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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选登】爱国侨胞与祖国的改革开放
2018年12月07日08:59  来源:中国侨联

中国侨联“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选登

编者按——1978年,中国历史翻开了不平凡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吹响了中国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进军号角。时至201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伟大征程。40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始终与祖籍国同频共振,息息相通,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展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与改革开放同行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中国侨联开展 “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在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投稿,讲述个人亲历亲为的海外求学、回国发展、投资兴业、为侨服务等历程。现选出部分优秀征文发布,以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互动交融的丰富历史画卷,以此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爱国侨胞与祖国的改革开放

——我的切身经历和体会

林卫国

我生长在闽南侨乡的一个华侨家庭,1963年自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自愿支援山西,扎根落户至今。我曾有机会到泉州、厦门工作和出国定居,均毅然放弃。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从事侨务和涉侨工作,关于祖国的改革开放对于广大侨胞(海外华侨华人和国内归侨侨眷)有何影响力和感召力,广大侨胞对于祖国改革开放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行动,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现将自己的亲历亲为亲见亲闻记叙如下。

1988年9月中国侨联第三届主席张国基(左三)在北京宴请作者林卫国(右一)的海外亲属

海外关系 拨云见日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心和报国志。

在闭关锁国、“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人们谈“侨”色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较长时间(特别是在“文革”中),公民的“海外关系”被视为“敌特嫌疑”,遭到歧视和打击。分配在运城农校当老师的泰国归侨张利明,被当作“资产阶级”批判,被扣上一顶“大流氓”的帽子,理由竟然是“一天从早到晚把皮鞋擦得亮亮的,头发梳得油光油光的,连苍蝇都停不住”!在运城盐化局工作的侨眷嵇正才,收到3000元港币的侨汇。有人以讹传讹,向上告密说:“嵇正才收到从海外寄来的3支钢笔。”并且推理:那3支钢笔很有可能是伪装的无声手枪,嵇正才很可能是潜伏特务!于是单位召开批判大会,对他的批斗由“触及灵魂”演变为“触及肉体”。在“革命左派”的拳脚交加下,嵇正才的一颗颗牙齿随着鲜血从嘴里一口一口喷出来,至今,嵇正才同志依然是满口假牙。我本人曾经是运城师范后期发展的“红卫兵”。但不久,“红卫兵”组织就酝酿要批斗和开除我,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我“出身资本家”(其实是小商),听说我找了个香港老婆(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到了1967年11月底,我还是被“革命造反派”抓起来殴打了一顿,而且留下困扰终生的后遗症——右胳膊丛神经受损。总之,广大侨胞的报国之心无法得到理解,才华无法得到施展,生活也经常陷入贫困。

我结婚以后,妻子在运城安邑公社周家坡村插队落户,孩子是农村户口,穷的当当响。归侨朋友胡野圃先生曾到农村看望我家,说他的印象就是8个字:“家徒四壁,老鼠打洞”。正如同一位华侨朋友说的:乌云终究难遮日,阳光普照暖人心。“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经常接见海外华侨华人,并鼓励华侨华人回国(来华)投资创业。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从此,我个人的命运也因而发生变化。1978年底,我的第二个女儿降生,因为遇到国家形势和大政方针出现大的扭转,全家都很高兴,便给孩子取了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林扭”(后来写成“林妞”)。1979年7月15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7月,我在运城地区文化局由干事提拔为副科长,兼任运城地区侨联副秘书长。1984年7月,我担任运城地区行政公署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兼运城中国旅行社经理。后来,我又被调到省里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山西外事与侨务》副主编、省外侨办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山西省志?外事侨务志》编委等。我多年埋头苦干的业绩也得到肯定和表彰。1983年上半年,国务院侨办和中国侨联对全国先进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进行了第一次隆重的表彰,我有幸名列其中。我于2000年4月被授予“山西省侨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于2004年9月被授予“山西省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于2015年6月被授予“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17年12月,再次被授予“山西省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2009年12月20日作者与中国侨联第五届副主席、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左)合影

情系三晋 投资创业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改善了山西的投资环境,吸引广大侨胞纷纷来晋投资创业。

