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9日晚，中国作协在大江南宴请韩国作家代表团，请副主席王蒙主持。在外宾到来之前，大家闲聊，说起了文化界谁最爱吃，谁最会吃，谁为饕餮之徒，谁为美食家。有人说，京城应该首推文博大家王世襄，他精于烹调，造诣极高，且以此为乐。听说他到朋友家做菜，主料、配料、黄酒、酱油全都自己带，不用别人家的。他的焖葱，风味绝佳，京城一绝。但他用的葱，必须是京葱，而且必须是霜降之后上冻之前从地里起出的京葱，只有这种葱，才脆嫩可口。不知他算不算京城第一美食家，或者第一吃货？
王蒙笑道，京城藏龙卧虎，能人多得是，他算不算第一，我不知道，但过去讲吃讲喝是禁区，张贤亮当年就是因为说写东西辛苦，应该多吃些肉，加强营养，结果当了右派，罪名是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说吃有什么错呢？王蒙说，你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谈及作家时，大家都看好陆文夫，理由是：如果不懂吃，很难写出《美食家》，其中仅“头汤面”的吃法，他就罗列了十几种。
王蒙说：“其实也未必。中国的美食家都是文人兼任，古代食谱也大多是文人所撰，但靠不靠谱那是另一回事。陆文夫写了《美食家》后，人家把他当成了美食家，苦不堪言。听说法国请他去一个月，专门品尝法国美食。法国人一向以善于并精于吃而闻名，法式大餐至今仍列西餐之首，但陆文夫习惯于市井小巷吴越美食，叫他天天吃洋饭，喝洋酒，他受不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晚上回到饭店，吃点花生米，喝几杯洋河大曲，找补一下。我和他去美国，坐在飞机里，他什么也不吃，只要一杯热水，泡他的碧螺春。”
我说，我带外国作家团到苏州，一旦陆文夫岀面宴请，饭店的经理就很紧张，怕岀纰漏，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但陆文夫瘦骨伶仃，文质彬彬，不太像美食家。在我心目中，美食家应该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满面红光，不仅对吃有异乎寻常的热情，还要吃出历史，吃岀文化，吃出艺术。比如李渔，有《闲情偶记》传世。袁枚的《随园食单》，是历代厨师美食家必读的经典。但文人中最伟大的美食家大概非东坡先生莫属，他自称老饕，走到哪吃到哪，有理论、有实践、有诗文。据学者统计，他的饮食诗词多达百余首，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名作，读之齿颊留香。比如他的《食猪肉诗》，不仅赞美黄州猪肉好，还写了制作要领：“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他的《东坡羹颂》，详细描述了制作程序。他的《汲江煎茶》，讲煮茶技巧和对水质的考究。倘若如法炮制，肯定都错不了。只是不知道这些美食家大快朵颐时，是否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但陆文夫吃相极斯文，酒，每次轻轻拿起，抿一小口，再轻轻放下，完全是慢动作。菜，每次只挟一点点，慢慢咀嚼，好像咂摸滋味，而且面无表情，搞不清他是喜是厌，一副云山雾罩、高深莫测的样子。人家问他菜怎么样？他不说好，也不说坏，只说还可以，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还说得过去，但充其量也就是及格而已，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还远着呢。
王蒙笑道，北京作家中真正懂吃的，应该是汪曾祺，他不仅会吃，而且会做，还有发明创造，有关吃的文章，他没少写，也最有滋味。他编了一本专讲吃的书《知味集》，约我写文章，我写了《吃的5W》。
我说，邓友梅说汪曾祺是“自食成材”，最拿手的是“冰糖肘子”和“酱豆腐肉”。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到汪家做客，汪先生亲自下厨，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聂华苓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喝了。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汪曾祺为她做一回饭，汪做了干烧小萝卜、云南干巴菌等几道台湾吃不着的菜，她吃得津津有味，最后还剩下一点，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带到宾馆去吃。汪曾祺在《家常酒菜》中说，有一道菜叫塞馅回锅油条，是他发明的。具体做法如下：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半寸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春卷味道好。汪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
