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胡志明市人口超过700万，是越南和前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最大的都会区。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GDP占越南全国20%以上），追根溯源，是华人开拓与建设的……
华 人 入 越
华人（汉人）迁居越南，由来已久。在漫长的“郡县时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称“北属时期”），一批批华人移居到越南，包括领主、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失势的旧臣和罪犯。几乎从到达的那时候起，他们就对越南的历史产生了影响。越南历史学家杜文宇发现，在今天的河内地区，“（越南本土的）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滞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都是汉式的。这种文化在我们国土上似乎占着统治地位”，“这种墓的主人主要是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已经汉化了的本地人。”而越南封建时代的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也坦率地承认，“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中的“士王”即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交州太守，祖籍山东的汉人士燮（此公在光荣公司的历代《三国志》游戏中也有出场）。
正如另一位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在著作《越南通史》所言，“中国统治我国1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人（指越南的主体民族“京人”、意即住在京城里的人）”。这种融合到了如此深入的地步，以至于越南历史上多位所谓“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者，亦都是华人后裔：如李朝（1009-1225年）建立者“本闽人”、陈朝（1225-1400年）建立者“本福州长乐邑人”、胡朝（1400-1407年）建立者“先祖本浙江人”、莫朝（1527-1592年）建立者祖籍广东东莞……
不过，这种历史上的华人的移民与越南土著融合的过程，大体到元明之际告一段落。明清以后，华人前来定居，开始带有新的方式、新的特点、新的性质，并开始渐进于近代意义上的华侨与华人。
开 拓 河 仙
明末清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清鼎革之际，数量巨大的明朝遗臣、遗民不满清政府的统治，特别是剃发易服的政策，“因耻事异族，相率南渡，来越者尤众”。这成为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公元1671年，广东雷州海康人莫玖率家眷等400余人乘船越海南渡，到达高棉（柬埔寨）的柴未府。此地位于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交界处，相传常有仙人出没于河上，所以后来被称为“河仙（Hà Tiên）”，当时只是一个处在暹罗湾深处，周围小山、岛屿星罗棋布的偏僻渔村。高棉人、马来人等各色人种居住在这里，他们不懂经商和耕种，以渔猎甚至海盗为生，土地荒芜，一片萧条。
莫玖到达这里之后不久，就利用从中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及经验，对河仙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使荒土变成良田，从河川所引之运河四通于田间，使这个原本“几不见人烟”的小渔村日益繁荣，前来经商的“海外诸国帆樯连络而来”，一时之间，河仙“胡同穿贯，店舍络绎”，号称“小广州”。莫玖还设立衙署、官吏、军队、城堡、市街，铸造钱币，创建文庙。河仙不但已变成了一片可居之地，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风景。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河仙十吟》，赞颂河仙十景：东湖印月，南浦澄波。屏山叠翠，石洞吞云。金屿拦涛，珠岩落鹭。萧寺晚钟，江城夜鼓。芦溪渔舶，鹿峙村居。莫玖率领华人开拓的这片土地，仿佛成为了南天乐土。
但是河仙的繁荣招致强邻暹罗（泰国）的觊觎，大约在1679年，暹罗派兵东侵，蹂躏河仙，而早已衰弱的高棉统治者竟然闻敌便逃，无力抵抗。无奈之下，莫玖不得不放弃对柬埔寨的依附，归附占据越南南部的阮氏政权（自称“大越国阮主”，中国和日本史籍称为“广南国”）。广南并非富庶之区，其环境背山临海、地瘠民贫，不可能与北圻（越南北部）之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无不致力于向南扩张，此时能够不劳而获一个已具开发规模的富裕地区，如同天上掉下馅饼，当然是乐意接受。阮氏统治者授予莫玖及其后裔世袭河仙总兵的官职，而原属高棉的河仙之地，就此归属易手，纳入了越南的版图（今天属于越南极南部的坚江省）。连作为旁观者的法国人也承认“安南人之得以成为南圻西部的真正主宰，完全是依靠河仙中国人的帮助。”
经 营 西 贡
与莫氏家族来到河仙相隔不久，另一支抗清失败的明朝遗臣部队也前来投靠阮氏政权。1679年夏天，据越南史籍记载，“大明国广东省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官杨彦迪、副将黄进，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官陈胜才（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弁门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进入距离阮氏政权统治中心顺化不远的沱瀼港（即岘港），表示“明祚告终，不肯臣事大清，南来投诚，愿为臣仆”。
