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最近在其网站上透露，该大学东方语言系下的瑞典-中国合作文化交流项目，即孔子学院，在2014年年底合约到期。斯德哥尔摩大学将不会和中国国家汉办续约。孔子学院将在今年6月30日关闭。对于该项目不再续约的原因，斯德哥尔摩大学解释是瑞典和中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渠道满足文化交流的需求，依靠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的方式已经“过时”。但是该大学名誉校长维丁又向瑞典媒体透露，“在大学体制里某些学院受到另一个国家资助的情况是有问题的”。

这一句话道出了该大学孔子学院关闭的部分原因。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汉办的非盈利性机构。而国家汉办则是中国国家教育部下直属的事业单位。孔子学院的经费来源有一部分来自政府预算，另外一部分则来自境外合作高校（具体金额由双方谈判确认）。这一点使孔子学院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色彩。实际上这种国家色彩其实并不总是特别浓厚。参与斯德哥尔摩大学孔院项目的还有中国的复旦大学。但是无论怎样淡化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它仍旧被一些境外人士认为是一种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

对中国的既定偏见

虽然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在网站上介绍自己的时候一再声明，该学院的目标是“致力于中文教育，并通过各种课程、讲座、论坛和出版行为来引发（当地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是从它开设伊始，就不断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首先是孔子学院建立之初，不得不从命名本地化考虑，小心翼翼地命名为“北欧孔子学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北欧”一词去掉。在建成三年后的2008年，斯德哥尔摩大学里曾经风传要将孔子学院迁出校园，未果。在2013年，维丁校长因孔子学院被认为是“自由原教旨主义者牺牲品”还专门进行过解释。但是这一切并未改变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被关闭的命运。
在孔子学院在海外的迅猛发展当中，过去五年里有六所大学关闭了设在本校的孔院，原因多是各种无端的猜疑。西方从学术界到媒体对于中国“软实力”推广行为的怀疑和敌意看起来极难改变。

好在除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之外，瑞典还有三所大学设有孔子学院。由此看来，瑞典的孔子学院所承担的汉语教育、文化交流并不会因为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关闭而受到太大影响。由孔子学院承办的年度“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也不会有瑞典籍汉语爱好者缺席。此外，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做法也并非瑞典官方的政策。中国和瑞典的文化交流项目依旧频繁。就这个意义而言，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渠道的确很多。作为1000万瑞典人所拥有的最好的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是否愿意扮演文化交流的推手，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但是文化交流和沟通并不会因为一个大学的决定而被终止。

其他国家政府文化推手如何运作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欧洲第一家孔子学院的关闭仍旧值得中国重新思考跨国文化交流的模式。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的情况下，如何让对方理解中国文化、提升对中国的兴趣，这一点应该提升到公共外交的层面上进行讨论。

从2004年开始建设孔子学院，截止2014年12月，国家汉办10年里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其中欧洲39国159所）和851个孔子课堂。国家汉办计划在2020年在全世界开办1000所孔院，以满足全球超过一亿正在学习中文的人口需求。毫无疑问，孔子学院将会成为中国扩展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以灵活和实际的方式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官方身份是孔院的软肋，但并不是最致命的软肋。孔子学院一直被认为是与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西方跨国文化交流机构作用相当的非盈利组织。有意思的是，上述这些文化交流机构其实和孔院一样带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例如英国文化协会就声明自己预算的四分之一来自政府。按照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英国文化协会被归入英国驻华外交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非盈利性组织。塞万提斯学院亦明确自己和西班牙驻华使馆有密切的工作联系。笔者自己则参加过歌德学院组织的采访考察活动，赴德邀请函却是德国外交部发下来的。

不过，中国的孔子学院的运作模式跟上述的文化机构略有不同。英国文化中心到塞万提斯学院的这些机构的运行模式以项目推广、交流为主，起到引导中介的作用。它们可能会单独开设一些语言课程，但是跟所在地的大学无关。在中国的大学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类似XX学院协助开设课程、研究所、研讨会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中国某大学歌德学院或者塞万提斯学院。而孔院的运行模式则是通过和当地的教育机构合作，直接在当地大学当中建立孔子学院。由于背后的政府色彩浓厚，多被认为是政府项目。这在西方大学里普遍浓厚的自由主义空气中显得不易兼容。因此，如果确实想要推广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孔院应该改变自己充当直接推手的角色，转变职能，以文化中介的身份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学术机构沟通做出贡献。

退一步来说，在大学授课和各种学术讲座当中，孔院在课程设置也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有针对性地向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士提供各种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内容，而不是像国内某些课程那样充斥着僵硬说教。由于中国自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问题异常复杂，仅仅在教学当中是否使用简化字和繁体字问题上就曾经引起一部分国外学者的无端批评。在各种政治争端，尤其是涉及领土问题的时候，“一刀切”不容分辩的观点并不能让绝大部分人信服。因此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做决定前应该进行充分的沟通，甚至应该和当地的华人社区、大学学术圈以及和文化交流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建立某种定期的沟通机制，不能闭门授课之后就万事大吉。

在过去几年里，相对于官方外交而言的公共外交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大量民间智库出现，各个大学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孔子学院的出现正当其时，而且还远远不够。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以色列的街头，笔者都曾经被当地人拦住“陪聊”以锻炼他们的中文口语。这和20年前笔者在国内街头四处寻找外国人联系英语口语相比简直是历史的颠覆。在中国日益具有吸引力的今天，中国不但需要孔子学院作为公共外交手段，还需要有更多的民间的、非官方的机构以及人士在各个层面上为国家形象添砖加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后出现孟子协会、孙子研究所和玄奘交流中心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中国还需要在类似层面上采用多样化多格局的手段。

作者：孟秋,《中国经营报》2015年1月17日，http://www.cb.com.cn/economy/2015_0117/11081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