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广明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注释从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中国人进入俄国远东地区，人数一度多至20万—25万。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边界线长达4300公里，距欧洲部分的政治、经济中心直线距离却有6000公里之遥。这里的民族、文化等方面不同于俄欧地区，尤其是中国人聚居的滨海地区，其首府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时是一座具有典型“东方民族”特色的城市，1930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对此做了如下描述：“中国的搬运工、中国的店铺、中国的小饭馆和小戏院、奇特的中国帆船，所有这些赋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的情调。”

然而1939年后，远东华人几乎消声匿迹。时至今日，对此问题仍然缺乏研究，国内研究不充分，俄罗斯的研究不够系统且存在误读。目前，虽然可以从俄文档案和华侨回忆录中找到这一事件的部分线索，但这些俄文档案内容过于零碎，而华侨回忆录所述仅为个人经历，对苏联抓捕、迁移中国人及中苏交涉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整体性把握。仅凭一方材料，很难将这种涉及中苏两方的复杂历史事件考察清楚。有鉴于此，本文同时使用中、俄双方档案，结合俄国学者现有研究成果，对1937年至1938年苏联抓捕、迁移远东华人的过程和动因，中苏两国围绕此事进行的交涉，以及远东华人去向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迁移前远东华人规模变化

19世纪60年代，当俄国从中国手中攫取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之地时，由于清政府的长期封禁政策，那里地广人稀。在乌苏里江东岸地区大约有2000—3000名中国人，包括猎人、淘金者、采参者、逃人以及流放到这里的罪犯，其中定居人口为341户，872人。在黑龙江北岸的中国居民构成与乌苏里江东岸地区差不多，但人数更少，只有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之间聚居着一些中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海参崴港口工事的需要，俄国开始招募中国劳工，同时由于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这段时间俄远东境内的中国人开始大量增加。1897年俄国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境内的中国人总数为57459名，亚洲部分为55138名，如果除去生活在中亚七河州的东干人，亚洲部分中国人数量为41008名，其中滨海州为30704名，阿穆尔州为7816名，萨哈林岛为146名，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外贝加尔州为2342名。很明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滨海地区已是旅俄中国人主要聚居区。至1910年，人数达111466名。当时，中国移民进入远东有两个主要途径，一个途径是越过中俄东段边界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另一个途径是乘船从山东半岛直接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这些中国人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的籍贯地大多是山东、河北等省。由于入境中国人多为季节性打工者，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因而实际数量要远比统计的人数多。一般推测在一战前夕，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实际人数应在20万—25万人之间。

一战爆发后俄国政府在中国招募大批华工，关于赴俄华工人数说法不一，根据李志学的研究，一战期间赴俄华工总数约在40万至50万之间。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爆发大规模内战，华工中有6万至7万人参加红军，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不过，内战期间远东中国人数量锐减，这是因为苏俄建立之初远东政局动荡，瘟疫大规模流行，旱灾接踵而来，导致华侨纷纷回国。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采取措施恢复经济、安抚民心，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亦随之增加。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为中国人在远东活动提供了较大空间。苏联远东地区缺乏劳动力，发展经济需要移民流入。然而，在当时没有多少欧洲国土上的居民愿意前往条件艰苦的远东。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人前往远东打工并不排斥，他们是当地劳动力的重要补充来源。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前往远东谋生，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远东中国人拥有超过50%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他们的活动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初级工业品、衣服和食品。他们经营了小额杂货贸易的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的22.1%，餐饮业的10.2%，在远东商业领域充当重要角色。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远东地区20世纪上半叶苏联远东行政区划名称变更较频繁，本文以援引资料的原文名称为准。依然是苏联境内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区为43513名，阿穆尔区为8254名，哈巴罗夫斯克区为7235名，结雅区为3057名，尼古拉斯区为1989名，萨哈林区为679名，堪察加区为212名，赤塔区为4473名，斯列腾斯克区为2593名”。如果不包括赤塔和斯列腾斯克区，整个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为64939名。同一战前情况相似，这一时期入境中国人多为季节性打工者，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加之苏联统计部门能力所限，很多非法入境者在统计中被遗漏，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应远远高于当时的统计数字。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远东中国人的境遇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中国人数量明显持续减少。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随着全面“集体化”、“工业化”展开，新经济政策结束，政府取缔小商小贩和私人企业，消灭富农经济，将几乎整个远东经济系统纳入国有经济制度下，这对从事工商、手工业的中国人营生造成很大影响，于是不少人在这一时期回国。二是与苏联凭证配给食品的制度，即与食品短缺有关。在1929—1934年这段时间，食品供应采用凭证配给制度，而不少中国人没有固定工作和单位，他们是不被纳入凭证供应食品的供给制度之内的。不过，导致远东中国人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苏联关闭了与中国的边境。“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越过边境不那么自由了，但只要有通行证、护照即可，手续也不麻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全东北，这样苏联同东北之间已不是中苏关系，而是日苏关系了。因而，边界更紧张了……凡未经官方正式允准，并有官方证件而进入对方境内者，一律予以治罪。”“凡有组织的集体越境者，苏方予以接待和安置，一般是安排到矿区劳动。对于零散越境者，因为他们的身份一时难以通过其他人相互证实，因而一概以‘非法越境犯’处理，流放到偏远的地区。”到1934年，海参崴总领馆辖区登记华侨人数为20894名，布拉哥总领馆辖区为6639名，伯力总领馆辖区为3650名，远东三个总领馆辖区相加总数为31183名。1937年初全苏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苏联全境中国人数量为38527名，远东地区为26607名（其中远东边疆区人数为24589名，雅库特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为2018名），远东仍是苏联境内中国人最大聚居地。与此前不同的是，远东与中国东北边境已被封闭，此时已不存在大量从中国越境到苏联远东的短期季节性打工者。1937年的人口普查相比于1926年的普查，其结果虽然仍要比远东中国人实际人数低，但此时由于已不必统计大量的流动人口，因而统计结果已经较为接近当时中国人的实际数量。