为推动太原以及全省的对外交往,发挥香港作为太原市政府对外联络窗口的作用,1987年12月,在香港成立了“港并联谊会”(“并”是太原的简称)。其成员除了定居香港的山西籍同乡、曾在太原学习工作而现在定居香港的人士以外,还扩展到一切关心太原建设、在太原已有投资或准备投资的香港人士,以及在太原有亲友、愿为港并繁荣出力的各界港胞。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王茂林参加了成立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当今世界上,香港地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科技信息中心,处在沟通内地与海外联系的重要位置上。因此,“港并联谊会”的成立,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必将为进一步沟通香港与山西的交往,发展两地的合作,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也必将为各届人士大展宏图提供更多的机会。在200多人参加的“港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曾在山西上学和工作的泰国华侨黄华,众望所归当选为“港并联谊会”总干事。

黄华于1978年移居香港,创立了香港华泰投资公司,从一名内地的侨务干部,变成了“东方之珠”的企业老板。他以一种新的身份,积极投身山西的招商引资热潮,用一种新的方式,服务山西,回报山西。他的许多重大举措,几乎都跟山西有关,都是考虑山西父老乡亲的需要。他领导的香港华泰投资公司第一次在山西投资,是与太原古交市政府下属机构合资创办“太原龙城房地产公司”。港方投资250万元,在杏花岭区盖了两栋宿舍楼,在古交市盖了一栋宿舍楼。

为解决“港并联谊会”的活动经费问题,同时也想做好招商引资的示范工作,黄华与“港并联谊会”主席巫丰杰身体力行,二人合伙于1988年先行投资150万元,与太原市化工公司组建了中外合资的太原硅铁厂,董事长为巫丰杰,黄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由中方自己安排。1989年6月2日,黄华在北京代表太原硅铁厂与日本一家株式会社签订了硅铁出口日本的协议。但由于“六四风波”,西方借口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硅铁出口协议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1992年,黄华又与大同中国银行合资创办“大同华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港方华泰投资公司投资600万元,中方投资400万元,经过两年的艰苦运作,终于在荒地上兴建起28栋6层高的住宅小区。大同群众纷纷议论说:华云公司没有盖商业大楼赚大钱,而是为平民百姓盖宿舍楼,给普通人办好事,这样的老板少有啊!据知,黄华在山西的投资虽然社会效益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效益微薄甚至严重亏损。换一个老板,吃亏一次,就早跟山西说“拜拜”了。但黄华对山西却是不离不弃。他坦诚地说:“我在山西学习和工作了25年,山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山西魂牵梦萦。我难忘汾河水,难忘老陈醋!”这是何等深厚的“三晋情结”啊!

另一个较早在山西投资创业的,是195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姚美良先生。20世纪70年代,在父亲和长兄的支持下,姚美良先生在香港创办南源永芳集团公司,经营布匹、永芳系列化妆品及进出口贸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他的事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他独具胆识,大举向中国大陆进军,在国内10多个省市投资办厂,经营化妆品、饮料、纺织等产业,总投资在10亿人民币以上。姚美良先生特别关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认为“只有在发展先进地区的同时,致力于开发和改变落后地区的现状,不断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文化程度和人的素质,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得到发扬,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才会更加顺畅,世界和平也能够更有保障。”1991年11月,姚美良领导南源永芳集团公司投资570万元人民币,与山西大同蓝浪洗涤剂厂共同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山西永芳化妆品有限公司,于1993年5月建成投产。对推动山西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曾回国求学并到山西稷山农村插队落户的新加坡著名企业家黄鸿年先生,对山西有一定感情。他移师香港以后,成立了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亲任总裁,在山西有一系列的投资举措:1992年5月,与国营山西橡胶厂合资创办了中国轮胎行业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双喜轮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7月,与运城盐化局合资创办鸿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8月,与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合资创办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等等。

1929年出生于灵石县静升镇的美籍华人控制系统工程专家侯桢生先生,了解到山西经济还不太发达、急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的现状之后,萌发了一个念头:在美国组建一个科技公司,联络一些专家精英,为山西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科技服务;然后,以知识产权和有偿服务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家乡发展教育事业,使山西尽快出人才,尽快富起来。他得到子女们的支持,多方筹措,很快就组建起来自己的一家公司——美国艾迪科技公司,亲任总裁。

1994年,美国艾迪科技公司与山西代县农民企业家黄喜存合资创办的“山西喜迪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始运作。1996年,投入批量生产。在公司缺乏流动资金的困难关头,经过侯桢生先生介绍,二哥侯祯瑞在香港的儿子到代县考察以后,对这个项目产生了兴趣,及时地注入资金(贷款)15万美元,使公司得以正常生产。

