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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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生于广东嘉应州，1876年中举，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的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一
1877年11月3日，晚清“诗界革命”领袖、近代杰出外交家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大清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安抵日本神户港。始料不及的是，抵日当夜，使团船上发生一个突发事件，不但使黄遵宪履职东瀛的风发意气烟消云散，也成了他一生无法释怀的揪心记忆。
大清国驻日使团的到来轰动了日本社会，因为这是隋唐以降一千多年来，中国首次以国书缔交的形式派出的驻日使节，兼之历史上两国深厚的渊源，意义非同寻常。日方极尽迎迓之礼，欢宴和酬酢一直持续到很晚。
深夜解衣欲寝时分，使船暗处闯出一个不速之客，引发一阵骚动。来者是个琉球人装束的老人，发簪歪斜，发髻散乱，在船员引导下跌跌撞撞径往何如璋、黄遵宪客舱而来，一见面就扑通跪下伏地嚎哭，且哭且诉，因操琉球方言，无人会意，后老人出示琉球王汉文密信，才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老人是琉球国的请愿使马兼才，受琉球王府之命密航赴日请愿，呼吁日本收回阻贡成命，延续琉球国祚。得知大清公使莅临神户，他躲过当地警察的阻扰和搜捕，以黑夜为掩护潜入船中，向何如璋陈情求助。
马兼才，生卒年月不详，琉球第二尚氏王朝末期大臣、外交官，琉球国末代三司官。
1875年5月，日本明治政府大丞官松田道之率武装力量赴琉球，在控制了首里城后，宣布废止琉球国与清国的藩属关系，强行阻止琉球向清国朝贡。松田道之带来的明治政府成命还包括：停止使用清朝年号，关闭福州柔远驿，今后琉球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接手，中、琉间的贸易事务则由驻厦门日本领事馆管辖等等，延续五百年的中、琉纽带就此断裂。1876年王府密令向德宏、林世功、蔡大鼎偷渡来华向福建当局禀报，随后他们剃发易装潜入北京，向李鸿章泣血乞师，希冀挽救琉球危亡于既倒，同时派遣毛精长、马兼才等人到东京，向驻日美、法、荷等西方诸国公使派发陈情书。
神户之夜，颠沛流离的琉球使臣见了宗主国的公使，如同受到恶徒欺凌的孩子见到亲人般，倒地哇哇哭诉的情景给履职之初的黄遵宪极大震撼，刻骨铭心。
仿佛是个不祥之兆，但仅仅是个开端。被誉为晚清最杰出外交官的黄遵宪在赴日伊始，即面临近代中日关系启衅之端，也就是琉球问题的交涉。
二
187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已历十年，通过一系除旧布新的改革，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围绕“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三大目标，维新的成果开始在社会各领域显现出来。在寻求工业资源和商品市场的过程中，为了摆脱地狭人稀、资源匮乏，尤其是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与欧美列强竞争的不利局面，羽翼渐丰的明治政府开始制定所谓“雄飞海外”的大陆政策，东亚海域周边的中、朝、琉等邻国因为地缘上的近便，首先成为日本志在必得的战略目标。在制定的五个侵略步骤中，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以台湾为跳板侵吞朝鲜；此后以朝鲜为津梁进入中国满蒙地区，由此征服中国全境；最后以中国为以战养战基地，与欧美列强对抗征服世界。
台湾作为海外扩张的第一个关键目标，是后面四个目标的基础和前提。日本和台湾之间，横亘着浩瀚汪洋，中途需要停靠补给基地。而琉球群岛正好位于九州和台湾之间的海上通道，于是将琉球收入囊中就成了明治政府实现“开拓万里波涛”霸图的题中应有之义。
1871年，有两件事注定要成为中日近代交往史上影响深远之事件。
这一年9月，明治政府与清国签订《修好条规》，这是基本上以自愿平等的方式，中日两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原则缔结的条约，中日近代外交史由此揭开序幕。但条约刚签订一个月，墨迹未干，中日之间一场突发事件，却为这个标志性开端蒙上某种诡秘、不祥的气息。
1871年10月，一艘来自宫古岛的琉球国渔船遭遇台风漂到台湾，由于语言障碍引起误会，遭致高牡丹社土著的攻击，船上五十几个琉球渔民被误杀。在东亚海域史上，因天候等因素船舶漂流异国，因各种误会导致的伤害事件并非个例。比如琉球国史《球阳》就记载：万历廿二年，琉球赴华进贡船因偏离福州航向，漂流到浙江上岸，使船人员被误认为倭寇进犯，遭误杀多人，后查明真相就妥为安置护送回国。为了避免类似外交事件发生，明、清王朝就把安置救济外国尤其是属国的海难船只作为对外事务重要一环加以重视。但这次琉球人遭到台湾土著误杀，却成了日本向大清发难的最佳借口。
明治政府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前来清国交涉，谴责台湾生蕃杀害所谓日本国属民。彼时负责接待的大清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人因在应对时措辞不当，说“番民皆外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被日方外交官抓住话柄，由此曲解“台湾并非中国领土”。以此为口实，1874年4月日本派三千精兵进攻台湾。清朝无心恋战，在保台战事占优势的情况下，接受日本停战退兵条件：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并五十万两白银作为赔偿日方出兵、抚恤诸费，即所谓的《北京专条》。
