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初中时曾去天津自行车车胎厂学工劳动，16岁初中毕业后进工厂成为铸造车间翻砂工，这些经历让一直深植大地的实力派作家肖克凡对中国工业人生有着深刻的理解。至今仍熟知自行车胎生产全部工艺过程的他，当初正是以《黑砂》《最后一座工厂》《最后一个工人》《堡垒漂浮》等一大批工业题材小说声名鹊起，此外，小学五年级就成为天津“活地图”的肖克凡还以津味文学见长，无论曾经的《天津大雪》《天津俗人》《天津大码头》，还是新作《旧租界》《蟋蟀本纪》《一个人的野史》，他的文学视线一直瞄准着小人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我本身就是个小人物，并不了解那些大人物的生存状态。同时我就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也就只能写这些世俗生活了。”在肖克凡看来，创作首先是满足自己，进而呈现给读者，“文学对我的最大意义，就是我有话要对自己说，有话要对外界表达，所以我选择了写作。如果能够比较广泛满足不同类别的满者群，可能是那些伟大的作家吧，因为他的作品在人性层面与社会层面引发读者普遍共鸣，鲁迅就是这样的。”

笔者：工人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肖克凡：我当过六年工人、两年技术员，那些年生活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头脑。因为一个人生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国家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计划好了，一个小小的工人只要按部就班工作就是了。当然，那时候内心也有理想，就是想上学想读书，想多学文化知识，多增长见识，做个明白事理的人。回忆起来，八年工厂生活对我的人生观产生重要影响，至今还有人说我身上有着工人的气质。据说有的工人出身的作家，成名后不愿提及自己的工人履历，我认为这恰恰证明工厂生活对这样的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工厂生活影响不重要，干嘛要回避这段经历呢。

笔者：您觉得“一个人的野史”对一座城市的记忆甚至一个民族的记忆有什么特殊意义？

肖克凡：应当说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它只是一个人的个人化记忆，如果必须说它有什么特殊意义，可能是文学意义吧。因为《一个人的野史》这本散文集里记载下的各类小情小事，历史文献与历史典籍是不会去记载的。历史教科书永远是一副庄重面孔，而文学记载则是一副充满各种表情的面孔，文学记载与历史记载，这两者是不同的。司马迁的《史记》因文学性较强，便曾受到后代史学家的置疑。

笔者：您当过《山楂树之恋》的编剧，在您看来，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肖克凡：写小说跟写剧本相比，都是汉语写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写小说是个人行为，你想写就写；写剧本则不同，如今是资本时代，就要由资方根据市场情况，需要什么剧本就找人写什么剧本，基本商业化了。也可以说剧本是资本运作的产物，编剧显现打工者的角色。小说与剧本还有一个区别，小说完稿就是成品，剧本只是影视工业的第一道工序，后面有导演，导演后面有制片人，由此说来编剧就是个重要工序吧。有些小说家写剧本，对此性质不甚了了，仍然抱着剧本是成品的概念与投资方共事，于是就会产生矛盾。

笔者：有没有灵感枯竭写不下去的时候？看您常去各地采风，这对创作很重要吗？

肖克凡：我的写作早就不过多依靠灵感了，我是个写作手艺人，因此不存在灵感枯竭情况，将来只存在体力不济的困境。回顾我的写作确实遇到过瓶颈，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不愿意写作了，对文学失去了信心。一旦恢复信心重新写作，所谓瓶颈就过去了。我经常外出参加各类采风活动，有的活动跟文学没什么关系，但确实让我增加了接触不同生活领域的机会，也长了不少见识。至于这种采风活动对写作有什么重要作用，不好说。因为产生文学作品的过程比较复杂曲折，有的东西是蒸熟的，有的是煮熟的，有的是烤熟的，甚至难以说清楚所谓创作初始源自何处。记得多年前参加过天津日报引滦入津工程采风活动，活动结束既写了应景文章，也写了一篇受到文学同行好评的短篇小说。这么看的话，采风对写作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笔者：那您写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了吗？还有什么人物或故事是特别想写的？

肖克凡：肯定还没有写出，很可能写不出了。原因比较简单，就是志大与才疏之间的差距。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否存在志大才疏的问题，在我身上肯定存在。我写作多年至今没有写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原因就是志大而才疏，力有不逮，写作当然达不到自己的所谓目标。特别想写的人物或故事，肯定有的，而且很多。我特别写想的长篇小说，至少还有三四部吧，只是能力有限，恐怕难以完成胸怀大志的写作工程。

