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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有个“海外工作委员会”
2016年01月18日08:26  来源:中国侨联

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上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从国内走向国际,中国人由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地处偏远的延安,在战争期间的1940年迎来了遥远的客人。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了陪都重庆,还要访问延安,非要看看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接待海外来人总要有个机构,于是延安成立了“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共中央增设一个“海外工作委员会”。外事工作要有高规格,委员会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任主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主任。其实,由他们两人来领导海外工作,不只因为职位显赫,还由于他们自身的独特经历——两人都是云南讲武堂出身,那个军校有许多海外学生,包括朝鲜的崔庸健和越南的武海秋,而且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侨乡子弟,其四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

国民党先有“海外部”

海外工作这种特殊机构并非共产党首创,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成立的中央机构就有一个“海外部”,海外部部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彭泽民(其时中央机构的宣传部代部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毛泽东)。

国民党当然重视海外工作,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有二十余年的海外求学与革命经历,与侨领相交甚笃。中国许多沿海沿边地区向来就有移民诲外谋生的传统,清朝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导致大量中国人避难海外。华侨在海外经常遭遇种族

歧视和排华欺压,心中不忘故国老根,挣了一点钱就要寄回故乡。华侨是革命之母,革命起义的一些发起人是华侨,许多革命经费的赞助人是华侨,革命烈士中许多也是华侨。

海外部首任部长彭泽民是马来亚华侨,曾创建了同盟会的马来亚总支部。彭泽民1923年回国汇报海外党务工作,受命创建海外部。彭泽民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里的中共党人关系很好。海外部的秘书长许甦魂是共产党员,还有30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加入海外部工作,其中有台共创党成员杨春松,项南的父亲项与年。国民党海外部的工作非常活跃,在海外许多国家都有半公开的支部,在当地华侨中积极开展活动。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大约有七八百万,举世华侨一致坚决反对日本侵华。各地华侨抢着捐款助战,欧洲、美洲、南洋三大地域的华侨组成多个团体,捐款13亿,购买国债11亿,捐了几百架飞机。四万多粤籍华侨回国参战,中国军队的战斗机飞行员有3/4是华侨。滇缅公路运输缺乏司机,南洋华侨机工队3219人参战,其中1028人牺牲。

抗日战争催生共产党海外工作

海外华侨是爱国卫国的生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也更加重视海外工作。

中共早期的组织机构并无海外部,但是有不少党员在海外活动。南洋各地散落着不少共产党的种子。1927年国民党分共,许多中共党人逃避屠杀跑到南洋,虽然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依然自发地在当地宣传进步思想,有的还加入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的规则是属地管理,共产党人在哪里活动就受当地组织的领导。海南琼海的共产党员布鲁暴动失败,避难到新加坡,参加了马共组织的罢工活动,遭到殖民当局逮捕后又被驱逐回国。

南洋各国大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日本来了要换主子,就连英、美、法、荷殖民当局也得支持抗日。于是,进步和抗日两道洪流汇合,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共高度重视组织海外华侨的抗日活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华侨干部廖承志、连贯,负责海外华侨的联络。中央派出特别行动科的胡愈之到新加坡进行抗日宣传,1926年在菲律宾入团的许立也在当地发起抗日组织。

许多海外华侨回国参战,东江纵队、琼崖纵队、新四军等南方抗日部队有大量华侨青年从军。菲律宾华侨叶飞成为红军将领,澳大利亚华侨曾生、新加坡华侨庄田都成为著名战将,印尼华侨女青年李林骑马上阵,在山西前线英勇牺牲。

华侨一般文化程度较高,许多人成了宣传抗日的文化骨干。《黄河大合唱》的两个主要创作者都是华侨,词作者光未然来自缅甸,作曲者冼星海是马来亚华侨。

菲律宾华侨女记者黄薇回国采访抗日,亲历徐州突围,又从延安辗转到了华北敌后,3个月行程数千里,采访了贺龙、聂荣臻等八路军将领,还目击了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她又按照组织要求到重庆宣传敌后抗战,赢得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冯玉祥的称赞。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黄薇又返回菲律宾,在日本占领期间创办了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

菲律宾华侨庄焰1933年在海外参加革命,1938年在香港经廖承志介绍,从武汉一路走到延安。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担任毛泽东和朱德的翻译,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成立时任秘书。

国共合作的“侨线”

国内抗日依靠国共合作,南洋抗日也是国共合作。

菲律宾华侨王雨亭抛家舍业,带大儿子维真回国抗日,大女儿王双游和小儿子王明爱留在菲律宾搞地下工作。王维真在延安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华社的笔杆子,而他的姐姐和弟弟在菲律宾加入国民党“军统”的地下抗日组织。