“牡丹社事件”后入侵台湾的日本士兵。1874年
沿着这一逻辑，内务卿大保久利通向明治天皇建言：清国既承认我征番为义举，又赔款抚恤难民，无疑表明承认琉球为我版图领土，可先斩断琉球与大清的宗属关系，再收入日本版图。于是1875年的西乡从道率兵进入琉球，用刺刀逼迫琉球国废止与大清的宗藩关系，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清朝对“台湾牡丹社事件”处理不当演化的必然结果。
三
1871年9月，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根据合约中“两国互派秉权大臣驻扎京师”的相关条规，1876年清廷选派“通晓洋务”的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这一年刚刚中举的黄遵宪因德才双馨，又与何如璋有世交之谊，被邀一同赴日，以参赞身份辅助公使外交事务。尽管从职务上看，黄遵宪只是副手，但他“器识宏远，博学多才”，更难得的是通达时务、精炼能干的办事能力，在同侪中有鹤立鸡群之感，曾让阅人无数的梁启超折服不已，视为晚清政坛罕见之外交人才：“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黄遵宪与公使何如璋之间的配合也堪称珠联璧合，互补性极强，钱仲联先生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评到：“（何如璋）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使馆中事多待决先生。”黄遵宪以己之长弥补何公使之短，又深受何的信任倚重，其善于办事之才在对日外务中得以发挥巨大作用。
《黄遵宪像》。叶衍兰、叶恭绰 编著：《清代学者像传》，1928年
在赴日之前，黄遵宪对日本“阻贡”事件已有相当了解，与日方交涉此事也是赴日使命之一。1875年日本阻贡事件发生后，琉球尚泰王派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其后浙闽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报清廷并建言：应利用何如璋等人赴日履职之机，邀集西方诸国驻日大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是非曲直。但因诸事蹉跎，驻日使节一行直到1877年才出行。何、黄赴日前夕，光绪皇帝命其“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与日本交涉“琉案”。
赴任伊始即遭遇琉球交涉问题，是黄遵宪外交生涯中经历的一件大事，而其高瞻远瞩的胸襟和善于谋断的才干在此历练中得到充分展示。1905年3月28日，一代外交家黄遵宪辞世，流亡在日本横滨的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发文悼念，将其力争琉球的事迹列为生平诸般功绩之首。
抵日后，黄遵宪开始埋头做功课，对日本、琉球的历史现状以及日本处置琉球的前因后果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以便有备而来，摸清日本吞并琉球真实意图，寻找有效对策。通过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黄遵宪对日本吞并琉球、侵占台湾的企图和来龙去脉洞若观火，一种危机意识油然而生，将与日本争琉球摆到关乎国脉存废的战略高度。他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显现成效，在推行新政在东亚迅速崛起的同时，其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开始萌发，将来一日势必成为挑战中国东亚霸权的头号劲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理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将来“首当其冲者为吾中国。”争琉球是为保台湾，也就是保中国东南河山。他认识到：“日本人阻贡，意在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因琉球迫近台湾，如果我弃之不理，日本人将琉球改为郡县，练民兵；琉球人民因我国拒绝援救，就会倒向日本一边；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保台湾计，今日与日本力争当然会有阻力，但今日放弃，隐患更深。即便由此引发与日本冲突，也不能不争。这就是黄遵宪极力主张对日强势必争琉球的战略出发点。
黄遵宪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外交家，他的每一论断都是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原点。通过身在日本的便利，他广泛利用各种资源，深入研究日本国情，做到知己知彼，也从中了解到日本的“短板”：彼时日本国力虽云蒸蒸日上，但也存在局限，尤其国家财政状况极不乐观，1877年西乡隆盛在西南举兵，幕府残余在各处抵抗，明治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巨额军费开支使国库空虚，举债已超二亿日元；军事实力也乏善可陈，陆军常备军只有三万多，海军只有四千余名，兵舰十五艘；而且日本国土狭长局促，缺乏战略缓冲地带，一旦开战，清国兵舰进逼周边海域，“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洞穿日本的家底，黄遵宪认为这是为与之争夺琉球的有利条件，其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争琉”的底气，来自对日方软肋的透彻了解。