中美合资企业山西喜迪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非金属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是集科技、工业、贸易三位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利用煤矸石生产超微细煅烧高岭土及其系列产品,于1991年被中国国家科委列入“新产品试制计划”,被中国国家环保局列入“绿色科技计划”。在高岭土的制备方面取得了两项专利。1997年12月,该公司产品获国家科委、税务总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技术监督局和环保局授予“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该公司拥有一批技术过硬、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队伍,实行计算机管理,加入国际互联网络,产品70%出口创汇。1997年被山西省授予“产品质量信得过单位”。

来晋讲学 贡献才智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海外专业人士提供了支援内陆发展的机会和施展拳脚的天地,而山西也从引进智力中提升了自身的实力。

改革开放以后,率先到山西讲学交流的海外教科文专家,主要是山西籍的海外人士。他们怀有浓郁的乡情,把回来讲学交流,当作回馈家乡养育之恩的一直方式。

例如,出生于沁源县河西村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1906—1995),于1986年5月偕夫人和曾留学北京大学的女儿任峻瑞博士回山西沁源县寻“根”。在省城,任之恭先生在许多场合介绍美国科技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在美国拼搏的历程。任峻瑞博士还在山西大学用流利的汉语作了《分格式的自动模型》的学术报告。1988年,任之恭博士的4个女儿集资1万美元,在山西设立“任之恭数理奖学金”,奖励当年高中毕业成绩优秀并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理工科学生,至今已有许多学生获此殊荣。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见任之恭博士等华人科学家时说:“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不少事情,付出了中华民族的知识和劳动,今天已取得了第一步的成果。这里包含着海外的亲人和朋友提供的知识和劳动,在座的和不在座的,不在座的更多了。今天同你们见面,是对你们的帮助表示感激,同时也希望你们今后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

又如,1929年出生于灵石县静升镇的美籍华人控制系统工程专家侯桢生先生,供职于美国旧金山贝泰工程公司。1987年,他应山西省科委的邀请,到省自动化研究所讲学。1991年7月,凝聚侯桢生数十年经验和心血的科技专著《监控与数据采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对于供电系统、化工企业、煤矿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人员、计算机工作人员和有关院校的师生,都是极好的参考,得到科技界人士的好评。1993年9月21日至27日,他再次应邀回国参加“山西省第六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山西省第四届进出口商品和国外来展商品交易会”、“山西省第四届锣鼓艺术节”(简称“两会一节”),同有关部门和厂家签订了一些项目的合作意向书。在此期间,他在省邮电局和环保局举行学术报告会。他不仅向听众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研究心得,还带回来国外的最新信息,深受大家欢迎。在他的引领下,在美国惠普公司担任电脑工程师的女儿侯雯,在美国环保局的一个机构从事环保工作的儿子侯承舜,也回山西讲学交流。两代人齐心协力,目标一致,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寻找一切途径,共同为兴晋富民出力。

又如,1930年出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上庄乡沟里村的澳大利亚籍华人张树庭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生物学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曾兼任国际热带地区菇类学会主席,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微生物资源中心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署国际蕈菌生物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自从1979年张树庭应中国轻工业部邀请首次来华讲学和交流学术开始,此后他就频频归来,荣任轻工业部和商业部食用菌高级顾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对中国北方育菇情况也很关切。他说:北方由于气温较低,蘑菇质量甚至比南方还要好,如能大量生产,内销和外销的前景将相当广阔。对于山西家乡,张树庭先生更是有点“偏爱”。自1980年首次来山西进行学术交流以后,他多次访晋,分别在太原、大同、原平等地参观指导,举办学术报告会、食用菌培训班、赠送优良品种及学术资料。他应聘担任山西大学生物系名誉教授和山西省生物研究所的技术顾问,经常回来讲学和辅导。他给山西引进的凤尾菇,因其效益高而得以在25个省市推广。他赠送的双孢菇优良菌种,在太原、榆次、汾阳等地大面积栽培后,连年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现已广泛推广“全面开花’。

