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联“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选登

编者按——1978年，中国历史翻开了不平凡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吹响了中国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进军号角。时至201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伟大征程。40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与祖籍国同频共振，息息相通，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展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与改革开放同行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中国侨联开展 “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在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投稿，讲述个人亲历亲为的海外求学、回国发展、投资兴业、为侨服务等历程。现选出部分优秀征文发布，以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互动交融的丰富历史画卷，以此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发挥归侨多功能特长，为祖国多项建设事业尽力

李俭光

1971年时任中国奥委会宋中（中）在北京会见日老友中岛（左），作者（右）任翻译

一、从日本回到了中国

我叫李俭光，日本归侨，出生于中等规模的中餐馆业华侨家庭，父母来自广东中山。1963年3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系土木工程科之后，我先后在日本的有关土木工程公司从事港口工程施工和设计工作。在此期间，经过第二次回国，工作申请才得以批准。

我是1966年3月自日本东京回到祖国北京的。由于当时历史原因，组织安排要我改行，分配到国务院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际司从事体育涉外工作。

1966年2月初，我母亲因病逝世，3月8日我就动身，怀着为祖国建设尽力并成为真真实实的中国人，自费乘坐希腊货船离开日本神户港，行驶4天抵达祖国天津新港。

在津期间，遇上了河北邢台大地震（3月18日）。在日本遇上地震並不稀罕，但这个邢台地震波及到天津，我在饭店房间里感到其竖震横摇之激烈、时间之长令我吃了一惊，初步体验到祖国大陆与日本岛国的规模空间之差异。

对出生长大在日本的我而言，回祖国实际上意味着到另一个人地不熟的国家生活和工作，需要尽快适应吃喝拉撒睡等系列生存生命要素。在组织的关照下，在同志们尤其是单身伙伴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实践努力，通过各样多次的尴尬经历尝试，我基本融入并适应祖国生活环境。

回国不久的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沿。

我去过两次机关五七劳动干校，第一次是在山西长治屯留滑翔学校改成的劳动干校，整个体委系统下放劳动，连带家属一起搬过去；在干校我也见样学样，干些种水稻堆肥掏粪拉板车等农活，第二次是北京西北郊射击场的桃李梨树等果园，轮流劳动培训，干些剪枝等农活；周末还可以骑两小时自行车回家。

1972年5月作者（左一）担任访日乒乓球代表团翻译

二、担任访日乒乓球代表团翻译工作

1966年“文革”后，中国体育界与国外交流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进入20世纪70年代，“文革”虽未结束，各领域的对外交流，尤其是跨越意识形态障碍属性的体育交流开始有所恢复。

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引发“小球转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的战略重组。“乒乓外交”的优势在于，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障碍的国际交流。体育交流推进文化经济的交流，增强人民之友谊，促动国家间交流与和解。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活动中，我参与协作工作。1971年1月，组织上将我从山西长治屯留五七干校紧急调回北京，参加接待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鉀二一行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天紧张会谈，就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世乒赛承诺原则问题达成协议并签署会谈纪要，为随后实现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名古屋31届世乒赛等系列重要活动打开铺垫了通道。

从此，以乒乓球为先行，逐渐恢复了体育交流外事活动。我在国际司具体承担对日本工作，除进行办案、调研、零星翻译等日常工作之外，曾多次参加国内接待团队和近二十起访日活动，曾几次在日本东京和北京担任过中国和日本国家领导人会见时的翻译，还做过几次国际体育会议同声传译。那几年时间里，我算是除信使外访问日本次数最多的祖国涉外人员之一。

我初次参加组织的访日团，是1972年5月11日至29日以徐寅生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这是一次最为繁重的任务。

在日本19天，先后访问名古屋、冲绳、和东京等地进行友谊赛。我团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日本群众热烈欢迎。而日本极右翼社团，对日中友好气氛高涨极为慌恐。在东京，还有在冲绳（我团到此地的前五天5月15日，美国将此地施政权刚还给日本，我团算是归还后的第一个外国团和第一个中国团），我团所住饭店周围，日本右翼分子驾驶着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奏着旧日本军歌，呼喊着带有反共、反华内容的口号，在街道上转来转去行进。日方警察当局采取严厉保安措施，在饭店外围布置一层警戒线，并在饭店内通向我团成员所住房间的大厅走廊入口处，设置检查站问询进出人员。外出时，我团车的前后都有警车摩托车队护卫，简直像个国宾待遇。还有在各地的不少年轻侨胞，自愿积极参加对我团的保安工作，令人钦佩。

