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与李德伦在北京合作的那台音乐会上，我们看到了1979年斯特恩初次访华时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片断，看到斯特恩给年轻的中国音乐学子授课时，李德伦在旁敏捷地兼任了翻译的角色。那时的李德伦，已在考虑着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建设这个重大的艺术课题，也是在那一年，他给当时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自己对交响乐的认识、交响乐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乐队建设的建议，期望引起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他始终认为，交响乐艺术是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也是人类艺术创造力的骄傲。交响乐最能拓展人们的想象空间，交响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普及交响乐，是为了人类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个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本着这一观念，李德伦把自己的晚年都扑在了交响乐上。
北京音乐厅的重建，历时三任文化部长，黄镇、周巍峙、朱穆之，这三任部长，都是李德伦去游说的。
北京交响乐团，陷遭“撤消”，是李德伦给市长写信、向副市长面陈，才得以保留。这个乐团走向成熟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李德伦的心血。
广州星海音乐厅的建立，离不开李德伦的建议。
广东、山东、广西、山西、新疆、河北、陕西、青岛……多少省市级交响乐团的成长，都得到过李德伦的指导。
自发成立的“指挥家学会”和参加学会活动的指挥家们，不会忘记这个学会的发起者是李德伦，不会忘记如春天年年如期而至的聚会。
汤沐海、谭利华、余隆、邵恩、张国勇、曹丁、李心草，这些当今驰骋乐坛的指挥，哪个能忘记李德伦对他们的教诲？
一个少年乐团的存活，他都会记挂在心。
一份地市级乐团印制精美的节目单，他都会念念不忘。
交响乐音乐会的票价太高了，他呼吁：要降价，大乐团也要为普及交响乐做工作，要有低价位的学生票。
担任过海政歌舞团乐队首席的蒋雄达创办了一个少年室内乐团，请他出任顾问，他不仅为之题词“永葆赤子之心”，还亲自挥棒指挥。
旅英小提琴家薛伟在北京演出受到不公正待遇，李德伦公开表示了对薛伟的同情。
我在李德伦家遇到一所高校的人来接他去讲交响乐，问他去过那所学校吗，他说：去过三次了。
1996年，我动议并开始着手为李大爷编一本书。他声称从来不写文章，但几十年来，报刊上还是有不少以他名义发表的文字，在我看来，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他不在意这些文章，起初也不同意编书，我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您写贺老（贺绿汀）的，写黄佐临先生的，写沈湘的，都有很多他人不知的内容，书编出来不是给您看，是要让更多的人接近交响乐，让交响乐影响更多的人。偏在那时，“不写文章”的李大爷，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首演，自己动笔写了篇《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借机再劝：您是近80岁的人了，留点东西给后人，一点不过分。他同意了，我进入汇编的工作，没想到事情做起来，他竟比我还投入、还认真、还不留情面（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自己）。我在编《交响人生》那本书的几年中，体会过李大爷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后来渐悟：那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我收集到的以李德伦名义发表的所有文章，他至少看了三遍校样，或自己动笔修改，或口述于我，或决定取舍，或冒出新想法。一本书编了将近五年，坦率讲，编到后来，我已不抱多大希望了。