占用您许多时间。钱先生说:“感谢他们的美意,但授奖就不必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万元,不是个小数,当时的财主,就叫万元户。但钱先生连想都没想,就婉拒了。先生是真名士,忙于著述,不愿为这些杂事分心。

我对王蒙说,明天上午,他们要去301医院,看望95岁的季羡林先生。他们一行18位,大部分都认识您,想见您,所以劳您大驾,出面主持,与他们见见面,一举两得。

闲聊时,说起了刚刚去世的日本作家水上勉,王蒙说,去年到日本访问,我见到了水上勉。他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身体虚弱,但他却说,我死之前,还想到西湖边上,坐着轮椅看一看。他身体都那样了,心里还想着中国,我听着,眼泪都快要下来了。我到杭州去,对浙江的领导说起这件事,他们也很感动,说请他来呀!我说,他身体不行,来不了。水上勉多才多艺,写小说、写剧本、画画、造纸、办文学馆、做瓷器、搞装帧设计,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作家,他把生活当成了艺术,把艺术当成了生活。听说他年轻时穷团潦倒,一文不名,连孩子也养不起,送了人。

我说,确有其事。他有个儿子,我认识,叫洼岛诚一郎,从小就送给了一个补鞋匠。这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自学成才,成为美术评论家、作家,还办了美术馆。他有一本书,名为《给父亲的信》,就是写他寻找亲生父亲的经过。他从小就发现自己的长相、性格、声音、个儿头与自己的“父母”一点都不像。检查身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血型,而医学常识告诉他,他的“父母”绝对不可能生出他这种血型的孩子,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王蒙说,多感人哪,你把它译出来。我说最近太忙,以后有工夫,一定把这本书译出来,纪念水上勉先生。

王蒙说:上次到日本,我用日文做了一次讲演。我小时候学过几句,但早都忘了,只记得个“坤邦娃”是晚上好。我请人当老师,在中文讲稿上标注日文,前后练了几遍,到东京讲时,人家基本上能听懂,效果还不错。我说:你有童子功,捡起来,可能比你学别的外文要容易……

大江南(早已关门多年)是中国作协附近的一家饭店,主营杭州菜,开头那几年,软件硬件,都还不错,火过一阵子,但如今是每况愈下:空调不制冷,包间闷热如煮,都快到国庆了,坐在里面还冒汗;外宾喝酒要冰块,没有;为司机发误餐费,换五十元一张的钞票,没有,我说十元的也行,还是没有。不仅如此,房间里乌烟瘴气,有一股浓烈的蚊香味,熏得人睁不开眼。我问为什么点这么多香?服务员说客人抱怨蚊子太多,熏蚊子。王蒙说,蚊子熏没熏住,我不知道,反正把我熏得够呛,直咳嗽流眼泪。

我对王蒙说,咱作家协会,以后不能再来这里,太不像话,丢不起这个人。一位安排宴会的老兄,不知是自我解嘲,还是敷衍塞责,对王蒙说,前边还有一家,比这儿要好,但我怕您找不着,所以定在这儿啦。王蒙正色道:越有名的地方,越好找。就我个人来讲,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作家协会宴请外宾,就要考虑档次规格,目前这里的情况,确实不太合适。

我说,东欧某国作家团来访时,服务员领错了房间,结果把一位领导定的一桌宴席给吃了,那位领导,差点气疯了!

王蒙说:今天没错吧?我说:难说。

王蒙哈哈大笑。 (文、图 / 陈喜儒)

来源:《海内与海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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