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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名传马玉琪
2018年07月26日16:56  来源:中国侨联

响过一阵锣鼓,接着便是西皮原板的过门儿,他安静地等在侧幕里,鬓边那支纯金嵌蜻蜓眼掐丝簪子忽然闪出一点幽光,映衬之下,旁边的点翠额子则显得沉静素雅。借着后台微弱的光线望过去,大朵大朵的五彩织锦雀羽纹饰像花瓣一样涌在他的旗装上。倒是脸上那一寸寸施着油彩与粉黛的肌肤,朦胧暗哑间,几乎要渗出一点粉嫩来。

唱了一辈子戏的马玉琪今年已经80岁,1939年出生的他,更愿意按照中国传统的算法计算自己的年龄。舞台上,岁月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摧颓的痕迹,虽然发丝已经斑白,但跑起圆场来,脚下仍像飘起来的绸缎一样自如轻快。而舞台上的那些衣装道具,也引来人们的频频赞叹,毕竟演出《梅玉配》这样一部骨子老戏,不是谁都能拿出那样名贵的行头来的,清朝的镂空金丝扣、战国的玛瑙玉石,价值不菲的点翠……甚至为做一件够“派头”的旗装,他不惜“毁”掉一匹江南织造或缂丝的老料。

心疼么?马玉琪不觉得。“料子织出来不就是供人穿用的么?”他说,要物为人役,而不是反过来。让许多人小心翼翼的古物,在他这里回归到被造时的初衷。

从世家子弟,到叶盛兰弟子,再到出走大陆、响名港台的京剧演员、收藏家,马玉琪的一生并不平淡,起伏之间,就像旗装上那些交叠的缂丝,与这个时代碰撞勾连,交织出一片片瑰丽生动的图案。然而,对于人生中的那些精彩也好、失意也罢,他很少留恋,在得到与失去间,浪迹萍踪,只是无论走到哪里,母亲说的那句话总会萦绕在耳畔——

何处青山不道场,此心安处是吾乡。

旧时王谢

马玉琪原本姓柳,单名一个“宝”字。

若不是八岁时发生那场变故,他不会随了母姓,改名玉琪。

马是马佳氏的汉姓,马玉琪的外祖父,便是清朝度支部大臣马佳绍英。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对这位老臣的描述是“恭顺”,马玉琪从未见过这位既真实又虚幻的长辈,对于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母亲和亲戚的回忆,还有手边那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的《绍英日记》。日记中的字细瘦工整,记载了这位遗老在庚子善后、溥仪大婚、宣统退位等历史节点中的点滴细节。“怹负责财政,每天都要为朝廷的各种开销筹钱,最后就是活活累死的。”站在家中外祖父的小像前,想起这位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程的老人,马玉琪不禁感慨。

外祖父娶的是道光皇帝堂兄弟的女儿,这让“家里走动的亲亲友友,不是王府的,就是王府的”。王府礼数多,外祖父常感叹:“王府的亲,结不得,太累!”

不过,等到马玉琪出生时,家中最鼎盛的风光已经过去,外祖父故去14年,大门上的朱漆早已斑驳得失去了往日的光鲜。

“虽然外面打仗,乱七八糟的,但家里的做派啊,生活方式啊还在。不管男女,不能随随便便的,想斜腰拉胯地那儿一站?不行。”

最让他难忘的,是彼时的请安,作为满族女子素日见面的常礼,电视剧里那些请安在他看来滥竽充数。“场合不同、身份不同,请安也有不同。平日里,舅妈见着我姨儿,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一边口里叫着姐姐蹲身下去,那安请的可漂亮了!没有人能比过她去!”

最终,76岁时,马玉琪将这个心心念念的片段复刻到了《梅玉配》中,巧笑、抬腕、翻手、扶额,粉黛装扮下,他情谊款款地复活了那段隐藏在历史深处美而端庄的记忆。

不过,马玉琪觉得,一个家族真正的气质并非来自可见的外表,那道分界线似乎应该在骨子里,一种关于人格的自持。

像讲别人家的故事一样,他讲起了当年家中的那场变故。

那一年,母亲31岁,带着几个孩子远赴上海寻找久别的丈夫,找到时,却发现他已“抱琵琶另弹别调”。“那位女士说,不知我父亲已经结了婚,会离开的。母亲说,别,我看你们很好,我跟他虽然能够复合,但就好像一只打破的碗,再复合也会有道裂痕,心里是个阴影,他既然能这么久不回家,就说明没有把我和孩子放在心上。”

“我退出。”这是母亲那天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语气里没有一点波澜。

最终,他们跟随母亲回到了北京。这位前清侍郎家的格格、英文流利的大学毕业生、拉扯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就这样,与丈夫离了婚,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的脸上充满平静,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只是那个八岁的小男孩,名字被母亲从柳宝改做了马玉琪。

此间少年

母亲的性格,大约会成为孩子的影子。学戏的主意是马玉琪12岁时自己拿的。

“小时候,母亲抱着我去吉祥看戏,台上的演员插着四个旗儿,戴着大犄角翎子,拿着枪,‘锵锵锵锵’,好威风!我就想,有一天自己要能登台,得多好!”于是,1951年,他瞒着家里,偷偷报考了戏曲学校。

