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去世，享年百岁，我称他“方伯伯”也已超过一个甲子。他与先父张高峰是总角之交，既是中学大学同窗，又是新闻界同行，有过半个多世纪的情谊；我自幼就知道他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之一，直至我也年近花甲，仍不时得到他的教诲。送方伯伯大行，记述我知道的二三事，以飨读者并寄托哀思。
半个世纪的情缘
方成本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论起来还是孙中山先生的族人。方成的祖父很早就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父亲在平绥铁路（北平到包头）局做职员，因此他出生在北平，一生除了小时候回乡，读大学在四川，短时间辗转上海、香港外，在北京生活了80多年，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
1933年，方成考入北平弘达中学，与同龄的张高峰成为好友。1937年，北平“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抗战爆发，方成与张高峰分别南下，一个休学回乡，一个从事抗日宣传。方成1939年北上入川，到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就读化学系，张高峰1940年以同等学历插班入读武大政治系。好友重逢，分外亲切，两人虽不同系，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演话剧、出壁报，再度同窗生活，并且同于1942年毕业。方成到距乐山不远的五通桥黄海化学研究社工作，张高峰被重庆大公报派往中原做战地记者。1944年中原会战后，张高峰回到重庆负责川西报道。“黄海”是著名的“永久黄”化工实业团体，张高峰多次采访，每次必去看望方成。方成保存至今在“黄海”的珍贵照片中，就有他俩与另一位同学张荣善的合影。1981年，张荣善从美国回来探亲，三人欢聚，还特别以当年同样的位置合影，成为跨越37年的一段佳话。
1946年，方成到上海重谋生路，起初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绘图员，后来才走上以漫画为终生职业的道路。当时，张高峰做大公报记者，方成说，“我的第一幅见报漫画，就是经高峰推荐发表在北平新民报上，后来又推荐连续发表在上海大公报。《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看到了，聘我为漫画版主编和特约撰稿人。”“方成”这个笔名也是那时开始使用的。“我妈姓方，‘成’字好写，两个字的笔画都比我本名少得多。”方成的解释就这么简单。
1949年，方成从香港回到北京，步入新闻界，与张高峰成为同行，联系更密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报与人民日报宿舍都在永安路上，我们两家仅一路之隔，甚至孩子上学都在同一学校，自然过从甚密。记得三年“度荒”时，家里伙食有点改善，父亲就会吩咐我们“去喊方成来。”（他似乎从不说“请”）
永安路的那段日子，是我父亲与方伯伯来往最方便的一段时光。“文革”中，他们都未能逃脱厄运，彼此通信也只能互勉保重。1972年，在河南五七干校“改造”的方成还专程跑到天津，看望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做了农民的张高峰。说来诡异，方成下放的地方正是张高峰1943年写披露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的叶县，大公报因此被罚停刊三天，张高峰也被当局逮捕。斗转星移，30年后，方成又在此“遭难”，冥冥之中他俩真是一对兄弟。
“文革”结束，他俩双双恢复工作，虽然分处京津两地，但书信往还，互通信息，从未间断。彼此工作有需要时，必相互帮助、合作，有机会还要欢聚小酌。他们偶尔也会谈谈家事。1981年，方成回乡探亲，来信说，他那连面都没见过的祖父被“摘掉”了“地主帽子”，村支书说他家的成分实为侨工，“但我已当了30年地主的‘孝子贤孙’，并挨了批也写了不少思想检查。”
我父亲晚年多病，几次住院。方伯伯知道老友在拼命般地写作，每次来信都会叮嘱他注意休息、保养，来日方长。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到天津探视，两人还曾抵足而眠，彻夜长谈。1989年春，我父亲病重，方伯伯又一次从北京赶来。他是父亲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同窗好友。那天，我送方伯伯回招待所休息，他在路上谈起与我父亲的友情，感叹好友命运多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父亲去世后，方伯伯又把那些话写进了文章，可见情深意长。他写道：
