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人了？韶山来的？”当秘书叶子龙把老家来人的消息说出口，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赶紧停下来，一脸的惊喜如阳光洒在脸上，半信半疑地问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是谁来了？”

自1927年就一直没有回过韶山的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离家22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刻，他日夜思念的家乡竟然有亲人来北京看望他。

“客人是昨天到北京的，据介绍，一个是您的堂弟毛泽连，一个是您的表弟，姓李。”叶子龙说。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毛泽东掩饰不住兴奋，“太好了！”

因为正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当天没有时间和毛泽连见面，就定于第二天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见面。

在韶山，毛氏算是个大家族。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膝下有毛恩农、毛恩普两个儿子。毛恩普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恩农生了毛菊生、毛梅生、毛蔚生三个儿子。其中毛梅生有一子，即毛泽荣；毛蔚生有三子，即毛泽华、毛泽连和毛泽青。毛菊生没有儿子，抚毛泽连为嗣。毛泽连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特殊，因为毛泽连的胞姐就是毛泽东的继妹毛泽建。

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人民解放军来了，老百姓欢欣鼓舞。第四野战军一三八师师长任昌辉派人去韶山打听毛泽东亲属的下落，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毛泽连。于是，毛泽连和姑表弟李轲就成了第一批去北京的韶山人。

一见面，患有眼疾的毛泽连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话未出口泪先流：“主席三哥……”

毛泽东激动地说：“你是泽连润发九弟吧？”

“我是润发呀！”毛泽连声音颤抖着，“我这次和表弟一同来京，是代表家乡人民来看望您的。”

“好！好！”毛泽东激动地说，又关切地问李柯，“你父亲叫李星明吧，还在不在？”

“家父已经去世多年了。”李柯说。

“那姑妈呢？”

“还在。”

坐下后，毛泽东感叹地说：“几十年不见了，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也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当得知毛泽连眼疾严重到几乎失明却没钱医治的情况后，毛泽东答应一定要把九弟的眼睛治好。后来，他派儿子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将毛泽连送到协和医院，治好了眼疾。

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后，毛泽连和李轲觉得麻烦三哥这么久了，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主动要求回家。毛泽东多挽留他们住了几天。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叮嘱毛泽东说：“九弟，你有困难，回去以后，不要去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如能帮你接济点就接济一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在乡亲面前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

身体不好的毛泽连，母亲也疾病缠身，家庭生活负担确实重，这位纯朴的农民并未因为三哥是国家主席而向政府要这要那，始终牢记毛泽东的话，安心种着几亩水田，勉强维持生活，在乡亲面前带了个好头。1950年9月，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等人到北京谈及乡亲们的生活时，特别提到了毛泽连的困难，请求是否可以请地方政府打个招呼给予适当照顾。毛泽东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是泽连一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的。”

毛泽东对韶山来人要求严格，但他绝不是那种坐视亲友困难而不顾、没有人情味的人。毛泽连是毛泽东韶山亲友中最贫穷也最为牵挂的一位兄弟，也是去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个，共11次，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解决任何个人问题，只是连续十年用自己稿费接济毛泽连。到了晚年，患病的毛泽东还曾躺在病床上把李敏、李讷姐妹俩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

这两个叔叔，一个就是毛泽连，另一个叫毛泽荣。

事实确实如此，从血缘关系上来讲，毛泽连和毛泽荣在堂兄弟中与毛泽东最近；从家庭生活上来讲，也偏偏是他们两个最为困难。

毛泽荣小名宋五，比毛泽东小四岁。这个性格耿直血气方刚的堂弟，在三哥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参加农民协会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荣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被迫改名流浪他乡，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才回韶山。新中国成立后，韶山乡亲们到北京看望毛泽东的去了一拨又一拨，却偏偏没有他毛泽荣的份儿，许多乡亲还跟他不冷不热地说风凉话：“你什么时候去北京看望三哥主席呀？为何一直不见毛主席邀请你呀？你看那些不是主席亲戚的人都去了，怎么你还不如他们亲呀！”

尽管毛泽东也给他寄来了钱物，但面对风言风语，毛泽荣还是犯了心病：他们能去北京我为啥不能去？难道是“主席三哥”对我另眼相看？1953年4月9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表达感激之情，二是要求进京看望。毛泽东在5月2日回信说：“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迫不及待要求进京的毛泽荣，心凉了半截，赌气再也不给毛泽东写信了。

