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年第三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于2016年5月28-29日在吉隆坡举行，来自新加坡、印尼、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的学者、马国各报媒体记者近百人参加大会。本次国际双年会的主题是“现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中国因素”，会议收到论文37篇，其中17篇作者为马来西亚本土学者。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主席周素英女士在开幕礼致词中说，自2012年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一连三次成功召开，是国际与区域华人研究中相当少有的常设性国际研讨会。她认为鉴于中国提出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和作用的“一带一路政策”，以及马中两国贸易达千亿美元之事实，马来西亚华人如何通过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历史文化纽带之有利条件，为华社和国家搭建沟通两国政治经贸乃至文化教育之交流，营造三向双方长期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是马来西亚华社不可回避的重大学术课题，必须要给予高度正视与认真探讨。她指出本届研讨会将特别聚焦中国崛起及其强大国力对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的重大影响与作用。

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和马来亚大学黄子坚教授分别作了两场主题演讲。黄绍伦教授在《香港1949：新中国和海外华人之间的枢纽》主题演讲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因为香港具有特殊的价值，即作为新中国联系海外华人的重要枢纽作用：首先是资金上，香港是新中国取得侨汇的主要通道；其次人才上，新中国渴求的科技人才大多透过香港从海外投奔祖国；其三是意念上，新中国从香港输出思想，对亚洲的民族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大政策考量虽然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实施效果不一，但是也充分反映了香港作为海外华人网络中枢的强大韧力和难以取代的地位。黄子坚教授在《方言认同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主题演讲中指出，马来西亚华裔社群对身份认同的态度变化从本身的方言认同转化为大一统的华族认同，因为当代方言认同虽仍保留但已趋减退，而华人通用语已由汉语替代方言。黄教授阐述了方言认同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华社及政府如何扶植华裔社群的方言认同；他认为华社对方言认同采取坚定的护卫方式，而政府则是利用方言认同为华裔族群的辨识指标之一；他认为早期的英殖民政府及随后的马来亚∕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承认同乡会、义山、华校等的合法地位，建构了一个华人族群的辨别框架，因此在官方人口普查中，华人方言群类别的设定，进一步把华人以方言认同的形式封装巩固。他指出，方言认同在当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同样重要。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期间，论文提交者分十个场次进行了分组发言与讨论：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华人问题，李冉（马来亚大学）的论文《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Malaysia》以华为和中兴两家电信公司为例分析了中国跨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化问题；Tham Siew Yean（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和Andrew Kam Jia Yi（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在论文《Malaysia-China Trade: Old Routes, New Routes and New Hopes》中探讨了随着新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模式的因素、性质以及这种双边贸易前景的评估和挑战。关于华团与中国关系，林开忠(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论文《从潮客到客家认同：战后槟城大埔同乡会的探讨》和利亮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论文《华人内部的关系：以吉隆坡客潮的族群互动为例》，分别以槟城、吉隆坡的潮州和客家为例探讨了在槟城大埔同乡会和潮州会馆里的潮州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分合关系。关于马中关系，廖小健(暨南大学)论文《中马关系与马来西亚华人》，分析了中马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互利互惠的新时期马来西亚华人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赵海立（厦门大学）的论文《中国对外政策与华玲谈判》，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与华玲和谈对马共的影响；林子慧(暨南大学)论文《二十世纪新中国外交政策对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影响研究（1947-1996）》，分析了20世纪新中国外交政策对马来西亚华教发展的影响，认为马来西亚华教必须坦诚接受马中外交行为和马来西亚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关于移民与认同，王国璋（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为什么留下来？——比较台北、香港、上海、新加坡四大“华人城市”的马华专才移民》以访谈为主尝试比较分析台北、香港、上海、新加坡四个城市的马华专才的移民动机、生活现况及他们对相关政策的评估和对马来西亚国家认同；关启匡（马来西亚嘉庚学堂）的论文《从中国南侨到海外华人的离散建构——论陈嘉庚、林连玉的两种经验》，比较分析了林连玉与陈嘉庚的两种不同“离散”经验，以此检视“离散”理论的诠释框架；宋燕鹏（中国社科院）的论文《20世纪初极乐寺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及其形象塑造》，从历史学角度对20世纪初的槟城极乐寺如何适应大时代的转变在与文人交往中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认为通过极乐寺能看到槟城华人社会在20世纪初的调适与转型。关于中国与侨务，巫秋玉（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在论文《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马来亚归侨安置政策研究》中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马来亚归难侨分38批被遣送回中国，中国政府对他们采取的“好好安置难侨，不使其流离失所”、“按籍安置，主要面向农村，有技能者量才录用”以及组织归难侨“生产自救”等安置政策方针，认为中国政府对无家乡可归难侨采取创办华侨农场集中安置的方式，为安置难侨、归侨工作创造出了一种具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安置途径。贺艳青（马来亚大学）的论文《冷战时期中国在马来亚金融机构与中国的华人华侨政策》透过中国银行和中国保险公司等中国金融机构在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经过调整和改变，考察中国政府调整海外金融政策和金融机构所反映出来的侨务政策变化。关于文化与艺术以及马华文学与中国情结，谢静国（台湾东吴大学）的论文《我们是一家人：从茜拉检视中国软实力》，透过马来西亚歌手茜拉在中国歌坛的发展检视中国软实力，认为茜拉作为一个文化符码蕴含了中马之间国际关系、经济利益和文化传递的复杂意涵；许瑛纷（马亚西亚民间学者）的论文《“Chinese Dance”——摆渡于中国舞与华族舞之间》，以马来西亚华族舞蹈为研究对象探讨华族舞如何扩为何在范畴。观念与风格上有别于其始祖——中国舞，认为从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变迁可以探索出其传统文化的建构如何使华族舞逐渐地从中国舞的框架蜕变与转型、甚至形成拉锯的局面；林臣顺（马来西亚森美兰芙蓉慕莉华师范学院）的论文《六十年前的中国因素：姚拓的南来及其文艺思想》探讨姚拓及友联诸子离港南来马来亚的主客观因素，以及其思想意识如何贯彻到他参与编辑的《学生周刊》和《蕉风》两刊物的内容与风格上。

在研讨会闭幕礼上，大会筹委会主席潘永强博士总结了两天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充分肯定参会学者对与主题相关的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同时也指出研讨会在一些问题上仍有缺憾，比如没有学者专门论述中国因素对目前马来西亚政治、马华社会的影响，中国电视、电影与新媒体对马来西亚的影响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