“我和高峰是莫逆之交。他交友是真诚的，而且是持久不忘的，他走到哪里都会有朋友，都能够找到帮手。对高峰来说，新闻事业和亲友之情，是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然而并不限于私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说来惭愧，我缺乏高峰对友人那种拳拳不忘的深情。······高峰对新闻事业孜孜以求，万难不变，至死不移的精神，在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是罕见的。······高峰的死，使我深感痛伤，难舍的是他那样深情的友谊，加上对他怀才未尽，天不假年的惋惜。”
方成的艺术道路
方成最早画画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父亲说他上课时就喜欢在本子上画“小人儿”，都是古典小说里的人物。1935年他们参加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时，他就负责画抗日宣传画。方成画漫画起步于武汉大学。当时，武大的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演话剧、办壁报是方成与张高峰共同的爱好。其中“黑白社”出的壁报，每期都有方成署名“利巴尔”的幽默漫画，反映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景，连宿舍里跑老鼠、捉臭虫都“入画”，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鲜为人知的是，方成在黄海化学研究社四年，虽然工作是化学实验，却没有放下画笔，画了不少人物肖像速写，包括范旭东、侯德榜、孙颖川，现在都成了珍贵纪念。上世纪80年代，张高峰编撰《化工先导范旭东》一书，就是把方成当年为范先生画的速写做了封面。1943年11月间，冯玉祥先生到“黄海”参观，方成当场画了一张速写送给他，冯先生说：“礼尚往来，我也画一张送你。”遂画了三个并列的辣椒，中间是绿色青椒，两侧是红色长尖形海辣，并题诗曰：“红辣椒，绿辣椒，吃起来味最好；大家多吃些，定把倭寇全打跑。”冯玉祥行伍出身，靠自学通文墨，能写能画，还是人们交口称誉的“丘八诗人”。周恩来曾说：“丘八诗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那首《辣椒诗》中，冯先生把抗日战争的艰苦比做吃辣椒，教诲年轻人，坚持下去就能打败日寇。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方成家还看到那幅画。他说：“‘文革’中我所藏的许多名人字画都被毁了。由于这幅画不大，夹在书里没有被发现，整理残局时才找出来裱好，很怕被什么纪念馆知道后要去。也曾有人建议我写文章和发表这幅画，我都没有照办，因为它很珍贵，我实在舍不得送人。”后来，方成把自己的大部分收藏都捐献给了家乡的博物馆，我想，也应该包括那张冯玉祥先生的画吧。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方成主要画连环幽默漫画，单幅作品少，但风格开始逐步转向讽刺，主题包括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他后来避居香港，就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在香港，他画表现市井生活的四格漫画，每天要跑出去观察社会生活，发掘生动细节，触发感想，融入作品，这也成为他后来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
1949年，方成步入新闻界，主攻国际新闻漫画，名噪一时。偶有讽刺作品，难免“引火烧身”，直至“文革”中被诬陷、搁笔。浩劫过后，方成的一幅《武大郎开店》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漫画佳作，从此再次进入创作高峰期，并且频繁巡回办画展，开讲座。他把国画水墨技法引入漫画创作，兼写杂文、评论，后来更转入幽默与讽刺的理论研究，不断出版新著。这些成就多有介绍，不赘述。
人们不大关注的是，方成夫人陈今言曾任《北京日报》美术组负责人。她毕业于辅仁大学，学的是油画，后来又学漫画、版画，还对工艺美术发生了兴趣，是我国美术界少有的才女。当年永安路宿舍里她制作的小工艺品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陈阿姨是大家闺秀，端庄贤淑，参加革命很早，为人刚正不阿，却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身心俱疲。1977年夏天，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舒心的日子刚刚开始，她竟在上班途中突然发病，抢救不及猝然离世，年仅53岁。
养生“秘诀”与达观心态