这年11月上旬，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毛泽荣在毛泽东外婆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的陪伴下，终于来到了北京。

一见面，毛泽东紧紧握着毛泽荣的手说：“宋五老弟，你好呀！”

“还好，还好，主席三哥你也好吧？几十年不见了，这世道真难啊!”毛泽荣说着，泪水从眼眶中掉了下来。

毛泽东也动情了，安慰说：“这不又见面了，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在丰泽园，毛泽荣看着客厅四周都是满满的书架，惊诧地说：“主席三哥，你这房子不大哩！”

“怎么，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吧？不过，够用了。”接着，毛泽东又转问毛泽荣，“宋五弟，你的眼睛治好了吗？”

“主席三哥寄钱，治得及时，基本上保住了。”

这天，毛泽东在家中请毛泽荣和文九明吃饭。毛泽荣发现餐桌上只有一碟花生米、一碗青菜、一个汤和一盘腊肉，就纳闷了，问：“三哥，你当了堂堂一国主席，平时就吃这些菜？”

“怎么？你怀疑我不把好吃的拿出来？”毛泽东笑着说。

“那倒不是。”毛泽荣连忙分辩说，“我只是想，你要想的事多，不吃好一点，身体弄坏了就麻烦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身体这不是蛮好的嘛!”

毛泽荣性格耿直，敢说真话，多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实际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1960年9月，毛泽荣一见面，就竹筒倒豆子，把社队干部虚报产量、不科学种田、盲目下令密植造成减产、谁提意见就给谁扣“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还将大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将社员养的家禽全部没收等情况，一一汇报给毛泽东。最后，他告诉毛泽东：“你住在北京城里，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饿死人哩！”这一次毛泽荣进京“告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月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要坚决纠正“公产风”，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

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是在1929年8月20牺牲的。生前，她和丈夫陈芬将牺牲的胞姐陈淑元、梁泽南夫妇遗孤陈国生收作养女。陈国生也因此喊毛泽东为舅舅。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个外甥女。1951年5月，应毛泽东邀请，陈国生终于见到了她的三舅。这天中午，毛泽东留他们在家中吃饭。饭后，毛泽东还回忆起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韶山的往事。当毛泽东讲到母亲给自己取名“石三伢子”的事时，陈国生想起了为毛泽建修墓的事情，就说：“泽建妈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三舅，是否可以跟政府讲一下，请他们拨一笔款，把墓修一下。”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革命岁月里牺牲的烈士很多很多，有千百万人。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万事开头难啊。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去修墓啊！对牺牲了的烈士，我们纪念他们，怀念他们，将来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以后，我们要为他们修墓立碑，刻石铭功，让后人都记着他们。可现在不行，国家还困难啊！我父母的墓也是一个草坟，有好多人建议重修，我不让哩！”

每次韶山来人，毛泽东都格外高兴。但对韶山亲人进京的要求，毛泽东并非有求必应，而是经常当面拒绝或回信婉拒。对于毛氏家族的堂兄弟如此，对外婆家的表兄弟，也是如此。

长毛泽东12岁的表兄文涧泉，曾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开展的农民运动，打土豪斗劣绅，1927年还曾陪同毛泽东考察湘乡的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到1962年，文涧泉曾先后7次进京与毛泽东相会，是文家兄弟中与毛泽东相见最多的人。

文涧泉极少离开乡里，如今有了表弟主席，又去了京城，可谓大开眼界。但他并不知道他在北京的所有开支，均是表弟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的，并非公家报销。因此，他心里又有了想法：再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转一转瞧一瞧。于是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并请表弟帮忙将一位亲戚安排到北京读书。毛泽东拒绝说：“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还有一次，文涧泉在菊香书屋看到韶山来的许多乡亲都穿着毛泽东给他们做的新衣服，一个个喜出望外，他也心动了，就向毛泽东说：“表弟，你给韶山的老乡每人做了一件，就把我这唐家圫的表兄忘了，也给我缝制一件长袍吧。”毛泽东没有含糊，摇了摇头说：“现在平均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缝什么长袍啊！”文涧泉一听有些不高兴。毛泽东知道表兄心里不舒服，就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旧长袍送给了他。