在冲绳行进沿途的山坡上随地看到马蹄形坟墓，类似福建农村常见的。后来参观当地的见闻、风俗习惯，感觉也有别于日本内地。这反映了冲绳复杂曲折的历史，早在公元12世纪，冲绳就存在封建国家，琉球王国于1429年建立，15世纪至16世纪中叶有高度发达的商业，与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尤其与大陆闽南一带来往频繁，包括懂得技艺的移民在内。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是通过交往影响着琉球生活的每个方面。1879年，日本将琉球吞并，设冲绳县。冲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占领，1972年归还。冲绳琉球是在近代兼并到日本版图上，并不是所谓“固有”概念的领土。

来回经香港4天，在日访问19天，在中日各方协助下，我团圆满结束访问和比赛任务，于5月31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任务使我身心极度疲劳极度缺觉，回来后除吃饭外，整整睡了两天，才恢复了元气。

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是在1978年9月20日执行的。连续不断的口译时间，长达近11小时。我于9月8日至19日担任中国田径代表团及考察团翻译访日，19日该图离开东京回国后，在机场与来自北京的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一行，汇合加入谈判团作日语翻译。为充分发挥国际田联组织领导来东京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推动解决国际奥委会及国际田联等组织中的“两个中国”问题，9月20日中午开始，在岸纪念会馆小会议室与日本田径联盟、日奥委会等日方有关组织领导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傍晚6点半到7点，接待日媒记者团采访。回饭店后，晚上7点半到8点继续与日田径联盟青木、安田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村冈会餐，边吃谈有关问题。8点以后继续与日方商谈有关问题，直至近12时才结束。以上合计11小时的活动，均由我担负日语翻译。口译即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及嘴力劳动。行业一般常识规矩是，连续二个小时为口译质量保证时限。我们会谈三四小时的高强度连续作战是常有的，但从来没经历过近11小时的高强度动脑动嘴的脑体力劳动任务。这空前绝后的体验，使我下颚肌肉过劳酸疼一段时间，第二天中午吃法国蜗牛大餐咬得酸疼，仅享受其半分美味。1978年10月和1979年10月，国际田径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先后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

1979年作者参加日本珠峰登山侦察队任务在西藏留影

三、作为翻译官参加日本珠峰登山侦察队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国门的更大放开，中国重新对外国人队开放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北侧的攀登。1980年5月，日本山岳会登山队计划攀登珠峰，为此，1979年9月至10月，该会派登山侦察队到珠峰进行线路侦察，中国登山协会提供多方面有偿协助。我作为翻译官参加珠峰登山侦察队任务（协助费32元/人/日），这即是环境艰险海拔高度最高（珠峰大本营5200米）的、又是发生一起遇难悲伤事故的翻译工作。中国登协派张峻岩作联络官（32元/人/日），曾曙生、王洪宝、尚、尼马扎西（藏族）、洛朗（藏族）等作高山协作员（29元/人/日），还在当地请了大本营厨师、勤杂工（16元/人/日）及牦牛（16元/头/日）。

以斋藤谆生为队长的日本山会珠峰登山侦察队一行9人，于1979年9月15日飞抵北京（海拔43.71米），经成都（海拔500米）、拉萨（3650米）、日喀则（3836米）、江孜（4040米） 定日（ 4300米）等地，26日下午在绒布寺（5154米）以南几公里处安营扎寨，设立大本营（5200米）。随后，抓紧用牦牛沿绒布冰川往上搬运物资，在6000米上下处设立几个临时前进营地，开展线路侦察活动。

