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沪上行，专程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派绒绣传承人李蔷的家中拜访。还记得三年前，曾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开办“手艺”专栏，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走访了很多在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观察到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真实现状；三年后，当我在上海看到海派绒绣时，往昔情景如在眼前。

19世纪中后期，伴随开埠通商进程的不断推进，拥有良好地理条件的上海抓住与西方世界交往的时机，由此得以迅速发展繁荣。20世纪初，传教士将在欧洲流行三百多年的绒绣技艺带到中国，英美商人相继赴上海开办洋行，组织绣工在本地进行来料加工业务，绒绣技艺就此在中国落地开花，成为一个全新的工艺美术品种，亦作为近代上海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形见证。不同于苏绣、湘绣、粤绣等中国传统的刺绣，绒绣是用彩色绒线在网眼布上一针一线绣出特定的图案，层次清晰、立体感强、形象逼真，因从西方传来，富于强烈的油画表达意味，故而有“东方油画”的美称。

身处中西文明交融的上海，工艺美术亦在经历对话与碰撞。传播愈广、影响愈深，绒绣中开始出现中国题材，融入中国技法，并且带有浓郁的沪上特色，海派绒绣技艺自此形成。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各洋行专事绒绣的绣工有三百人之多；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绒绣成为“出口换汇”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上海更是出现了红星和东方两大绒绣厂，订单不断，精品迭出，绒绣作品甚至还进入人民大会堂长期展陈。刘佩珍、高婉玉、范玲娣、唐根娣、张梅君等几代绒绣名家，为海派绒绣在表现题材、表现技法、制作生产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伴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工厂重组合并大潮，这两家绒绣厂相继倒闭，海派绒绣这门技艺随之衰落，无论是产品创制、销路还是人才培养，均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如今海派绒绣的保护单位仅剩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洋泾绒绣传习所、恒源祥绒绣工作室以及高桥绒绣馆四家，掌握海派绒绣技艺的工艺师，也是屈指可数。

可以说，李蔷亲历了海派绒绣从发展、鼎盛到衰落的诸多阶段，深知这项技艺走到今日的不易。1972年，15岁的李蔷考入上海工艺美术公司红星绒绣厂工业中学，并于三年后入职上海红星绒绣厂从事海派绒绣工艺品的创作，这一干就是28年。2003年，上海红星绒绣厂倒闭，时任红星绒绣厂绒绣技术主管的李蔷转任恒源祥绒绣工作室首席绒绣工艺师，继续海派绒绣技艺的探索与传承。“一针就是一针”——李蔷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工作，网眼布上绣下的每一针，都马虎不得；手艺的娴熟、精湛与否，也显示在这一针一线的穿插当中。她还清楚地记得最初在绒绣厂工作的那几年时间里，自己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巩固技术、攻克难点，“老师傅只能告诉你怎么做，却不能替你做，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摸索。”一个成功的绒绣工艺师不仅需要天赋、悟性，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苦练，往往在头十年中是无法做出满意的作品的。如此巨大时间成本的付出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四十年前或许还不成问题，时至当下，却成了横在海派绒绣发展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难题。

早在1998年，李蔷在红星绒绣厂就曾带过五个徒弟，五人学成出师后却赶上红星绒绣厂倒闭，都已失去联络。在恒源祥绒绣工作室工作的这十多年来，她也带了几个徒弟，其中还有接受过工艺美术专业训练的高职毕业生，可如今只有一人还在坚持学习。李蔷坦言，现在的年轻人对绒绣不感兴趣，加之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在短期内看不到学习成果，也就“坐不住”了选择放弃。类似现象，在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也很普遍。

海派绒绣为何如此难学，不妨以李蔷近些年来主攻的人物绒绣为例来说一说。人物在海派绒绣中属于最难的一类表现题材，绣人物，“像”是最根本、最基础的要求，此外要在还原人物神态与表情的同时对画面进行细微调整，以使画面呈现最佳状态。拿到原稿后，首先要将原稿按比例放大，而后在网格布上定位、起稿。由于一幅图像中的色彩极其繁复，现有的绒线难以满足要求，绒绣工艺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用颜料和冰醋为白绒线染色，用色少则上百种，多则上千种。在绣制时，为了最大程度呈现色彩的明暗变化，需要将一根绒线劈成四股，取其一，再将不同颜色的线混合成复色线；如果要绣人的眼睛，为了保证目光的真实、灵动，甚至要将一根绒线劈成八股后再进行混色。在绣制技法上也是有颇多讲究。至于选用什么颜色的绒线，采用何种针法，油画立体感与平面构图如何结合，这些问题均要依靠经验和直觉来做出判断。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到托马斯?巴赫等国际奥委会历任主席，李蔷近些年来创作的人物题材的绒绣作品都是如此打磨的。

麻布上飞扬的色彩，数万针的来回穿梭，对眼力和精力是双重考验。视力下降、年岁见长、无人继承，不仅是李蔷一人，许多绒绣工艺师都对海派绒绣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

当拥有厚重历史的传统技艺与时尚而现代的社会潮流相遇，都在经历漫长的阵痛，这个过程中，很多技艺都幻化成为“记忆”，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可漫无目的、毫无头绪的“一窝蜂”，不仅无益于技艺的存续，还可能导致技艺变味儿，失去最本真、最内核的价值。尤其是对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信息交流的便捷、城市节奏的加快、文化实力的雄厚，这是传统技艺保护所拥有的先天优势，但从深层次上来看，传统技艺还面临被“片面化”保护的风险，仍需防范顾此失彼、过度商业化开发等情况的发生。

此外，传统技艺保护还需要抓住“两头”。以海派绒绣为例，既要专注于体现海派绒绣精湛技艺的绒绣精品的创作，也要专注于受普通大众欢迎的各类产品的开发；既要立足长远，寻求与时代相符合的发展方向，也要脚踏实地，丰富技艺内涵，拓宽推广渠道；既要政府对非遗项目扶持与推广，进行“输血”，也要吸引社会力量的广泛加入，以为这些记录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文物”寻找更好的出路，变“输血”为“造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常谈常新；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需要不断呼吁。毕竟这些带有历史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一方水土留给一方人的宝贵财富，它的延续，依靠时间的酝酿，以及人情的温度。（文、图 / 张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