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叶尔夏特还会梦见白沙瓦的那棵菩提树，门外的警笛声呼啸而过，那棵菩提树就在那里，树枝穿过冰冷的铁丝网，飘落下一片象征顿悟的树叶。

白沙瓦位于战火纷飞的巴基斯坦。当神秘古老的中东地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片危险禁区时，29岁的叶尔夏特已经先后两次到达那里。一路上，他跟随《侣行》团队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了沿途的人和故事，用真实的镜头呈现出了那些动人的眼泪和欢笑。

“生活中的选项有很多，很多人都会为名和利去疯狂，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大环境下，有机会进入一个和你完全不搭界的环境中行走、体验，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吗？它们迫使我思考，应当如何去生活。”

能够包容你的地方

和大多媒体人一样，叶尔夏特习惯熬夜。和他商量采访时间，得知上午能睡个回笼觉，他高兴地在微信上连发了四个笑脸。下午我赶到时，他已经坐在了那里一一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

像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叶尔夏特留着圆寸头，戴着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镜，拥有一张长着单眼皮的北方人面孔。他的目光沉稳，言谈举止间，1988年出生的他看上去有着超越同龄人的靠谱和稳重，这像极了他在《侣行》中留给人的印象。

《侣行》是国内知名的一档户外探险真人秀节目，由探险家夫妻张昕宇、梁红打造，他们是著名的探险达人，曾创下过“北极求婚，南极结婚”的记录。叶尔夏特作为策划人之一，加盟了第三季的拍摄。那一次，他们要耗时7个月，穿越中东16国，经过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跨过两河流域，走过全世界80%的战争国家。

事后，有媒体形容那是一场“不要命”的旅行。为了能安全穿越其中一些战乱国家，探险家夫妇将两辆奔驰G500改装成了防弹汽车，并配备了扎胎钉、烟幕等各种措施防止被追击，而在有些地区，团队甚至“并不多余”地穿戴上了防弹背心和头盔。

那一年，叶尔夏特27岁，除了行程策划，还负责整个行程的探路兼翻译。

叶尔夏特出生在北京，骨子里不安分的他，身体里流淌着哈萨克人的血，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按照哈萨克人的习俗，他的全名便是“叶尔夏特·艾克拜尔”。

父亲是出色的作家，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酷爱写作，十多岁时，文章就被收录进范文丛书《老爸的光头》里。这一次，因为“真正接触到了那个环境，有说不完的话”，他写了18万字的旅行笔记。

不过，这些幕后工作不为观众所知，在这部播放量超过3亿的真人秀里，大家对叶尔夏特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随时随地准确而生动的中英翻译一一在阿富汗，他将一位女导演形容为a shining woman（闪耀的女人），在这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她是唯一一个敢开汽车、戴墨镜、用手机、甚至拿起摄像机的女人。

和叶尔夏特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十分年轻的队伍。前线的8人团队中，除了38岁的张昕宇、36岁的梁红两位老将外，其余成员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儿，他们中间，有负责航拍的无人机飞手，有负责摄影的机械师、有负责安保的兵器爱好者……直到现在，这些经历生死的好兄弟仍保持着紧密联系。

“这么长的危险旅程，会担心团队过于年轻吗？毕竟第一集里，有人上来就丢了护照。”

“为什么一提到年轻人，就质疑呢？说句冒犯的，大一点的人还未必走得下来呢。”叶尔夏特笑笑，“永远不要把一个人想象成标准化配件；应该允许他有缺点，但哪怕只有一个优点，这人就非常了不起。”

“这才是人，人是真实的。”他说。

真实的现场，让人产生一种向往

在哈萨克语里，“叶尔夏特”的意思是“快乐的小男孩”。

传播学毕业后，这个快乐的男孩遇见的最大快乐，就是进入央视新闻评论部。在那里，他遇到了启蒙老师水均益。

这位1991年就赴前线报道过海湾战争的央视著名记者，叶尔夏特将他视作精神上的父亲。

2012年11月，为纪念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年，新闻评论部计划做一个重返伊拉克的节目，叶尔夏特被叫去整理素材。坐在编辑机前，他反复翻看那些当年的采访镜头，震傻了，心里涌起一股小男孩对烽火和冒险的天然向往，“镜头里的现场似乎有魔力，特别吸引人”。

“我要是能去就好了。”他想。

一天，策划会结束后，水均益突然叫住他，半开玩笑：“怎么样，要不要去一趟？”叶尔夏特一惊，磕巴儿都没打：“好啊，为什么不！”下了一层楼，停下来，水均益又问：“你想一下，真的决定去吗？会不会觉得危险？”他再次使劲点头：“没问题！”

“那时特别兴奋，因为小，兴趣旺，水老师就像点火一样，不断把我的兴趣点起来，让我朝着对的方向走。”

后来，水均益在自传《益往直前》中提到了相中这个小伙儿的原因：“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

要拍的，是一个五集系列片，叫《伊战十年》。叶尔夏特负责资料搜集和外联，一扎就是三个月。

“每天都在碰选题和拍摄点，情报员似的，排兵布阵，要把所有的信息收集齐，了如指掌，细致到街道的每一个拐口在哪里”。

《纽约客》《华盛顿邮报》，以及BBC新闻、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各大高校档案馆网站……此时，一切可能的信息源全都成了猎物，像拼图一样，叶尔夏特将散落在各个媒体和故纸堆中的信息拼在一起，提炼线索，“比如，什么时间地点抓的萨达姆？谁去抓的？这个老兵还在不在？几十年来的新闻线索，全得去找，要重新挖掘这段历史。”

最终，这段关于萨达姆被捕的内容，片中呈现了几个版本：美国官方的、伊拉克官员的、伊拉克民间的。不同声音，内容相去甚远，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讲述者都斩钉截铁、言之凿凿。这种信誓旦旦足以让每个聆听者相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所以，听到的是否就是事实？人们开始反思世上所谓的“真相”。

叶尔夏特说，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经过他和同事的不断努力，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任美国驻伊大使居然同意了他们的采访，那是他前后死磕了三个月的结果，“等于一场修行”。

修行的过程，还包括学习如何去挖掘故事，如何在宏观新闻命题下寻找微观的线索，“有时仅仅是资料上的一句话，错过就过去了”。

一次，他无意中看到《华盛顿邮报》一篇特稿，写的是萨达姆被捕后，记者在距离他藏身点不到50米的一家烤鸡店里的见闻，直觉告诉他，赶忙联系当地向导，找到这家烤鸡店。

最终，策划通过，拍摄团队离开萨达姆老家提克里特前，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光顾底格里斯河畔的这家小店。日落黄昏，河水从身旁流过，水均益在这里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串场：1960年，复兴党革命失败时，被举国通缉的萨达姆在寒夜游过了这条河，活了下来。40年后，同样是这条河，再次陷入危机的他没游过去，而是躲在了河的这边，最后被捕。

“一个政治人物命运的终结，用一条河，一家烤鸡店就折射出来了……”站在底格里斯河畔，叶尔夏特听着水老师的讲述，觉得很感慨，而这些细微的线索又是他找出来的，一想到这儿，他又隐隐有些兴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