在高山生活过程中，动作要慢节奏，不能快步行走，晚上要睡好觉。因为高山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刚从平地上来的人都有或轻或重的高原反应。一般高原反应症状在1-2天内就可消除。我在拉萨下飞机时走路似踩棉花，过一会儿开始头疼，晚上吃安眠药睡好觉，第二天就没事了。到大本营时已经基本适应了。

高原上要按时吃饭吃足，以保证体力。饭菜用的都是罐头和缩干蔬菜，当然不好吃，但也要吃够。有几次宰山羊改善生活，炖羊肉、杂汤滋补。有一次，张联络官用鲜肉作了烤羊肉串，极致美味。

高原上不宜老呆在大本营，要适当走走，活动筋骨。工作之余，有时走会儿附近的小山包，看看景色。绒布寺离大本营不远。绒布寺地势高峻寒冷，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是观赏珠峰的绝佳地点。该寺建于19世纪初，后因“文革”等历史原因被毁，我们去时只有破墙残恒，在庙内小泥陶佛像散落一地，一片荒乱遗址（1983年寺庙进行了大规模修建，恢复了喇嘛法事活动）。西藏的珠峰等高海拔雪峰冰川，景观是绝妙的压倒性的美，气势逼人，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神秘的造化，与内地名山秀丽的景色似乎不在可比的同一类别。

该队侦察活动按计划进行得较为顺利。但正开始准备考虑撤营返回日程的时候，10月13日凌晨5点半左右，队员中村从上面营地赶回来报告：12日下午约2时，在靠近章子峰的冰川北侧坡面约6800米处侦察攀登时发生小雪崩，协作员王洪宝、尼马扎西（藏族）、洛朗（藏族）和日队员长谷川良典被卷入。王洪宝、尼马扎西和洛朗三人滑坠冰裂缝，长谷川在冰裂缝口缘边挂住后自力爬上，头部胸部被严重击伤，神志不清。中日双方立即全力以赴开展收索营救工作。搜索几天，仍没找到滑坠裂缝的王等人。在基本了解情况后，10月16日，张联络官和我用吉普车赶到协格尔（4200米，离大本营最近约60公里的唯一有邮政电话通讯的小镇），往北京中国登山协会打电话报告滑坠冰裂缝遇难信息和情况。18日，在几位日队员的保架下，受伤的长谷川回到大本营，他虽肋骨折了几根，但身体恢复较快。随后几天，日方队员来回上前进营地撤营收拾，完成侦察收尾活动。在大本营东边小山包的遥望珠峰的平地上，大家为三位遇难者用石头垒起约1米高的玛尼堆（石堆纪念塚）。堆前供奉香烟、糖果、糌粑等喜爱，以悼念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今此地建成为珠峰公共墓地，祭拜着不少各国攀登珠峰成功和不成功的勇士亡灵）。10月23日，撤离大本营出发时，全员面向玛尼堆，队长致悼词后默哀。

10月29日，我们回到拉萨。30日，在政府小礼堂举行王洪宝、尼马扎西和洛朗追悼大会，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乔加钦等约300多人参加。11月3日，我们飞回北京。4日至6日，日本登山侦察队向中国登山协会汇报该队珠峰侦察情况及遇难事故，并确认下一年日本队珠峰攀登事宜，结算这次活动经费问题，并于7日飞回日本东京。第二年的1980年5月，日本山岳会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队长西崛荣三郎等41人）登顶突击队，分别沿北东山脊和北壁（初次攀登）路线先后于5月3日和10日攀顶成功。

1983年作者（右）在深圳中国南山留影

四、在深圳特区担任工程师工作

1978年，我被评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先进工作者。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国家百废待兴，港口工程建设事业亦日益发展，使我激发了回国初衷技术专业的使命感。1980年6月经申请批准，自愿技术归队，调到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对时隔十四年重新从事港口工程技术工作，我是有信心的。但说隔了这样长的时间，从事技术工作，心里明白是艰苦的，还是冒了相当的风险。

1981年10月，我被借调到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后转到中国南山开发公司，参加赤湾港第一座码头（万吨级）规划、可行性研究、设计和施工的组织管理工作，承担业主工地代表。