“西南战争”中的西乡隆盛与部下。法国新闻杂志 Le Monde illustré, 1877年
基于上述调查研究，黄遵宪代何如璋公使上书总署衙门，提出解决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一面辩论一面派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容易成”，即“争”为上策；其次“据理力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琉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合议自成”，“救”为中策；如上述二策不成，作为下策只好“谈”：“反复言之”抗议复警告，援引国际公法，邀各国大使评理，“使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黄遵宪在献策同时，也在上书中鲜明表达自己主张，即希望清廷采用上、中两策，对日强势，以义无反顾的斗争求得和平解决琉球问题，阻止日本南侵计划，打乱其大陆政策的战略部署。
即使在今天看来，一百多年前黄遵宪的“争琉三策”所表现出来的眼界和智慧还是令后人感佩不已的。假如清廷接受黄遵宪等人的建议，那么琉球国的命运，乃至清朝在东亚政治版图中的处境，也许会是另一种气象吧？
黄遵宪 著：《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24年（1898年）
梁启超就曾这么想过。他曾调阅了驻日公使就交涉“琉案”和大清外交总署间的往来文牍，发现在往返数十通、洋洋十几万字的书函中十之七八均出自黄遵宪手笔，自始至终黄都“力主强硬手段，策日本当时国势，谓我若坚持，彼必我屈，洞若观火，纤悉周备，而政府不能用”。痛惜清政府不能采用黄遵宪所主张的强硬方略，坐失良机，未能及时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以致埋下丧权辱国的祸根。
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结局。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外交高层精英，在对待“争琉”交涉中表现出来的短视、消极而又自相矛盾的心态，导致在与日本的较量中一再误判形势，战略、战术一错再错，使何、黄二人在日本的种种努力因失去坚强后援而大打折扣。尽管当时中国所处内外夹击的环境下，不容李鸿章们游刃有余妥善处理琉球争端，但清廷主管外交高层没有看到琉球在中日两国未来角逐海上霸权中的战略意义也是不争事实。他们对驻日人员提出的对日强硬主张不以为然，甚至把和日本争琉球看作是为了争小国区区之贡的务虚名而已，“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并指责“遣兵责问日本，对日强硬”是“小题大做转涉张皇”，担心得罪日本，引发边衅。但又担心放任日本吞琉球，放弃与中国五百年缔结册封朝贡关系的宗藩邦国有失天朝体统，也为国内外舆论不容，所以顺理成章选择下策，即令何、黄援引《修好条规》第一、二款中有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的内容与相驳难。
虽然当局一意退让，何如璋、黄遵宪仍千方百计，努力为国家利益谋求较好的结果，其持节不辱使命的品格，甚至获得明治政府高层精英发自肺腑的敬重和钦佩。1878年7月间，何、黄接到清廷要他们“据理诘问”的指示后，即去拜会美国驻日大使寻求支援，同时晤谈外务省寺岛宗则，提出一封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照会历述琉球与中国之历史关系，并引据琉球国在大清咸丰年间，曾与美、法诸国缔结条约时，条约签署皆用大清、年号、历朔、文字的事实，说明“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米各国无不知之”的铁证，责问日本“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首先违背《修好条规》中第一条有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的原则。据说这一照会递到日本政府，激怒了外务省官员，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要求将其另行删改，否则将照会原封寄还清廷外交衙门。何如璋、黄遵宪等却毫不退缩，坚称只要琉球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得以维持，“即将照会撤回，亦无不可”。
首里城。兴建于14世纪，直到琉球被日本占领前，均以国都的身份，成为琉球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军第32军在地下挖掘坑道，设置指挥所，导致该城在1945年5月的冲绳战役中被美国海军飞机及战列舰多次轰击，完全毁坏。后重建。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何如璋、黄遵宪等人在日本“据理力争琉球”，但清朝决策层的态度让日本从中看出中方无意争回琉球，一不做二不休，于1879年4月派兵进入首里城，掳获尚泰王及王子王臣到东京，直接擅自废藩置县。随着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任冲绳知事锅岛直彬到任，琉球国灭亡，成了日本版图里的冲绳县。何、黄虽知回天乏力，但前后都不曾放弃努力，或拟文交涉或面访日本朝野，在1879年4月日本行将向琉球派兵之夕，他们还郑重发文阻止。在日方宣布废琉球为冲绳县的文告发布后，清驻日使馆又照会日本外务省，驳斥其来函中以废琉球置冲绳县为日本“内政”的说法：“贵国之列在版图者，自称内政可也；琉球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为一国。即封贡于我，为我藩属，其国中之政教禁令，亦听其自治。”因而强调“琉球之事，我国理应与闻”。