还有一次，大概是2004年9月下旬，也是在大江南，王蒙主持宴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老团一行。这个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由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文莱等国的华文作家组成，主旨是传播中华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慰问海峡两岸有成就的华文老作家。他们这次来，想给杨绛授奖，但杨绛说，钟书生前不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记得那是十几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北京，我陪他们去拜会冰心、艾青、臧克家等老作家。他们原计划给钱钟书授奖，委托我联系。我给钱家打电话时，正好是钱先生接的。我说，这个奖是他们对在文学方面有卓越贡献的老作家表示敬重，但不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到府上拜会一下，面授奖牌和奖金人民币一万元，10分钟就足够了，不会占用您许多时间。钱先生说：“感谢他们的美意，但授奖就不必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万元，不是个小数，当时的财主，就叫万元户。但钱先生连想都没想，就婉拒了。先生是真名士，忙于著述，不愿为这些杂事分心。
我对王蒙说，明天上午，他们要去301医院，看望95岁的季羡林先生。他们一行18位，大部分都认识您，想见您，所以劳您大驾，出面主持，与他们见见面，一举两得。
闲聊时，说起了刚刚去世的日本作家水上勉，王蒙说，去年到日本访问，我见到了水上勉。他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身体虚弱，但他却说，我死之前，还想到西湖边上，坐着轮椅看一看。他身体都那样了，心里还想着中国，我听着，眼泪都快要下来了。我到杭州去，对浙江的领导说起这件事，他们也很感动，说请他来呀！我说，他身体不行，来不了。水上勉多才多艺，写小说、写剧本、画画、造纸、办文学馆、做瓷器、搞装帧设计，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作家，他把生活当成了艺术，把艺术当成了生活。听说他年轻时穷团潦倒，一文不名，连孩子也养不起，送了人。
我说，确有其事。他有个儿子，我认识，叫洼岛诚一郎，从小就送给了一个补鞋匠。这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自学成才，成为美术评论家、作家，还办了美术馆。他有一本书，名为《给父亲的信》，就是写他寻找亲生父亲的经过。他从小就发现自己的长相、性格、声音、个儿头与自己的“父母”一点都不像。检查身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血型，而医学常识告诉他，他的“父母”绝对不可能生出他这种血型的孩子，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王蒙说，多感人哪，你把它译出来。我说最近太忙，以后有工夫，一定把这本书译出来，纪念水上勉先生。
王蒙说：上次到日本，我用日文做了一次讲演。我小时候学过几句，但早都忘了，只记得个“坤邦娃”是晚上好。我请人当老师，在中文讲稿上标注日文，前后练了几遍，到东京讲时，人家基本上能听懂，效果还不错。我说：你有童子功，捡起来，可能比你学别的外文要容易……
大江南（早已关门多年）是中国作协附近的一家饭店，主营杭州菜，开头那几年，软件硬件，都还不错，火过一阵子，但如今是每况愈下：空调不制冷，包间闷热如煮，都快到国庆了，坐在里面还冒汗；外宾喝酒要冰块，没有；为司机发误餐费，换五十元一张的钞票，没有，我说十元的也行，还是没有。不仅如此，房间里乌烟瘴气，有一股浓烈的蚊香味，熏得人睁不开眼。我问为什么点这么多香？服务员说客人抱怨蚊子太多，熏蚊子。王蒙说，蚊子熏没熏住，我不知道，反正把我熏得够呛，直咳嗽流眼泪。
我对王蒙说，咱作家协会，以后不能再来这里，太不像话,丢不起这个人。一位安排宴会的老兄，不知是自我解嘲，还是敷衍塞责，对王蒙说，前边还有一家，比这儿要好，但我怕您找不着，所以定在这儿啦。王蒙正色道：越有名的地方，越好找。就我个人来讲，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作家协会宴请外宾，就要考虑档次规格，目前这里的情况，确实不太合适。
我说，东欧某国作家团来访时，服务员领错了房间，结果把一位领导定的一桌宴席给吃了，那位领导，差点气疯了！
王蒙说：今天没错吧？我说：难说。
王蒙哈哈大笑。 （文、图 / 陈喜儒）
来源：《海内与海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