赤湾位于珠江口东岸，深圳特区西部，毗邻蛇口工业区，与香港元朗仅有深圳湾一水之隔。当时正值南海石油开发筹备阶段，石油部提出为开发南海油田建设赤湾港的建议报告，并要求务必在1983年5月以前建成第一座万吨级深水码头。经国务院批准，由招商局、石油部、深圳市等六单位组成中国南山开发公司，进行赤湾港和石油后勤基地码头的建设。

从规划、勘探、设计到施工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保质而快速”的原则，始终贯彻“主动配合，创造条件，积极协作，加快进程”的方针，敢于担当，采用一系列灵活机动的突破性工程方式和措施。

尤其是工作一开始，便抓紧摸清赤湾全湾水下地质分布及特性，经反复研究，及早选定了码头港址，为节省投资加快工程进程奠定了决定性保证。在码头结构设计上，最终采用最大的六型钢板桩加钢筋混凝土面板叉桩承台结构，实践证明此结构安全可靠、工期短，是最为适宜设计方案。国内外钢板桩施工，一般先设导架后打桩，而这次施工单位考虑该水域条件较好，经探讨同意采用板桩无导架施工方法，以使工期大幅度缩短，仅用50天（按常规需用3个月）按质量要求完成了有效宽度50厘米Ⅵ型钢板桩471根的打桩施工，也没有使用一根异形钢板桩。前方回填施工，对板桩和石堤围成约长200米宽60米小水域用东侧岸边沙吹填至施工水位，致使原安排水上作业的安装拉杆和浇筑胸墙、后承台梁混凝土等上部结构工序，创造了干地作业施工条件，为缩短上部结构施工期起到很大作用。

主体工程得以于1982年11月15日开工，仅用7个月的时间，1983年5月底完工并简易投产，此类结构码头施工期，创造了我国建港史上最快的纪录，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我作为建设单位的工程师艰苦奋斗，担当责任，冒着相应的技术风险，为此献出了最大的努力。

1979年，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采用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特区亲身工作两年，体会到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经济特区与内地相比，有着更为宽松灵活的管理政策，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激发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敢闯精神，开创新局面，创造成功业绩，这是特区展现出的精神风貌。但同时也看到，它诱发了有些人的潜在负面意识，利用职权、钻空子谋私利、贪污腐化、丢官坐牢等，屡见不鲜。在物质条件丰富和灵活管理的环境中，有了职权，职权越大，越能考验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廉洁自律的能力。

五、继续参加大连大窑湾一期工程

1983年11月，深圳特区借调结束，我回到北京水运规划设计院，随即参加大连港大窑湾新港区选址可行性研究，承担总图设计工作。大窑湾离大连港15海里，陆路距大连市50公里。大窑湾新港区规划1990年一期工程建设十五泊位，设计通过能力714万吨。

1984年5月至87年5月，我继续参加大窑湾新港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担任总图负责人，自1984年起，任命担任港口室总图组组长，1985年被评为交通部机关和在京单位优秀共产党员。

1986年1月至9月继续参加大连大窑湾一期工程初步设计项目，负责总图设计并担任项目第二负责人。1987年1月至5月，我继续担任该项目施工图设计组第二负责人，负责总图完成疏浚施工图设计。1988年12月，大连大窑湾一期起步工程（4泊位）开工，于1993年9月竣工对外开放。

大窑湾新港区一期起步工程属世界银行贷款项目。1985年5月至1986年10月，世行对该工程进行了项目鉴别、预评估和评估。我参加了这一系列的世行项目组访华谈判接待准备工作。交通部还多次请我兼任翻译，参加与日本有关政府部门、团体之间的港口工程事业合作谈判和技术交流活动。

交通部从日本引进日立公司的辅助设计自动绘图系统（CAD系统）计算机成套设备，第一阶段1987年9月15日至12月31日赴日本培训学习，我担任副领队兼翻译；第二阶段由日方派工程师负责指导该计算机系统安装工作，1988年3月至 4月，我先后承担在武汉第二院和北京水规院进行的安装工作翻译协调任务。同时我就抓紧时间翻译了三本共约22万字的该计算机系统的操作指南等手册。