再如,1934年出生于山西忻县紫岩村的美籍华人公路工程专家彭大钧先生,解放前随父赴台,曾任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水土保持局工程师,后定居美国,先后任美国伊利诺斯州公路部工程师、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政府工程师,从事公路(含高速公路)设计,并兼任彭氏企业公司经理从事中美贸易业务。1988年圣诞节,山西省政协访美代表团在休斯敦会见了彭大钧。代表团首先对彭大钧和他的慈母表示亲切的问候,同时肯定其父彭士弘先生对山西的贡献,赞扬彭大钧在美国拼搏的成就,并希望他在合适的时候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彭大钧先生说:访问山西故乡一直是我和母亲的愿望。我们的心早就飞回去了!1989年4月下旬,彭大钧先生应山西省公路学会之邀,偕母亲回山西访问、探亲。在太原,他与交通厅领导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学术交流;为山西省公路学会做了关于山区修建高等级公路的专题学术报告,并对山西在地理环境复杂的条件下修建高等级公路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再如,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市的邢长城先生,于1948年随祖母和姑姑去台湾。后赴美留学攻读并定居,经过奋力拼搏,成为闻名遐迩的卫星通讯专家。曾就职于美国卫星通讯公司、国际卫星通讯联盟、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在美国宇航界从事卫星操控工作近40年,先后参与国际卫星通讯联盟39颗卫星的发射,参与和管理国际卫星通讯联盟所有卫星的发射、入轨测试、正常操作与紧急应对;参与目前最新入轨气象卫星的发射、测试及操控;参与下一代美国气象卫星总体工程的监督等工作,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身在美国,心系中华,对祖藉国的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十分关心,曾多次来华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进行学术交流,将国外卫星通讯技术发展进步的最新信息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他表示:“推动中国卫星通讯事业发展,让它为促进经济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服务,这是我的‘中国梦’,我乐意为此做出贡献。”1998年3月,他携祖母骨灰回原平与祖父合葬,了却祖母生前落叶归根的心愿。受到省侨办、省侨联领导的热情接待。他表示要携儿女到中国观光,让下一代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知道在华夏大地上生活着十几亿与他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镜、黑头发的炎黄子孙。

2014年3月25日,时任美国洛克马丁公司宇航顾问的邢长城博士,应邀在太原理工大学做题为《卫星工程简介》的学术讲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改革开放以后到山西讲学交流的海外教科文专家中,有些并非山西人,但他们对于山西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乐意把自己的知识才干奉献给这片热土,为它的进步腾飞加油鼓劲。

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林荣国博士,祖籍福建永春,通晓中、英、法、德、俄语文。研究方面,偏重于高能物理及表面物理,著有专题论文数十篇及《经典电动力学》一书。早在1975年,他就曾来华访问并交流学术。1987年4月,他来上海参加亚太地区表面物理会议。会后,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山西分会邀请,来山西太原讲学,讲授《钢的氮化》、《高能碰撞产生带电粒子之数目分布》等专题。其著作《经典电动力学》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又如, 澳大利亚皇家放射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脑外科透视专家林许国,祖籍福建永春,自1975年以来,经常应聘到西方国家工作,担任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在新加坡综合医院、神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任脑放射科高级顾问。此外,他还曾赴加拿大、爱尔兰、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医院进行短期工作,足迹跨越亚、欧、美、澳4大洲,在国外有较高声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曾多次应中国各省市有关医疗部门的邀请,先后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北京天坛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山西省医科大第一医院、辽宁鞍山市中心医院等,就当时中国还未开展的经皮股动脉插管脑血管造影术、经皮经血管腔内血管栓塞术、经皮经血管扩张术、脑外伤的CT诊断、脑血管畸形及脑肿瘤的CT诊断、脑下垂体肿瘤及空泡蝶鞍的CT诊断等多项国际先进医术,进行讲学、交流、示范。他先后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特邀为客座教授。

1985年11月和1986年9月,林许国院士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山西省卫生厅联合邀请,两次到山西省讲学和做手术示范。为山西11个地市的100多名医务工作者,讲授了“脑外伤的CT诊断”、“脑血管畸形及脑肿瘤的CT诊断”等专题,并以幻灯放映配合讲解,使广大听众得到很大的收获。同时,他还参与会诊山西各大医院一批疑难病例。他还给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赠送相关技术资料和一批医疗器械,并协助有关医院引进大型诊查设备。

当受惠单位对他这种无私的举动表示谢意时,当新闻媒体询问他,“听说您每次来华讲学,旅费全部自理,也不收取任何报酬。对于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林许国院士平静地讲:“要谢,应当感谢国家目前的侨务政策。”他还告诉记者:“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印尼回国的姐姐林仪媛,现在担任了鞍山冶金热能研究所党委书记,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十二大代表。堂弟林卫国,现在担任山西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国内大胆使用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我们海外华人无不欢欣鼓舞。”林许国先生微笑着对媒体记者说:“我愿意这样做,因为咱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广东侨报》、《山西政协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曾报道林许国院士的事迹。山西作者罗涛编著的《海外华人成功启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报道“取得非凡成就的世界100位华人”,林许国名列其中。