和解放前的科班不同,那时已经废除了打戏,可撕腿练功什么的仍是苦得没商量。

有人因此退了学,马玉琪没想过离开,能万众瞩目地站在当中间儿,是他内心不可言说的蜜糖。

“我们那时没那么多诱惑,得空就练私功,晚上没人出去玩,你看我今年80了,跑圆场还能不输年轻人,嗓子也没坏,秘诀没有别的,一个字:练。”

彼时,杨秋玲很喜欢这个小师弟,常常带着他去看戏。一次,学校办元旦晚会,他俩偷偷溜出来,跑到长安大戏院看张君秋彩排《望江亭》,“没座儿,我俩就挤在打字幕那儿看,那会儿张君秋还梳大头呢”。马玉琪记得,那天回来路上,天空忽然飘起鹅毛大雪,清灵灵的世界里,姐弟俩兴奋极了,冰凉的雪花儿打在脸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戏,一路从西单跑回了陶然亭。

第一次见到叶盛兰时,马玉琪15岁。他未想到八年后,竟然会拜在这位京剧大师的门下。在马玉琪的回忆里,叶盛兰的脾气并非像传说中那样火爆,“非常温和的一个人,没见怹发过脾气,可能是反右,把怹性格磨平了”。

“除了戏外,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爱好,字画、扇子,还有养热带鱼。”1957年后,还在戏校上学的马玉琪成了叶盛兰家的常客,“大概觉得我见过一些世面,不会杵窝子”,那时,只要叶盛兰出门看戏访友,一定叫他陪同。上世纪60年代,京剧坤生张少楼在剧场看到他们师徒,问叶盛兰:“一定是您的得意弟子吧?”叶盛兰笑着说:“得意的,得意的”。

马玉琪常常提起的,还有那些太平花下的春日。“反右”之前,每年四五月他都会被表姐叫着,去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家做客,“春天,院儿里的太平花开了,老太太会做一次赏花宴,请大家吃鲥鱼赏太平花,老太太说,‘男女同桌吃饭是我首创’,怹穿得很精致,90多岁了,还描眉打鬓,穿旗袍,踩绣花鞋”。

那时,映着正盛的太平花,马玉琪总要穿着长衫袅袅给大家唱一段昆曲,记忆里,微风拂过,香落满身。

毕业时,马玉琪选择了鞍山,“其实不是北京留不下”。彼时,梅兰芳正想给梅葆玖挑一个小生搭档,姚玉芙一眼相中了他,但最终,他还是婉拒了邀请,和同学跨上了去鞍山的火车。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来,几个同学搭帮过去,有文有武,行当齐全,开锣就唱;二来,北京大师太多,名角儿如云,我们小辈登台的机会不会太多。”

“谁不愿意留在北京,可去外地,你可以插翎扎靠戴尾,在北京,就剩跑龙套了。”

他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理想,只是觉得,不管天涯海角,只要能找一个地儿,有戏台,有观众,让他做一个过足戏瘾的演员,就很好了。

自在天真

一天下来,贴身的水衣子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马玉琪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感觉有唱不完的戏,在等着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一到鞍山,我们就排了《西厢记》《花田八错》《大破天门阵》、全本的《玉堂春》,我自己还唱了《群英会》《罗成叫关》《辕门射戟》。”

他说,那时成天活跃在舞台上,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生活特别的充实,带着洗脸盆、肥皂、搓衣板,全国巡演,住后台,住剧场,装台拆台都是演员全体上。《白蛇传》一天演三场,光‘抢背’一天就得摔三回”。

由于业务水平出众,1960年,马玉琪在鞍山京剧团每月挣到了84块钱,还有“每月两斤肉、两斤糖、半斤油、两条甲级烟、水果随便买”的副食待遇。“和市委领导一标准了,团里有这种待遇的,只有五人。”

很难说这不是嫉妒的源头。几年后,轰轰烈烈的“十年动乱”开始,插翎戴尾的叶盛兰在北京被打倒,他这个远在鞍山的徒弟也被赶下了舞台,两人都淹没在了无休无止的“交心、批斗”中。一个挣得不如马玉琪多的女演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啊,过去就是太舒服了!”

原来太舒服是错,后来,马玉琪被下放到盘锦一个叫“干鱼沟”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年,他刚好30岁。

想起这个人的嗜戏如命,本以为那会是一段属于苦涩的回忆,他却出乎意料地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三年”。

“一望无际的蓝天,恬淡自然,往返走15千米路才能到镇上,一路上少有人烟。一到晚上,万籁无声,周围的人都非常朴实、充满善意,那些动物对人充满依赖,感情很深。很有田园的味道。”

诗一样的回忆,诗一样的情感。当时,这个有着旧官僚家庭成分的年轻人甚至觉得,就是一直这样过下去也很好,没有政治压力,没有妒忌排挤,周围的人都很友善,村里的老乡管他叫小马,下乡的知青管他叫老马,在这儿,他学会了骑马、养鹅、养鸭,知道怎么育苗,怎么把猪养大。

“演戏有演戏的乐趣,下放有下放的乐趣。我的人生秘诀就是‘向前看’,人生不平坦,不如意事八九,可是我都能对付,没有恨天怨地。”

那时,离“干鱼沟”不远有一片海,忙完农活儿,他常常会一个人坐在海边远眺,海风咸腥地吹在脸上,他想“我一定会去香港的,一定会到海那边去的”。海浪隆隆地一次又一次地拍在礁石上,就好像心上这个不断重复着的决定。(上)(文/图   杨思思)

(责编:孙爽、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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