琉球作为中国册封朝贡体制内重要成员被日本所灭，在国内引起的震撼是相当剧烈的，清议鼎沸，清廷高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时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按计划下一站还将赴日访问，这使处于解决这一纠纷风口浪尖的李鸿章看到借助外力调停来解决中日琉球争端的希望之光。
琉球王国向中国的进贡船
黄遵宪作为驻日公使高参，经常和欧美诸国外交官打交道，知道格兰特在西方世界的分量。虽然此前已有美国国会知会驻日美使：日本已承诺维护美国在亚太所有既成利益，格兰特此行只是以私人身份访日云云，但黄遵宪仍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格兰特抵日后，黄遵宪即将中日间有关琉球问题交涉文书英译件交格兰特，这些文书后经格兰特助手交美国主流报纸发表，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反过来流回日本，在东京《朝野新闻》和《邮便新闻》等大报上刊登，令日本政府尴尬不已，担心进一步引发国际干涉，造成外交上的被动，决定考虑格兰特的出面调停方案：即将琉球国一分为三，北部日本原占据五岛由日本统辖；中部诸岛由琉球立国自治；南部的八重山和宫古划归清朝所有。日本经过权衡后接受这一方案，但事后又反悔，将三分琉球的方案改为二分，不提琉球复国问题，而宫古岛、八重山归附中国的前提条件必须允许日本人进入中国内地自由经商，获得英美列强此前获得的特权。彼时因中俄在新疆伊犁紧张对峙，日本又准许俄国海军停泊长崎，对中国东南部构成威胁，清朝担心如与日本弄僵而造成日俄联盟对付中国，势必难以收拾，权衡再三，底牌出尽的李鸿章也觉得“事已至此，在日本已算退让，恐别无结局之法”，准备接受日本的二分方案。
1880年10月中日双方就分岛改约达成协议，定于1881年1月正式交割二岛，消息传出国内外炸开了锅，琉球国赴北京请愿使林世功以死相抗。在东京的黄遵宪对改约强烈反对，尤其是允许让日本人进内陆经商之附加条件，他认为断不能接受，指出：日本与我国地既逼近，其人多贫窘，性复贪利，如让日本人像欧美人一样享有内陆经商领事裁判利益均沾，许其一体享受势必纷至沓来，小民生计将尽为所夺，祸害不堪设想。黄遵宪的上书基本代表了清廷反对分岛改约的主流意见，于是清廷责成李鸿章统筹全局速结球案。其时中俄边疆纠纷有所缓和，李鸿章担心日俄勾结的挂虑减弱，于是对球案采取“延宕之法”，日本驻华公使在北京迟迟等不来换约，愤然离华。琉球分治一案就此不了了之。清朝始终没有在分岛改约上签字，这意味着并没有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领，清国也没有放弃对琉球国的宗主权。
作为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围绕“琉案”对日抗争，也算是尽了全力了。
琉球交涉以失败告终，主导大清外交的高层在琉球问题上认识的偏差和应对突发事件时发生一系列操作失误是一大原因，但根源上还在于当时内外交困的大清王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底牌，足以应对来自外部侵凌的窘局了。
四
黄遵宪本人对驻日期间围绕琉球争端的结局一直耿耿于怀，可谓抱恨终生。个中原因，固然有宗属国命运共同体之间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也有对迅速崛起的日本可能危害中国的深深忧虑，还有就是对琉球这一与中国亲密往来五百年的友邦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在传世诗集《人境庐诗草》中，追忆赴日之初深夜船上遭遇琉球使臣的往事就写了两首，一长一短俱见深情。其中七言长篇叙事诗《琉球歌》是悼念琉球国的挽歌，追述琉球王国的光荣历史，赞美中琉之间的深厚友谊，总结琉球亡国的历史教训，也隐含自己没能挽救危亡于倒悬的遗憾与自责，感情十分真挚，至今读来扣人心弦。这首诗深受琉球人喜爱，被誉为“琉球国兴亡史诗”。
1891黄遵宪转职任英属新加坡总领事，但处理“琉案”的种种仍然令他耿耿于怀百感交集，挥毫作《续怀人诗》抒怀：“东方南海妃呼豯，身是流离手采薇。深夜骊龙都睡熟，记君痛哭赋《无衣》。”
诗中回想起与马兼才不同寻常的见面，赞扬其忠君爱国情怀，并引用《诗经·秦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已兴师，修我戈矛”之句，宣示要和琉球人民风雨同舟、同仇敌忾、复兴王国的决心。
1894年底黄遵宪结束了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归国。波诡云谲的十九世纪末，东亚海域局势风云突变，黄遵宪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此年，日本以琉球为跳板入侵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北洋海军在李鸿章错误路线指导下，一错再错节节败退，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全面失败。接着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被割让给日本；朝鲜脱离与大清的宗属关系独立；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等条款令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不能自拔，何止琉球从此复国无望，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东亚册封朝贡体制也分崩离析，大清王朝的国运也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了。
马关条约十年后，黄遵宪在忧国伤怀中郁郁而终。岁月不居，倏忽两甲午，黄遵宪已经长眠一百一十年了。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