不忘本源 寻根谒祖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加深了广大侨胞的民族感情和根祖观念,掀起了一股股寻根谒祖热。

山西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底蕴特别深厚,是许多姓氏的发源地;据专家研究考证,从山西开宗立姓的就有40多个。另外,山西是环球客家人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武圣”的关羽,是运城解州人,在全球华人中拥有许多信徒和“粉丝”。

起源于太原的王氏,其系姓始祖为周灵王太子晋,经过2000多年繁衍、播迁,已成为普天下炎黄子孙的大姓。我在省侨办任职时,于1986年五六月份,接到泰国王氏宗亲总会和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的来信,询问王氏开族始祖的历史沿革及王氏祖祠地点,称要组团来晋寻根谒祖。我们认为:华侨华人爱国爱乡之情十分宝贵,应予肯定和保护,对他们的要求应予满足;山西作为内陆省份,可以多开辟一些对外交往的渠道,以此为契机发展山西旅游业,推动引进外资、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工作,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因此,对此事十分重视,立即列入省侨办的重要议事日程,筹措专款,组织专人跨省进行专题考证、考察。仅1987年一年,省侨办就根据实际工作的情况,发出了3份文件:①晋政侨字[1987]第1号文《“太原王”考察情况汇报》;②晋政侨字[1987]第18号文《关于“太原王”考察进度汇报》;③晋政侨字[1987]第42号文《“太原王”考察总结报告》。

而后,我们专门派范家文副处长赴京向国务院侨办汇报,请求允许山西侨办邀请泰国王氏宗亲总会等海外王氏社团自费来山西谒祖观光,并希望国侨办下属的中国新闻社和《华声报》对太原王氏历史渊源及太原新貌给予公开报道。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在[88]外亚字第23号函《复关于邀请泰国王氏宗亲总会组自费团赴晋祭祖观光和报道考察“太原王”新闻的请示》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邀请海外社团自费来晋祭祖观光,同时表示:“至于向国外作报道的问题,我们认为,考察‘太原王’历史渊源,这类事情的报道将会引起海外其他姓氏宗亲团体向我提出类似要求,将耗费人力财力及助长封建迷信活动,经我办领导同意,我司已通知《中新社》和《华声报》社,不予报道。”我立即将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复函的内容汇报给白清才副省长。此后,省侨办为世界王氏宗亲联谊所做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在省侨办无法对“太原王氏”的渊源做进一步考证、也无法开展王氏宗亲联谊活动的情况下,我仍以个人名义为世界王氏宗亲联谊竭尽绵薄之力,利用语言习俗相同、思想容易沟通的有利条件,趁出国探亲之便开展一些联谊活动。在新加坡探亲期间,我曾拜访过“开闽王氏宗亲总会”,并考察过新加坡的王姓业产“太原山”。我着重向王姓人士介绍山西和太原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劝说和鼓励他们到祖先发祥地走一走,看一看。

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些考证研究,撰写一些有关“太原王氏”的文章,在媒体上造一些舆论,扩大“太原王氏”的影响。如:《显赫四海的“太原王氏”》(载《交流时报》1991年第6期,《山西外宣》1992年转载)、《新加坡的“太原山”》(载《山西日报》1991年9月21日)、《马来西亚的王氏宗亲会馆》(载《沧桑》1993年第3期)、《“太原王氏”的杰出苗裔: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载《太原晚报》1994年2月20日)、《新加坡的王氏宗亲会馆》(载《沧桑》1995年第3期)、《割不断叶对根的情意》(载《交流时报》1997年第4期)、《我的根在太原!》(载《太原晚报》1998年10月4日);等等。

1989年5月初,我结束在新加坡的探亲、访问,返回山西。结合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向王森浩省长提出《关于对外工作的建议》。关于世界王氏宗亲联谊,我明确提出:“海外王姓华人均承认自己是‘太原王’的后裔,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开族立姓的始祖。‘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之类的宗亲组织,完全可以充当山西与新加坡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海外王氏宗亲中不乏巨商富豪和专家学者,届时可以相机开展联谊活动,为日后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铺路搭桥。”