六、在中国侨联工作

1988年10月自愿申请，经批准离开水规院，经过一段折腾，于1989年1月就职到中国侨联工作。1989年6月我被授予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我到中国侨联国外处后，考虑到以往中国侨联与旅日侨界来往关系不够充足，为增强我会与旅日侨界侨团的网络联络关系，尽力策划开展一系列接待活动和出访工作。

我积极联系我会虹桥旅行社与东京华侨总会华联旅行社发展合作模式，定制即能体现客方路线日程活动要求又能节省经费的旅程，分别于1993年10月和1995年9月组织安排日本稻门山岳会（早稻田大学登山队校友会组织）访华团一行（我都应邀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先后访问西藏等地和新疆等地。

我还编译了《旅日中国人的基本情况》登载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通过那些年的频繁交流活动，我会与旅日侨界之间加深相互了解，增强了同胞情谊关系网络。

1991年6月，我被授予回国定居专家身份。1995年7月，我开始任职联络部副部长（副司级）。

1999年作者（右二）在三峡水库展望台

七、退休后就职日本前田建设工业株式会社

我于1996年4月在中国侨联提前退休，工程专业志向所驱，5月应聘就职日本前田建设工业株式会社北京驻在员事务所任顾问。该公司创建于1919年，是在日本著名的综合性建设工程公司之一，在香港曾参加新机场等大型工程，在中国与中国建筑总公司等有关建筑公司组成联营体，参与过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福建水口水电站、海南岛洋浦火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后来，该公司分别与中国三峡工程总公司等有关建设公司分别签署了有关技术咨询协议合同，就三峡水电工程安全施工、中国高铁轨道工程质量、上海地铁隧道盾构机施工质量管理等项目，届时派公司工程师来华长駐工地进行技术咨询指导交流。我作顾问，主要调研了解中国全国各地大型基础实施建设工程项目现状和前景规划，随机提交建议报告。有时，陪同来自东京的公司领导或事务所所长到有关公司、工地兼作翻译拜访、进行工程技术交流或商谈合作投标在华某项国际投标事宜。其中出差最多的工地是宜昌三峡大坝工程，有幸目睹当今世界最大发电容量（26台*70万KW=1820万KW）水电站从开工初期至发电开始几个建设阶段施工情况。通过这些出差考察和收集信息资料，进一步了解到我国各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在蓬勃发展情况，我作为同行工程师深受鼓舞。我国改革开放实现高速经济发展，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提前协调配套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我作顾问受雇于日本公司，不过总体而言，在中国大地上以另一种不同方式，继续为祖国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事业尽力。

另外，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我在业余时间因老关系受托，为加深友情民情之谊，无偿协助日本稻门山岳会（早稻田大学登山队校友会），联系中国登山协会和新疆登山协会，为推动实施2000年8月早稻田大学登山队攀登新疆琼米孜塔格峰（海拔6962M 未登顶峰）做了大量工作。一开始收集该峰有关情况及地图开始，1999年5至6月初次侦察、同年10月二次侦察活动，2000年7至8月，该登山队先后在京入出境住宿交通等事宜，我帮助联系安排， 8月15日，大谷映芳等三队员登顶成功。我将此经卫星电话互联网新闻得知的消息传达给中国登协，并在该队回京时颁发登顶证书和会餐等联系安排工作。

八、结语

我们祖国历经“文革”，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很大提高，而且也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2010年，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没有脱离实际，就是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物质经济条件决定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回国已50多年，能够亲身生活工作在祖国伟大的历史变革发展时代，为做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深感欣慰和荣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国人的理想和追求。中国梦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包括我们归侨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开拓创新，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祖国势必腾飞。

回顾回国以来经历，从工程师转换从事体育外事工作，接着回归工程技术工作，主观上努力跟随我国改革开放前景和国家今后建设需要，为更能综合发挥我的复合型专业知识、工作能力，走出工程经济相结合的复合型工作，后来几次工作转换，都是先自愿申请后组织批准的。转换充满着挑战和风险，有时遇上了困难和曲折，但问心无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是退休多年的老党员，继续学习，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尽自己一份力量。

（作者李俭光系日本归侨，曾任中国侨联海外联络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