笔者：要怎么平衡“志大”和“才疏”的差距？

肖克凡：这个问题其实挺简单的。志，含有理想成份。志大，或多或少有理想高远的含义。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志向与才智难以统一，终生奋斗也难以达到理想目标，显得很可惜。然而毕竟奋斗了，这个过程具有意义。尤其是写作者，应当能够面对不成功甚至失败。

笔者：您平常的一天作息是怎样的？每天的创作习惯是怎样的？

肖克凡：我多年前就不再熬夜写作了。据我所知，有些功成名就的大作家早就进入养生状态，少有像路遥那样拼命写作的人了。我如果进入写作状态，大体是一天写三四个小时吧，下午游泳。可以说没有什么创作习惯，因为我认为写作是门手艺，手艺人是最普通的人，基本就跟别的行业一样，干活儿，然后休息。当然，我也见过有的作家视自己为不同寻常的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与写作习惯。我不是那样，有时遇到陌生人问我做何职业，我甚至羞于提及自己是个作家，因为如今作家这个职业的名声跟以前的作家职业名声，大不一样了。

笔者：现在著书的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码字的人被称为作家，有些经历过文学神圣期的作家对此可能不太习惯，对您来说，作家的称呼意味着什么？

肖克凡：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可能不是坏事吧。如果进入全民写作状态，说明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生活有了极大提高。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或特殊历史阶段，都是文学，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人品与文品的表现，决定了他的文学成就的高低，存世价值的长短。对我这类普通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而言，作家只是个职业称呼。我出版一本书，就如同农民收一季庄稼，工人做出个合格的产品。当然，有些大作家不肯放弃时代宠儿的心理，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种大作家确实给当年的文坛做出很大贡献，得到当时天之骄子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称号对这种大作家是终生享受不尽的荣誉，如果把这种荣誉存进名利银行，还可以连年支取利息。

记者：您会怎么看文学无用论的说法？您觉得现在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吗？

肖克凡：文学有没有用这个命题，好像只有在当下具有讨论的意义。因为我们处于一个追求“有用”而摒弃“无用”的时代。与金融和房地产相比，文学可能没有半点用处。因为文学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精神需求，远远不及热爱麻将桌的人群的亿万分之一。你喜欢文学，文学就有用，因为它与你的灵魂与精神生活有关。你不喜欢甚至反感文学，它就没有用甚至令人生厌。如此设想，讨论文学有没有用，似乎就成了伪命题。当下是不是文学最好的时代？有个中国作家日前出席国际文学活动发表观点，说如今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代。我印象里这是个八旬老作家，如今是大数据时代，可能他老人家有比较周全的调查统计，所以敢于在国外发声吧。我只知道我处于自己最好的写作时期，但我只是个案而已。

记者：作家经常沉浸在文学世界里，还能接受日常的庸常吗？

肖克凡：别的作家究竟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过的就是世俗的生活，而且特别世俗，去菜市场买菜有时还跟人家摊主讲价，所以我不存在能否接受“日常的庸常”的这类问题。如果说沉浸在文学世界里，那就是写作的时候，由于我始终认为写作就是自己的职业而已，所以排遣内心痛苦的能力还是蛮强的。我很敬重那些因文学理想绝望而自杀的诗人，但我只是个以写作为手艺的人，我还没有机缘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作家。

记者：您平常花在微信、微博上的时间有多少？会怎么看现在年轻人手机不离手的生活方式？对于习惯快餐阅读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

肖克凡：我学会使用微信好几年了，觉得它的通讯交流功能特别便捷，真方便。我也经常看微信，渐渐知道微信世界跟现实世界一样，真真假假。现在年轻人离不开手机，那是因为手机有吸引力，而且已经成为生活方式。如果必须对年轻人有所寄语，我只能说不要把眼睛看瞎就是了。手机这东西不错，还有支付宝等等功能，挺好的，否则国家早就取消手机了。据说有的作家坚决不用微信以及微博，我特别佩服这类人。因为我做不到，我是个俗人，社会上时兴什么，我就跟着学什么，从众心理特别严重，自己也习惯这种生活了。还是那句话，我从来不认为作家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人物，它就是职业而已。如今写作从业者多起来，比如网络作家，以及从前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提供快餐式作品，自然有人来读，这就是现状。好像也没有官方要反对或禁止这种快餐式阅读，那就阅读下去吧。它总比什么都不读要好些吧。我还要送给年轻人的寄语是：“因为年轻，所以要珍惜时光。等你老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文、图 / 宇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