1990年4月24日,我又向王森浩省长提出《关于设立“王氏开族立姓始祖纪念堂”的建议》。我说:“为了满足海外同胞的愿望,为了开拓海外联谊渠道,促进山西省的对外交流,似有必要设立‘王氏开族立姓始祖纪念堂’,供奉太子晋的画像或塑像,陈列有关太原王氏的文物和历史资料。当海外王氏人士络绎不绝涌来太原时,我们会获得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过了几年,在形势的推动和大环境的影响下,王氏宗亲联谊便大张旗鼓、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省里领导十分支持,并参与进来,专门成立了“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还在晋祠兴建了子乔祠,供奉太子晋像。1993年6月,举办“太原’93世界王氏恳亲联谊暨经贸洽谈会”,来自5个国家12个王氏社团组团前来参加。不仅密切了同胞情谊,增进了中外友谊,而且签订了一批合资、合作经贸项目,仅太原市参展商品贸易成交额就达250万美元。1994年,中央电视台和太原有线电视台联合拍摄专题片《太原王氏》。1994年9月,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编撰了《太原王氏》,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海外太原王氏联谊后援会名誉会长、山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王庭栋主任亲自作序。1996年9月,山西组团赴新加坡参加第3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暨新加坡王氏公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举办太原市经贸洽谈会,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8年9月,“太原’98王氏恳亲联谊大会”在太原举行,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300余人参加盛会。省、市领导胡富国、孙文盛、纪馨芳等出面会见客人并进行友好交谈。这次活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王氏宗亲联谊活动,从限制到开放,从个别机构搞到省市自上而下一起搞,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也体现了各级领导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和更新。

中华民族第19个大姓的郭氏,在大陆的人口总数达1000万,其根源也在山西。汾阳是郭姓根之所在,阳曲是郭氏得姓之地。1994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世界郭氏宗亲联谊会主席郭明星先生率领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加拿大及台湾、香港的11个代表团77人,来山西寻根谒祖,并举行了世界郭氏恳亲联谊活动。素有“亚洲糖王”、“酒店业巨子”美誉的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20世纪90年代,就拥有资产达60亿美元,华人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5位。1994年5月,他曾到祖先发祥地山西访问。他还同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西山矿务局合资,创办太原可口可乐有限公司。1997年8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吉和马志超的著作《郭氏史略》,为郭氏宗亲联谊及寻根谒祖提供了翔实的历史依据和新的线索。

傅氏发源于运城平陆,其系姓始祖是商代的贤相傅说(音yue)。商朝武丁时期,平陆傅险(今县城附近)有个从事苦力劳动的奴隶,叫“说”。他虽然地位卑贱,但才华出众,心胸宽阔,发明了“版筑”这种建筑技术,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突出贡献。后来被商朝第22代国王高宗武丁发现并召入朝廷拜为宰相。他本无姓,因来自傅险,便以傅为姓。他辅佐殷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武丁中兴”辉煌盛世,并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说命三篇》,《史记》称他为“圣人”。因为他生活比“文圣”孔子早几百年,所以有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个“圣人”。他是普天下傅氏的立姓始祖。傅说辅佐武丁50余年,晚年返回故里,逝世时享年89岁。传说他死后化为天上的一颗星星,“其星明则辅臣忠政,暗则陪臣乱国”。傅说的后裔包括傅、罗、赖3个姓,至今繁衍了100余代。海内外傅姓人士不忘根源,多在自己宅门上镌刻“版筑传芳”4个字。海外傅氏宗亲社团曾组团来平陆寻根谒祖。本人曾亲自参与联系和接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95年,新加坡南洋傅氏公会组团来平陆参加傅圣诞辰3330周年庆典;第二次是在1996年,印尼泗水傅氏福利基金会组团来平陆参加丙子年傅圣诞辰祭祀大典。两个团分别给平陆县捐款6万元人民币和7万元港币。印尼泗水傅氏福利基金会寻根谒祖团最小的团友傅振荣,当时只有15岁,还在念书,虽然只会讲印尼语,但得知自己的“根”在山西平陆,坚持要父母带他前来,并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10000港元一下子捐献出来。他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的心,无不夸他懂事。他用印尼语对大家说:“到平陆以后,我了解到我们的祖先傅说公创立了丰功伟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我感到很光荣,很骄傲!我要把这份珍贵的感情带回印尼去,永远珍藏的心里。我永远忘不了中国、山西和平陆!”