来北京次数多了，坐过汽车、火车的文涧泉有一次向毛泽东提出了要坐一下飞机，开开洋荤。毛泽东耐心地劝道：“坐飞机太贵了，还是坐火车的好。”文涧泉不让步，说：“你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我就不相信买不起一张飞机票。”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我是主席，更应带好头啊!”为了安慰表兄，毛泽东还是从自己稿费中支出300元，作为他回家的路费。

要新长袍，主席没给；要坐飞机，主席没让。这并不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个表兄有意见。恰恰相反，这正是毛泽东待客的原则——“亲者严，疏者宽”。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本着“三大原则”——亲亲，但不为亲徇私；念亲，但不为亲谋利；济亲，但不以公谋私。对有恩于自己的表兄文运昌，毛泽东亦是如此。

文运昌一共6次进京，每次都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1954年秋，文运昌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仍舍不得离开。这时，毛泽连、邹普勋几位乡亲在北京小住一段时间后准备回家，毛泽东便叫文运昌与他们同行。文运昌一听有些不高兴，说：“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呀!”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文运昌没奈何，只好打道回府。

韶山来人，毛泽东这么下“逐客令”的情况，还真是少有。后来，他曾有些难过地说：“我的亲戚，过去为了我受了苦。现在有缺点，应该批评。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了，他们有意见，但不管也不行，我还得要管。”

毛泽东外祖家一共有8个表兄弟，他都十分关心，百忙中抽空给他们写了很多信，并多次接他们到中南海做客，寄钱赠物，深情无限。但当他们提出找工作、入党等额外要求时，毛泽东从未答应。

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接到表侄文九明的来信，要求进京面见毛泽东，陈述在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在粮食征购、牲畜喂养和一些基层干部搞形式主义等问题的意见。文九明是毛泽东表兄文泮香的次子，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儿童团团长。10月25日，毛泽东回信：“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东嘱文九明“不要带任何礼物”，并在这句话下面特地加了一排着重号。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再过两个月，带头倡导“不祝寿、不送礼”的毛泽东，即将迎来他60岁的生日。毛泽东是一个细心人，因为时近深秋，天气渐冷，他在信中还特别叮嘱道：“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

说起“礼物”，毛泽东和文九明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51年，文九明第一次进京见到了表叔毛泽东。临行前，文九明想：几十年不见表叔了，带点什么东西作为见面礼呢？能算得上土特产的也只有酸豆角和火焙鱼了。妻子说：“人家北京城里的一个主席，用老话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皇帝’，什么东西没吃过，还吃你这寸把长的小鱼？要带，就带一条大鱼。”文九明就带了一条大腊鱼作为礼物。

当这条大腊鱼放在颐年堂的客厅里时，毛泽东没有作声，让秘书收下了。谁知在吃饭时，毛泽东突然问文九明：“这次土改，你们家划了什么成份？”

“贫农。”文九明理直气壮地说。

“贫农好啊！”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给文九明碗里夹菜，“贫农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你这个贫农可要带头啊!”

“怎么没带头呢？一解放，我就当上了乡支前委员，负责几个片的征粮工作呢！”

“好啊，你可是为国家作了贡献的呢，不过——”毛泽东稍稍停顿了一下说，“看来你这个征粮委员，怕是通过征粮，征肥了一点吧？”文九明一下子愣住了，停住了筷子，直直地望着毛泽东。“如果不是捞了点什么好处，你怎有钱买一条这么大的鱼送给我呢？”

文九明一听乐了：“表叔，天地良心，我文九明要是拿了一粒谷回家，那就要遭天谴了。不过，这鱼可不是花钱买的，而是自家塘里养的。”

毛泽东这下放心了，笑着说：“韶山和唐家圫，都是火焙鱼出名，你下次来可莫带这么大的鱼了，顶多带一包火焙鱼就行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来。你回去后，要多收集一些农村情况的材料，写了给我寄来也行，带来也行。”

文九明这次进京，毛泽东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这是来自最基层的意见，是难得一听的真话。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

韶山来人，左爱右亲，有公有私，上分下明。毛泽东是个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人，也是一个讲人情味的人！诚如他在与堂侄毛远翔谈话时所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作者简介：

丁晓平，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现任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军事故事会》杂志创刊人、主编、副编审，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主要著作：《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等18部；编校作品有《毛泽东自传》等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