“军统”闽南站站长张圣才,奉戴笠之命到菲律宾活动。途径香港,张圣才找到八路军的连贯,主动要求帮助共产党搞情报。国民党在菲律宾的海外组织多年公开活动,缺乏地下工作经验,日军进驻后就杀掉了九个领事官员。擅长地下工作的共产党让进步青年协助张圣才工作,王家姐弟就成了抗日电台的报务员和交通员。

在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华侨为主的人民抗日军、国民党组织的华侨抗日军、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英国经济作战部合组的136部队,三股华侨力量联合起来,还有菲律宾本土人组织的人民抗日军,联合作战,歼敌2000多人。

一条长长的“侨线”串联了世界各国华侨共同抗日。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都有华侨游击队袭扰,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了不可能实现的臆想。

中共领袖还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都有共产党人出席,号召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团结抗日。日本军队包围了中国,包围了延安,延安的秘密力量却伸向海外,对日本形成反包围。

缅甸的情况相当复杂,昂山将军等爱国军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到中国寻求支持。日本利用当地人的反英心理,出兵缅甸,切断了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缅甸华侨党员郑祥鹏和王楚惠夫妇千方百计回到国内,绕过国民党特务的封锁抵达延安,其后又被派回缅甸,参与敌后工作。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华侨的身影也遍布各地。

美国共产党有个中国组,徐永瑛、冀朝鼎等共产党人回国后转入中共系统。英国共产党也有个中国组,有几个东北籍贯的共产党人特别适合对日情报工作,张为先潜回东北寻找抗联,何松亭在平津负责联络,于炳然在重庆加入东北救亡总会,后采还成为国军少将。

国际情报合作

二战中,不仅有国内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合作。为了参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山沟里走出的中共党人,也得从事一些外事工作了。国际盟邦对日本的情报需求越来越多,中共也在探索对外情报合作。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内容从地下走上地面,从国内发展到国际。

海外来人,各有使命。共产国际远东局隐身上海,领导东亚各国的共产党秘密组织,东亚各国的共产党人也就常常出入和居留中国。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在延安,越南共产党领袖阮爱国(胡志明)在桂林,朝鲜共产党在中国的更多,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

世界列强都要把中国纳入视线,上海号称国际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国际间谍的天堂。在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咖啡馆和舞厅也能买到情报。美国记者斯诺不安于采访国民政府领袖,跑到陕北采访共产党领导人。一本《红星照耀的中国》,让毛泽东亮相世界舞台。

中共的对外代表周恩来,来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面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各国驻华外交官,有苏联的、英美的、德意法的,民间还有犹太商人、美国汉学家、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人员……外国友好人士乐意帮助中国抗战,于是中共就有了国际情报。中共提供了情报干部阎宝航为苏联工作,侦获了德国袈击苏联的战略情报。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营救了被日军关押的国际友人。英军服务团和东江纵队交换日军情报,成功营救了89名英美战俘。

中国东部沿海始终是战略要地。战争初期,日军控制了华北和华东,外来援助只能通过东南沿海的港口进入中国;相持阶段,美国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轰炸日本,返航时只能在浙江沿海降落;反攻阶段,美军计划空降日本,起飞地点只能在山东沿海。这些沿海地域也是日军的攻防重点,国民党部队纷纷败退,共产党游击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

为了获得中国沿海的战略情报,美国开始寻求同中国合作,不止与国民党合作,也与共产党合作。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和朱德成了战友,史迪威决心拨出武器装备

给八路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不高兴了,开始排挤史迪威。史迪威要的是反法西斯作战的胜利,才不顾老蒋的私欲权力。美军派遣了两个观察组,包瑞德上校驻延安,欧戴义少校驻东江纵队。袁庚领导东江纵队的情报人员,为美国提供日军在广东沿海的军事部署情报,保护美军地面人员引导美国飞机轰炸香港日军目标,还帮美军找到了神秘的日军“波雷”部队,为美军在敌后登陆提供情报。美国飞机轰炸日本返航时,被日机击落,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从日军追捕中营救了美军飞行员,美方空投了情报电台给浙东游击队,以作答谢。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在海外的“侨党”组织停止活动,国家鼓励华侨融入所属国家,鼓励华侨在当地永久生存。国务院设侨务办公室,联络海外华侨和华人。退居台湾的国民

党,则依然保有“海外分部”。有着国际合作经历的袁庚,在1980年代创建了深圳的蛇口开发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更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的儿子彭湛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办海外司司长。一门两代,分系国共两党,都是负责海外工作。彭氏父子二人,也是海外工作变迁传承的写照。

(来源:《同舟共进》2016年1月,作者:郝在今,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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