方成有一首打油诗广为流传，诗曰：“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这是他对自己生活的生动写照。
熟悉方成的人都知道，他酷爱骑自行车。爱到什么程度？说一件我经历的事。2002年，方成84岁。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说，哥哥姐姐多年没见您，我们准备一起去拜望。他说，你们不要跑，我骑车过去。你们报社的路我熟。（他常来我供职的报社参加漫画评比、座谈）我一再劝阻，但他坚持，说骑车也是锻炼，还加上一句“上车就有座儿”。我笑着只得依从。那天，方伯伯从金台路骑自行车到北二环安德路，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其实，他走路也很快，记得他70岁时与我同行，我要加快步伐才能与之并肩，而我的年龄仅及他半数。
方成很忙，为什么要忙？忙到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我父亲聊天，说到访问日本的感受，特别提到日本人的讲求速度和效率。他说，“文革”耽误了我们十年，少做了多少事情啊。我们这一代再也耽误不起了，要抓紧时间做事情，还要从头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譬如关于幽默与讽刺的理论问题，过去没有人研究，我很感兴趣。学点新知识，做点新事情，也是一种自我新陈代谢。后来，他给我父亲的几封信中也一再说起同样的话题：“······兄多保重。我们虽然都是小人物，但也是国家财富之属，多干一年是一年为后人多留些遗产。”我“每天从早晨六点多起床，到晚上十一点，除有人来或有非看不可的电视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之外，几乎都在工作，包括假日。”“人有了一点名气，来找的人和事就多了起来，其实生活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朋友间的情谊和鼓励、工作中产生出对人民有益的成果。”“现在真得快干，加紧干了，时间太不够用了。”为了快干多干，耄耋之年的他居然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方成很达观，也很坦诚。他住了20多年局促的宿舍，画室不过十多平米，一张画案占据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空间，加上小沙发、茶几、餐桌，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画稿，给人印象乱糟糟。方成却说，乱中有序，他自己能够找到需要的资料。由于空间有限，写作、画画常常要挪开许多东西以腾出地方，甚至打开折叠小餐桌才能落笔。画室兼书房，连会客、吃饭，方成戏称“多功能厅”。但他同时“声明”：“我能随遇而安，虽然心里并未以此为乐——我还没有那样的涵养。”
大凡名人，多忌讳自己曾经不大“光彩”的事情。方成不然。譬如，有人说他当年从香港到北京，赶在开国大典前参加工作，获得离休待遇，是“有觉悟”的体现。方成却坦言，他本来是想回上海，结果轮船不能进港，靠朋友帮助又上了到北京的船，没想到与许多民主人士同行，到北京后靠朋友很快找到工作，又“意外幸运”地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说，这是“赶巧了”。又如，说到自己“政治上不进步”，又不得不“讲政治”，他对自己曾经与落难的朋友“划清界限”，未能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一一道来，毫无隐讳，并说，“这些亏心、对不起亲友的事情，在我心中一直是沉重的块垒，使我终生不安。”
2011年元旦前夕，我去看他。见到老友的孩子，不免说起往事，每每引得大笑。他说，中学时自己的志向是当医生，但投考燕京大学医学院落榜，“老师说我智力测试不及格。”谈到当年从“黄海”辞职，他说，若不是因为失恋跑到上海，我就成不了漫画家了。说起自己92岁还能参加广州亚运会火炬接力跑，他颇为自豪。我问他养生之道，答曰：一要活动，每天锻炼；二是用脑，每天写文章。又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假的东西都可恨，只有一样是好的——假牙，“没有它我活不了。”我祝他长寿，他说，对，上不封顶！又是大笑。方成确实是幽默大家，而达观与坦诚，是他心胸开阔，得以高寿的重要原因。
追忆方伯伯，思绪绵绵。想起当年他写给我父亲的祭文，就用其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他悄然离去了，却非无声无息，怀念他的人不知多少！每看到他留下的发表在众多报刊上的篇章，就会在人们心中浮起他那不知疲倦、长年奔波的身影，和幽默动人健谈的风姿。他是令人难忘的。”（文、图 / 张 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