二、苏联对远东华人的抓捕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苏联推行全面“集体化”、“工业化”，挤压私营经济，远东地区的中国商贩成了被打击的对象。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这种打击越来越公开化，如“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苏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苏联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与伪满交界地区存在的大量中国人是不可控因素，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中国人的镇压政策此时已经萌生。1935年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前往边界区域及其居留之决议》，该决议规定：“凡边界地域及边界禁区，除该地区居民外，凡未得有内政部机关之许可者，不准前往；凡违反前往边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应依苏联内政部特别会议之决议，处以1年至3年之徒刑。”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建议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的杰里巴斯(Т.Д.Дерибас)清理中国人聚居的“百万街”。另据中国大使馆电文可知，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苏联已开始分批驱逐中国侨民。

1936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海参崴“百万街”抓捕无证件外国人，捣毁犯罪窝点，但随着打击面不断扩大，引起当地中国人恐慌，最终导致中国大使馆出面交涉。不久前苏联与外蒙古签订《苏蒙互助议定书》已引发中国不满，苏联领导人不愿因海参崴中国人问题而使两国关系恶化，故采取措施缓和了这种情况。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要求（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远东地方当局在接到指示后，行动幅度略有收敛，转而以打击犯罪、检查证件是否齐全等为借口，接二连三地发起各种规模较小的“清理”行动。面对这种频繁的“清理”行动，不少中国人只得乘船回国，1936年全年约有4000余人回国。不过，此时苏联尚不认为有必要对全体远东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准许中国人加入苏联国籍，条件是他们的工作态度要兢兢业业。

然而，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不断加剧，事情很快有了变化。1937年6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Н.И.Ежова)声称，苏联充斥着“间谍、破坏分子”。很快00447号命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在7月30日获得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劳永逸地结束反对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卑鄙的破坏活动”。根据00447号命令，镇压目标按照威胁程度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谓最恶劣罪犯与富农分子，这类应立即逮捕并枪毙；第二类是不太活跃，但对苏联有敌意者，应在集中营或监狱实施监禁。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从1937年下半年起，开始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后，这种镇压涉及居住在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族群。

1937年底，苏联镇压矛头指向远东华人。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Г.С.Люшков）下达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叶若夫又下达了补充命令：“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此后，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远东各地先后开始拘捕中国人，由于海参崴及其所在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人数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大规模逮捕先后进行了三次，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滨海州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行动”。根据滨海州的资料，该州这次“中国行动”逮捕了853名中国人。滨海州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抓捕行动：“伯力、布拉哥（即布拉戈维申斯克）各领事馆报告俄远东一带有大批华侨被捕……伯力200余人，布拉哥百余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哥又有20余名华侨被捕。

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延长针对少数族裔中‘间谍、破坏分子’的行动到1938年4月15日”（其中就包括中国人）。同时还准许保持庭外审理案件的程序，且不受被逮捕者的国籍约束。就在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投敌分子”的决议，决议称：“外国情报机构的大量间谍和谍报机关的破坏网络遍布苏联”，要求拘捕所有投敌分子，对于“那些确定直接或间接，越过边界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苏意图者，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必须处决”，其余“转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10年监禁”。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在苏联与日本、朝鲜、（伪）满、（外）蒙古等接壤地区，建立不同于苏联内地的特别制度。决议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既没有苏联身份证件也没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从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强制迁移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破坏或其他反苏活动者且交由三人小组审理这类案件，不论其国籍如何，皆进行镇压。

1938年2月12日，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逮捕华侨200余人，并且对被逮捕之华侨刑讯逼供，逼问所谓间谍之罪。2月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乡分头按名逮捕华侨约百余人。中国驻伯力总领馆闻讯后，“即行派员调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并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滥捕”。

1938年2月下旬，进行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抓捕首先发生在伯力，“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华侨恐将无噍类矣”，“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2月22日，相关的行动在海参崴展开，“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华侨）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

1938年3月28日至31日，在滨海州又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他们“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据统计，仅滨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国人即已达到2005人和3082人。另据海参崴总领馆5月7日上报数据：“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大规模的抓捕，让当地监狱人满为患，在审讯时往往还加以刑讯逼供，甚至折磨致死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办案人员满负荷工作，并在极短时间内对数千例案件结案，这段时间办理的案件几乎所有卷宗都是仓促编成的，指控也都是伪造的。从1938年4月27日到5月27日调查基本上结束，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5816名中国人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2693人。

据以上分析可知，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个月之内，仅滨海州被抓捕的中国人就已达6000余名。在阿穆尔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国人有1350人，在东西伯利亚的赤塔有15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过300名中国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罗夫斯克亦有数量不详的中国人被捕。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大致相当于滨海州范围）在1936年登记华侨总数为11403名，三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数量已超过海参崴总领馆辖区上年度登记人数的一半。海参崴所在的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当时整个远东边疆区被捕中国人总数当不少于1万人。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逃亡伪满后公布：“在远东地区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时，对中国人的迁移尚未完成，因而他提供的驱逐数目不准确，关于迁移具体人数，将在本文第五部分进行探讨。其中被逮捕人数与推估数字基本吻合，证明柳什科夫所说的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是可靠属实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