山西是海内外客家人的发祥地之一。客家人原来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自东晋开始,因战乱、天灾等原因,大规模南迁,居住闽、粤、赣等省份,继而跨出国门,远播至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全球客家人有700多万,客家话是我国八大方言之一,在世界语言排行榜(按使用人数排列)中列第32位。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些海外客家人到山西寻根。1998年7月中旬,广东电视台《中国客家人》摄制组来山西采访。经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同志的推荐,摄制组采访了我。我对他们讲述了客家与山西的密切关系:第一、山西是客家人的发祥地之一;第二、客家民居土楼的主要营造技术“版筑”是山西平陆人发明的;第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在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均有不少客家人在山西战斗和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山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还陪着摄制组在太原、晋中、长治等地采访、拍摄。在如愿以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导演徐成和主持人陈晓琳激动地说:“过去我们确实对山西了解得太少太少,没想到山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我们的收获真是不小!”事后,我还在刊物上发表《客家人与山西的不了情》,引起了《环球客家》杂志编辑部主任詹鄞森的注意,称笔者为“客家学者”。

另外,还有一些姓氏虽然不是发源山西,但与山西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例如关姓,因为“武圣”关羽是山西解州人,所以海内外关氏后裔和关公信徒就把运城解州当作朝拜的“圣地”。马来西亚关氏公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福建莆田“蒲坂”。原来明代洪武2年(1369),有两个关姓人士,从自己的居住地蒲坂(今属永济市)出发,向南迁徙,越过万水千山,最后在福建省莆田扎根落户,繁衍生息。为了寄托对自己原来故乡的怀念之情,他们把新落脚扎根的地方命名为“蒲坂”,于是中国南北就有了两个“蒲坂”。马来西亚关氏公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盛典大祭“圣祖”。公会会长关光明先生专门给每个会员发函说:“莆田县的关姓支流是唯一从关公的故乡直透入莆的,这是莆田县关姓宗亲大可以感到自豪的。”1993年,马来西亚关氏公会还主动与运城市博物馆联系,索要记载关公的有关资料;运城博物馆赠送了由梁志俊主编、杨明珠等编著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神?圣关公》一书。

2004年2月第5次采访南侨机工蔡明训同志(右)留影

缅怀先烈 树碑立传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由于拥有良好的氛围和便利的条件,民间的研究人士也能够大胆放手地干而没有任何顾虑,因而在宣传表彰侨胞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方面的贡献,推出了许多力作。改革开放40年来,我经过艰苦的调查、采访、考证、撰写,发表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专访等各类文章约200余篇并推出专著数部。全国优秀党史期刊《党史文汇》先后发表了拙稿《“华侨将军”叶飞事迹点滴》、《毛泽东的同窗,华侨教育的先驱》、《从南洋到延安》、《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归国华侨》、《毛泽东为侨胞几次题词的始末》、《廖承志用画笔描绘长征》、《印尼华侨对万隆会议的贡献》、《血沃黄土,魂归何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剪影》、《山西归侨中的四个红色特工》、《科学家张民觉轶事》、《陈嘉庚在二战的避难经历》、《军工战线的华侨老兵——张汉英》等。《文史月刊》杂志几年来为我专门开辟了“归侨精英”、“海外晋人”栏目,每月发表一篇侨务题材专稿。

我还与有关人士合作(担任副主编),编撰出版《山西海外名人录》(1994年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记忆山西外事侨务》丛书(200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印行)、《铁血侨魂——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中“华侨兵”》(2011年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内部出版)、《铁军侨魂》(2016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等。

另外,我还协助云南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汤晓梅会长和厦门华侨博物院陈毅明名誉院长编撰出版《南侨机工抗战纪实》(2005年鹭江出版社出版);协助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杨国贤会长编撰出版《南侨机工英名录》(2015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出版);协助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撰出版《三晋侨英》(201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海外晋人》(201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上述作品为华侨先烈和侨界先进人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弘扬了正气,传播了正能量,彰显了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同时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2014年9月2日在昆明与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先生(左)合影

(作者林卫国,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山西外事与侨务》副主编、省外办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务。多年来潜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群众文化理论和国际文化交流,在海内外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合作著有《山西海外名人录》、《铁血侨魂》、《铁军侨魂》、《红军侨魂》等。 )

(责编:邱王紫藤、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