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0日，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举办以“从华南到越南:16-18世纪南海西北岸人群流动与区域发展”为题的学术讲座，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这是“华侨华人研究北大讲座”2016年度的第六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小安教授主持讲座。

自15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东西汇流、海域交往的早期全球化新时代，海域区间人群流动十分频繁。处在南海西北岸的中国华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隔海相望，由于地理与区位的优势，通过东亚海洋交通的纽带，成为环南海海洋贸易圈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区域和中转枢纽。大批华南民众因人口压力、经济、政治等原因持续不断涌入中南半岛，远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参与日本人、东南亚人、欧洲人的海洋竞逐，大大促进了华南与越南两地的经济开发与贸易往来，为这片海域周边地区开发与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李庆新研究员运用大量的中越文献、田野调研资料从三个方面论述16至18世纪时期南海西北岸人群从华南到越南的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持续向南的大趋势：华人南渡与越人“南迁”

李庆新认为大航海时代以前，东西方交通贸易的主力，海上人群流动主要是从西往东流，行走海洋的主角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而中国商人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11世纪以后，情势有所改变，宋元两朝皆重视海外贸易，中国人出海贸易、在南海诸国居留者越来越多，印度洋-南海海域出现东西方人群交汇并流的态势。中国人向南海诸国的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动，出海谋生，基本上属于经济性移民。随着15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人东来，中国人移居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南海西岸的安南、占城、柬埔寨成为华人海洋活动、海外居留的最重要区域之一。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40年代，南下华人以经商谋生为主。明后期中南半岛的中国人主要聚居在东京（河内）、庯宪、会安、嘉定等城市及湄公河三角洲出海口周边地区。庯宪的中国人基本上操纵了北部湾的商业贸易，大部分经营日本贸易的重要商人都是中国人。17世纪50年代后，中国明清鼎革，3000多名明朝的遗民在南明将领陈上川、杨彦迪、郑怀仁以及鄚玖等率领下，南流迁入安南地区，随着清朝固守中原，南明复辟无望，这些移民便在安南定居，成为“明香人”，意指明朝香火。李庆新认为，“明香人”的地方基层组织 “明香社”至迟在1653年已经出现。会安可能是最早出现“明香人”及“明香社”的地区。17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清商”（唐人）入越，“明香人”改称“明乡人”。迁移越南的中国商民在西贡、美湫、边和、河仙等地“辟林莽，立庯市”，致力于开发山地、平原、河川、盐田、矿洞，建设庯市、港口，越南南部出现一批人烟稠密、种族杂居、商业繁荣的“都会”。在中国华南人口南下流动同时，越人也由北南迁。广南阮朝推行“南进”政策，“徙民实边”，形成中南半岛人口从北向南迁移的支流。此外，南海西北岸地区还出现小规模的短期人口流动，如葡萄牙人澳门开埠，日本人进驻会安。16世纪以后，日本丰臣秀吉时代，推行海外扩张政策，一些日本人来到遥远的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各重要港口贸易居住，会安出现了日本人聚居的“日本町”。在这股人群流动中，主流仍是华人南渡。17世纪中叶，会安华人已有5000人。到17世纪末，会安变成以中国人为主的城市。18世纪晚期，散布在东京（今河内）地区的中国人大概有56000人。

二、南明余部、入越华人与中南半岛陆海局势

李庆新主要分析了明清之际粤西沿海抗清的南明武装首领南迁入安南后的情况。1681年，陈上川与杨彦迪等率龙门部众3000余人，乘战船50余艘抵达广南，杨彦迪进营于美湫（Mi-tho），陈上川进驻下柬埔寨仝狔（边和镇）。在杨、陈治理下，美湫、边河“瓦屋雕甍，高亭广寺，洋江船艘，帆樯往来如织，繁华喧闹，为一大都会”。此外，鄚玖、鄚天赐父子在1671年南渡到今南圻河仙省，在河仙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颇有影响的政权----“港口国”，按照明朝制度与文化，建学校，延学者，兴礼仪，倡诗文，同时兼容本土各民族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海国色彩的文化之邦，把该地区经营发展成繁荣的国际港埠。李庆新认为，这些从粤海南明武装到乾嘉年间的华南海盗，他们是海洋的真正主人，体现了近世民间海洋力量的雄起与实力；他们是南海海域最强大的霸主，也是西方殖民者的强劲的对手，事实上掌控着南海大片海域的航行权和贸易权。这些华人武装力量在南海西北岸及东南亚潜伏暗流，一直与海外华人社会（包括会党）保持着海上网络关系，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一股同盟力量。

三、南渡华人与区域社会变迁

李庆新认为，南渡华人开发山地、平原、河川、盐田、矿洞、陶瓷、造船等，将湄公河三角洲等开辟成为鱼米之乡，东南亚的粮仓和重要粮食输出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越南与广东贸易自此建立互补关系。学者研究表明18世纪中期广州与东南亚贸易中，湄公河三角洲、河仙和柬埔寨是广州帆船的主要目的地。当时海洋贸易的主要表现一是米粮贸易，越南的大米贸易主要是由广东方言集团的华族所操纵；二是金属交易，锡、锌、铅等金属交易是河仙、广州贸易的大宗；三是书籍交易，“广东刊刻，嘉定发售”，广州、佛山、嘉定之间的汉籍刊印与销售在当时较为兴盛，目前在越南尚能见到30多种以俗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国印本古籍，都是在佛山城区及陈村刊刻。而华人在当地建设庯市、港口，使越南港口城市开始发展，如会安、西贡－嘉定、美荻、河仙等，并使之成为大航海时代与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相对接的区域性或国际性海洋贸易中心。李庆新认为随着华人在越南的聚居及越化，华族形成，华族方言也有了本地化转型。越南华侨多粤闽两省人，广府、闽南方言（包括福建闽南语、广东潮州话、）在各地影响较大，以至本土越人话语里逐渐加夹“唐人”（华侨）之语，在会安则存在“双语习惯”，越南语、潮州话同时流行。河仙、堤岸被称之“小广州”，在滀臻省朱洋市则有“小潮州”之称。李庆新认为华人信俗也走向本土化（越化）。中华文化传入越南，特别是文字、民间宗教、信仰等，成为越南华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建立宗祠，修纂家谱，以诗书传世。中国古代一些名人（如宋朝梁姓太监、周达观、郑和）、明朝将领、明乡先贤（如杨彦迪、陈上川、阮有景、郑怀德、吴仁静、鄚玖）等人在南部地区被视为神灵（城隍、本头公），受到推崇。中南半岛南部地区华人人数占越南华人总数的九成，所以也是天后庙数量最多的地区，共有123座，此外南部地区约有150座其他神庙配祀天后，最密集地区是湄公河三角洲。天后信仰对当地人产生了影响，高棉人接受天后信仰，也很热心参与天后宫的信仰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兴建任何庙宇。越南人接受天后，并把天后安排在不同信仰宗教的结构之中。一部分人把她安在自家的神明祭坛上，一部分人把她融入佛教寺庙，与佛祖、观音、护法神一起受到供奉（往往还有伽蓝菩萨、关公一起），还有一部分人自行兴建天后庙。

最后，李庆新探讨了中国人从华南到越南后，这些南渡华人对居住地作出多方面贡献的同时，他们在当地是嵌入还是参与、是移民还是殖民的问题，并给与会者提出了“东南亚的华南”与“华南的东南亚”，“强势的华南”与“兼容的东南亚”，海陆兼容经济互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海域共同体”，华人与早期全球化等议题。

来自主办单位的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师生20多人参加了讲座，并与李庆新研究员进行了互动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