这支不期而至的华人移民部队的到来，引起当时的阮氏统治者一阵慌乱，对于他们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如果接受投诚，势必与清政府造成对立；这批移民从遥远的中国而来，对其底细不太清楚，不敢轻易接收；况且他们风俗语言不通，怕难以驱使。但这支军队是势穷来投，属于忠义之士，如从道义上加以拒绝，势必惹人耻笑。恰逢“沃野千里”的真腊东浦地区（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早已让阮氏政权垂涎，此时正好因彼之力，“委之辟地，拓土效力”，把这批华人安排到此，充当拓殖侵略先锋。
虽然现在这里肥田沃土，但当这支华人部队相率而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这里仍属于“地虽广，人未众”，多数为未开发的荒蛮之地。而“其出力垦者，惟唐人为勤”，是华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变成了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稻谷单产最高的地方。华人农民因地制宜，根据地势高低创造了分层种植法，底下一层是水田，种水稻、养鱼；上面一层种旱稻和木薯；第三层种甘蔗芒果，第四层种椰子，最上面一层种槟榔。此外，华人商贩还把当地产品销往第三国。法国传教士普瓦弗尔曾提到：“中国人在当地经商，他们在邻近海岸的岛上捕鱼、掏燕窝、捞海参、晒咸鱼，并把它们销往中国和暹罗。”
经过华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东浦已从荒蛮之地成为了富庶之区。1698年，阮氏政权悍然夺去了华人的建设成果，命阮有镜为“真腊地经略”，“斥地千里，得户逾4万”，设立嘉定府，将东浦正式纳入越南的版图。明朝遗民的开发导致“阮主领属湄公河前江及后江全部沃土，并奠定了今日西贡堤及南圻各埠商业繁荣之基础，于南越华侨史上实占不朽地位”。尤其是经过华人经年累月、坚持不懈的投入人力物力，自18世纪末开始，地处嘉定府城以南十二里的柴棍（Sài Gòn，源自高棉语Prey Kor“王国的森林”）铺已是“商旅辐辏”，“清人及西洋、日本”等国商船云集。成为越南南部最繁华的大都会，此地在法国殖民时期废止“嘉定”的名称而被称为“Sai Gon”，中文再据此译为大名鼎鼎的“西贡”，也就是今天的“胡志明市”。
“明 人 同 乡”
公元1802年，阮氏政权的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统一全国，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和越南历代王朝一样，这个政权虽然在名义上向北京的清廷称臣，但在国内毫不犹豫地僭越为“皇帝”。在阮朝皇帝眼中，甚至自己才是“华”，至于清朝统治下的真正的中国人，只能称为“唐人”、“北人”甚至干脆是“清人”。在阮朝时期成书的《嘉定通志》就大言不惭地写有“华民、唐人、高蛮杂居”，其中的“高蛮”是高棉人、“唐人”是移居越南的中国人，而“华民”指的竟是越南本国人。
阮朝建立后，由华人开发和经营的嘉定依然为越南南方的重镇。“其地山川险要，兵粮精足，以舟楫为长技。奴隶氐蛮，控制暹腊，诸国聚会，为皇越南藩之大雄镇也”。此时明末清初移居至此的华人（唐人）已历数代，生息繁衍，落地生根。早在1698年，阮氏政权就下令将这里的华人“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悉入编户”，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移民经过数代变迁，与越南妇女不断通婚，逐渐成为一个土生华人族群。到了1826年，越南当局又改“明香社”为“明乡社”，这些明末南迁的华人后裔被正式称为“明乡人”（意即 “明人同乡”或“明人乡村”）。 “未婚的中国男移民进入印度支那后，常常是娶当地妇女为妻，他们这样做，不仅是由于取得配偶的天然要求，而且由于这种婚姻有利于他们同该国人民经商。安南人与柬埔寨人也极愿与中国人结婚。因为中国人具有稳重、俭朴、勤劳的声誉，同时在当地人中，他们也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较聪明的人”。
在阮朝朝廷，有不少明乡人担任着重要官职，例如郑怀德、潘清简等。郑怀德为人谨慎，学问博洽，历任阮朝吏、户、礼、兵四部尚书，其中有专任一部，有时兼任二部甚至三部。潘清简，为官清廉，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法军进攻南圻西三省时，潘清简知势不能敌，自杀殉国，遗言“不幸适逢国家有变之时，深知自己势不能有所作为，因把一片铁志丹心报答国恩。以尽为人臣者之本分”。
“苦 力 买 卖”
从1858年9月法国打响侵越战争的第一炮，到1884年6月迫使阮朝签订《顺化条约》，法国侵略者以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越南的“殖民化”。以后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开始进行经济开发，攫取越南的自然资源。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此时的中华大地同样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社会昏暗，民不聊生。为了谋取生计，两广、福建的劳力纷纷南下，形成了华人入越的又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华人移居越南有了一种新的形式，被称为“契约劳工”，即与外国人订立契约，被外国资本家雇用。华人工人被当作一种货物在市场上交易，他们的价值不等：技术好的熟练工也才12-15元，身体棒的工人6-10元，而身体弱的工人甚至只有1-3元。西方人一针见血称之为“coolitrade”（苦力买卖）。到20世纪初，在法国殖民地经营的企业、庄园、港口所雇用的22万工人中，华人的比例竟接近10%。
到达越南后，这些华人大多从事修筑道路、开采矿场、垦辟荒地、栽种橡胶、新建城镇等艰苦劳动。如越南最大的煤矿鸿基煤矿，曾先后有2.2万华人工作过。而近代滇越铁路南段的建成就有18000多名华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华人还要忍受法国殖民当局歧视性的高额赋税。1929年华侨税收竟占南圻预算的四分之一，“一个中国苦力所纳的税，实际上比一个安南人重达七倍之多”！
尽管如此，在法国殖民时代的移民潮过后，越南华人已从18世纪开始的五六万人，到20世纪前半叶增加到百万人左右。当越南独立之后，华人正式成为其国内重要少数民族，被称为“华族（Hoa）”和“艾族”（Ngái，源自客家话的“我”字发音），直到如今。
(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