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或是直接奔赴前线参军抗日，或是后方宣传募捐支援抗日……而大多数民众只能通过后者声援和支持抗战。而在1941年的香港，特殊的地缘环境、特殊的人员群体，在宋庆龄个人感召下孕育的“一碗饭运动”充分展示了香港民众的家国情怀。

“一碗饭运动”最早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妇女赈济中国难民会等团体于1939年首倡，在美国人民和华侨中筹措捐款,购买药品和医疗设备，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确定每年举行一次。这个运动的取名受《史记·淮阴侯列传 》中“漂母饭信”故事的启发，漂母接济了困顿中的韩信，施恩不望报，运动以一碗饭为名藉以表示美国援华为一种纯挚的同情与道义上的支援。正因为如此 “一碗饭运动”，就是每人用“一碗饭”的费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一碗饭运动”获得了美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旧金山唐人街更是万人空巷，广大侨胞纷纷慷慨解囊。第一届“一碗饭运动”就获得20 万美元的捐款。此后 ，“一碗饭运动 ”扩展到英国 、 加拿大、南美洲等许多国家，影响甚大。

初步酝酿

西方的“一碗饭运动”引起了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密切关注。因为这种独特的募捐方式操作起来简单可行，并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宋庆龄认为，这种募捐方式同样可以在香港推广，一方面可以募集到资金，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香港150万同胞的爱国救亡热情。在这个背景下，1941年5月初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为主席，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为副主席，而且香港华商总会负责人任要职。经研究，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港币。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这种差额盈余将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救济西北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引起极大震动。5月25日，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饭店5家商会共同召开会议，讨论推行“一碗饭运动”的具体方案。第一位捐助者是威灵顿街丽山餐室的老板温梓明，他首先致函“一碗饭运动”委员会，表示愿意捐饭500碗，并定名为“救国饭”。在他的带动下，英京酒家、乐仙酒家、龙泉茶室、广州酒家、汉商酒家、天燕餐馆、小祇园、金星酒家、金门酒家、南京饭店、北极餐室、怡安茶居等13 家酒楼、餐室纷纷响应，捐饭数达10000余碗，随着运动发展到高潮，捐饭数达到1.47万碗。

参加开幕式的既有克拉克夫人、廖梦醒等“一碗饭运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也有林培生、 郭泉等工商金融巨子；既有邹韬奋、陈翰生等文化艺术名流，也有中国红十字会主席林可胜等爱国仁人志士；既有海外各界爱国华侨，也有港英当局支持。特别是英军驻华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 辅政司史美夫人等都出席了开幕典礼，经统计参加开幕式的中外著名人士共150余人。

宋庆龄发表即席演讲，阐述了开展“一碗饭运动” 的非凡意义。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她强调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有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生产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因此，“一碗饭运动”是“值得提倡”的。保卫中国同盟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也发表演讲，呼吁国际人士支援中国抗战，赞助“一碗饭运动”。 她说：“我们设想一下，能让中国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地仁慈的手吧！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

在“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上，宋庆龄的一番举动将开幕式推向高潮。她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孙中山的遗物如墨宝、纪念品及其他文物当场义卖，作为向 “一碗饭运动”的捐款。受此影响，出席开幕式的人们蜂拥而上，踊跃抢购，片刻之间就将这些珍品、便函抢购一空，大会气氛由此推向高潮。

宣传动员

“一碗饭运动”在以宋庆龄等为主要领导的委员会号召下，获得如此良好的开端，香港各界人士均采用不同方式支持和响应“一碗饭运动”。文艺界采用演出、绘画展览的形式，新闻界则采用文章报纸宣传的方式，他们将“一碗饭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起来。特别是由保卫中国同盟资助创办的香港《华商报》还专门出版了由何香凝手书刊名的“一碗饭运动特辑”，成为 “一碗饭运动”的宣传阵地。

在这块“宣传阵地”上，先后刊登社会各界名流关于“一碗饭运动”的奔走呼号。克拉克夫人这样说：“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

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一碗饭运动，特别是将下层人士的爱国情绪借“一碗饭运动”激发起来，7月10至11日香港中央戏院连续两天免费放映表现美洲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记录片《爱国献金运动》。 除了立体形象的有声电影宣传外，“一碗饭运动”组织方还以演说、茶话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反映侵华日军的残暴、战区难民的惨状及中华民族抗战的成绩。7月底，为了扩大宣传效果，还特别印制了各种精美的宣传画和标语，遍贴香港码头、车站、街道及娱乐场所，街上随处可见劝销饭券的人们。

剧烈高潮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影响下，香港餐饮界对“一碗饭运动”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各饭店、酒楼、茶室的业主踊跃捐赠炒饭，截至8月1日，捐助数已达14700碗。

1941年8月1日，计划进行三天的香港“ 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当天早上出版的《华商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为开展“一碗饭运动”所作的“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亲笔题词。

8月1日的香港街头有别于往常，显得格外热闹，以“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大家来吃爱国饭”等为代表的标语和口号贴满的大街小巷，在车站、在码头、在商店、在娱乐场所，甚至当时公共交通工具上都是各式各样的“一碗饭运动”的宣传标语。更吸引眼球的是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出现在街头，他们高声大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济一个难民”的口号，在香港主要的大路街巷穿行，把本已深入人心的“一碗饭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活动的当天， 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更多的家庭是倾巢而出吃“爱国饭”“救灾饭”。他们或是扶老携幼，或是呼朋引伴，无论家境如何，都以能够资助抗战、救济祖国同胞为荣。截止到8 月3 日，各酒家销出的炒饭数量总约6000—7000 碗。

丰硕成果

截止8月底，原来计划售出2元港币一张的餐券2万张，很快就超过了预期目标，“一碗饭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1941年9月1日，由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一碗饭运动 ”闭幕式在英京酒家举行，会上她表示“一碗饭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