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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日本华侨华人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8年12月17日08:37  来源:中国侨联

2018年12月14日上午,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年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日本华侨华人专题研讨会”。在本次专题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有《日本侨报》出版社社长、日中交流研究所所长段躍中,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留日博士蔡林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嘉庚讲席教授刘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日本桃山学院大学社会学系原教授过放,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龙登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吉伟伟,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张慧婧。来自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等高校的研究人员、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执行会长南庚戌以及侨研所全体同志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张秀明主持。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首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指出,中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既是邻国,又是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中日关系既对亚太秩序有重要影响,也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古代徐福、鉴真等都为中日交流做出了贡献,近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先进的知识,再回国进行传播,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和革命事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两国关系,尤其是今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李克强总理出席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年,侨研所和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此次专题研讨会,旨在深度探讨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其对日本华侨华人的影响,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作用,以及40年来日本华侨华人的发展变迁。

段躍中社长

段躍中社长作了题为“如何在日本讲述中国故事——华人出版社的挑战”的发言。段社长在近二十年的留日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讲述在日华侨华人的故事和中日友好的故事,期望培养了解中国的日本年轻人和了解日本的中国年轻人。1996年,他创办《日本侨报》,用日语向日本主流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全面介绍在日中国人的情况。1998年,他出版《在日中国人大全》一书,收录了1万名优秀的在日中国人的材料,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创办全日本汉语作文比赛,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4年,一共有4万多人参赛。2007年,段社长又开设“星期日汉语角”,11年来,举办了560多场交流会,来自10个国家的2万多人参加。2008年,他创办日中翻译学院,10年来有300人参加该院的深造,30人独立翻译出版了中文优秀著作。段社长认为,应该发挥国际友人的积极作用,让年轻人更多参与,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蔡林海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中日经贸合作40年与在日华侨华人经理人的贡献”。他首先界定了“华侨华人经理人”的定义,是指在国外跨国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以经营管理工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权的华侨华人群体。他将在日华侨华人经理人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1970年代,日本公司开始开拓中国市场并在中国设立办事处,那时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人主要是横滨和长崎的华侨子弟;1980年代,在日本公司对华投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战争孤儿的归国子女;1990年代,经理人群体以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为主,他们毕业后被派驻中国。2000年以来,经理人群体又发生了变化,很多人都归化日本,归化华人成为日本对华经贸、投资、经营、管理的主力。2018年,早期留学生的后代也开始进入跨国公司,他们是日籍华人。蔡博士指出,中日经贸合作40年,经理人这个群体为中日经贸和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贡献。

刘宏教授作了题为“比较视野下的日本与新加坡新移民群体及其同中国之关系”的发言,从比较的视野思考新加坡和日本的新移民社会。首先,数量上,随着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国新移民在两国大量出现。其次,构成上,老一代移民来自福建、广东等老侨乡,而新移民既来自传统侨乡,也来自上海、北京、东北等地;新移民的专业技术人士比例很高,但也存在以劳工为主的现象,在结构上出现两极分化。第三,社会组织上,新移民少部分以地缘为主,但已经跨越地缘界限,以中国为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对象。第四,与中国的关系上,两国新移民都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有很大比重。刘教授认为,从华人社群的角度看,新移民在两国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但从国家的层面看,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新加坡更关注如何把中国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而日本的中国新移民受外交关系影响程度更大。

吕耀东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承接性”。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平稳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曲折发展阶段和21世纪的反思与调整阶段。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关系从经济层面而言互补性较强,但中日综合国力的变化,使得两国潜在的战略冲突依然存在,同处东亚的中日之间的矛盾具有结构性特征。中日结构性矛盾通过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表现出来。他指出,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未来仍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政治基础,应充分认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通过构建良性双边互动的渠道,不断化解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困局。

过放教授作了题为“中日关系与旅日华侨——亲历者浅谈”的发言。她从中日关系的特点与基础、日本华侨社会的变迁、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日本的大学生与大学课堂及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五个方面展开。40年来,旅日华侨的人数从约5万人增至70多万人,并有1000多万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中日关系对旅日华侨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强烈。中日关系从“友好、对立”走向“协作共赢”,要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其中的关键是开放、学习和担当。

龙登高教授作了题为“‘世代华侨’的身份与权益——传统华侨的遗存及其新问题”的发言。“世代华侨”是指世代出生和居住在外国,至今已是第二、三甚至四代但仍然保留中国身份的华侨群体,以韩国、日本华侨为代表,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些未加入外国国籍的海外人才。他们在中国国内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权益,但在居住国又没有国民待遇。因其身份和证件特殊,在现有政策下遇到多种困难,特别是回国留学、投资、就业甚至旅行等方面。有一些高级人才长期在海外工作,仍持中国护照,但没有中国国内户口和身份证,国内的待遇、福利与权益都与之无缘。仅凭国籍来区隔华侨与华人的相关政策,将此类特殊华侨排斥在外,他们在国内的各种权益和待遇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与研究。

陈奉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对中日民间交流多种影响因素的思考”。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悠久历史,徐福、大禹等中国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在日本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都是中日民间交流的很好印证。近代去往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学习日本的各种知识,回国办学。陈教授以自己求学和访学的亲身经历说明,民间舆论不断影响中日之间的交往。他认为,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民间的力量非常大,一直在推动着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现今,在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时候,或许是中日关系推进的一个契机。

吉伟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赴日留学移民的变化”。截至2018年10月,日本在留外国人达263万多人,占日本总人口的2.1%,其中中国人约有74万,以20至34岁的留学生群体为主,约占在日中国人总数的56%。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理念发生了变化,1948年—1979年,留学主要是国家“公派”,改革开放之初的留学潮是中国根据优先和需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这一理念开启和驱动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留学产业化意识的增强和个人意识取向逐渐受尊重,中国一直限制的自费留学慢慢成为留学的主流。留学移民发源地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和福建是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移民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费留学开放后,日本语言学校的签证手续变得相对容易,中国留学生的来源地日益多元化。他指出,中国赴日留学移民的动机、渠道等都发生了变化,当代日本留学移民从“日本盲信”进入了理性再思考的阶段。

张慧婧副教授作了题为“日本外国人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新移民的影响”的发言。她指出,日本政府一方面大量引进外籍劳动者,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承认其“移民身份”,至今未开放移民政策或出台系统规范的《移民法》,体现出在劳动力填补与移民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她认为,日本作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少子老龄化国家,加速引进更多外援、填补劳动力缺口是当务之急。日本已经在事实上成了新的移民国家,却在表面上拒绝承认移民。没有全方位的移民政策作为支撑,必然影响外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生活福祉,造成社会矛盾和摩擦增多,甚至导致被迫犯罪行为,令原本就意识保守的日本民众更难以消化日本政府猛然提速吸纳外国人的举措。对外国人政策的基本方针止步不前正是引发社会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 亟待从根本上解决。

张秀明副所长在总结时指出,本次会议是近年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举办的首次日本华侨华人的专题研讨会,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既有在日本留学、工作的亲身经历,又有长期关注中日关系、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积累,从不同角度对中日关系及其对日本华侨华人的影响、日本华侨华人的发展变迁、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看法,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会议搭建了国内外学者深度交流的平台,希望今后大家能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日本华侨华人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责编:段晨茜、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