2000年秋天，家父病重住院，李大爷已在医院住了数月，我经常在协和、隆福两个医院间穿梭。李珏阿姨打来电话问：“你在忙什么？老李要跟你讲话。”李大爷接过电话：“你知道河南的宣传部长叫什么名字吗？我前两天碰见他，他说听过我的讲座。我想叫你帮我给他写封信，河南还没有交响乐团。”我心头一热：老爷子，谁像您这么操心交响乐啊！赶紧握下父亲的手，就赶到协和去了。见了面，李大爷又说：“先帮我给深圳的宣传部长写封信，深圳的少年乐团维持不下去了，要帮他们呼吁一下。”珠海有人为已故女钢琴家顾圣婴编一本书，来采访李大爷，整理成文字后，他不太满意，又让我按他口述的意思整理了一遍。说这些时，他已插了管子，从家里带来的校样逐篇分开，都放在桌上。我看出他累了，不敢再说什么。李珏阿姨知道他已没有精力再看一遍了，对他说：你就放心让蒋力去编吧，李琦催着要看书稿呢。
李琦是李德伦的高中同学，也是他加入“少共”的介绍人，后来成为党史专家，官至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离休不离岗的李琦住在红霞公寓，距协和咫尺之遥，他惦念着老友，每周都让小保姆把“大参考”送到李德伦的病榻前。他看了书稿，不仅予以充分肯定，还写了序言。2001年4月17日，李琦约我去他家取稿，他怕我认不准他的笔迹，执意要念一遍：“我和李德伦相识已经67年了……”老人没有念完这不到2000字的序，念着念着，他突然默不作声，头也没有抬起来。我以为他念累了，或是要平静一下激动的情绪。扶了他一把，才发现他的身子已经僵硬。心梗，连抢救都来不及了。送走了李琦老人，我立刻去了协和医院，在走廊里遇到李大爷，坐着轮椅。我握住他厚厚的大手，不知该说什么，只能悄悄告诉李珏阿姨刚发生的事情。李珏阿姨怔怔地说，这可怎么办？不能告诉他，他的老朋友团伊玖磨（日本指挥家、作曲家）去世的消息还没敢让他知道呢。
我在编《北京音乐厅通信》时，常接到李德伦的电话，一个错字，一个音乐技术性的概念错误，他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声音低沉严厉，令我无地自容。电话挂上没两分钟，又响了，仍是那浑厚的声音：“还是我。我是音乐厅的顾问，有弄不明白的事，你就问我。”那份宽厚更让我承受不尽。音乐厅开先河聘大学生做领位员，报名者争先恐后，因为学生们意识到这与到肯德基打工不同。李德伦应邀来给学生们讲交响乐，我做主持，先说自己的感受：“我听李先生的讲座时，就是你们这个年龄，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启蒙，我现在不会做这份工作。”1998年发大水时，我在北京剧院组织赈灾义演，打电话问李大爷能不能来指挥一个乐章，他说：需要我来，我就来。观众买票时还怀疑：李德伦80多岁了，他真的能来吗？真来了，他指挥的是贝多芬《命运》中的乐章，是他喜爱的乐章，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指挥这个乐章，也是我做学生时听他讲过的乐章。在我看来，《命运》已不是贝多芬的私有财产，《命运》中的精神含量阔大无边，《命运》已融入李德伦的生命，交响人生，人生交响，生生不息。在追思李德伦的音乐会上，又听到《命运》的旋律时，我怎能不热泪盈眶？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乐团的老团长李凌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李德伦的指挥艺术：偏于热情、豪放、粗犷、遒劲。这种风格，和他的爱好、习染、个性、气质很有关系。他的性格比较外露，明朗、爽直，因而反映到艺术上，也每每带有热情、果敢的特点。
我看到的是最后十年的李德伦，与李凌所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生理的和心理的原因都有。指挥800人组合乐队和山东青年交响乐团时，他身上还有一股老当益壮的雄风，有豪放、遒劲的影子。再后来，渐渐出现了走向简约和内敛的趋势。这时的李德伦，已不在意指挥动作的戏剧性，也不刻意强调什么，甚至很难见到他伸出手指去提示乐队的某个声部。我还听乐队的老人说，李德伦告诉他们：如果我指错了，不要停顿，也不要含糊，照乐谱继续奏。我理解，他是在有意淡化指挥的个性色彩和权威地位，力图让指挥的诠释融入到作品的演奏中，使之完整、完美，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而不在某一处（譬如指挥家的肢体语言）凸显异彩。
我听李德伦指挥北京交响乐团的“柴六”时，就感慨良多。那次的上座率特别差，大概不过200人，对乐队和指挥恐怕都有副作用，而李德伦的状态并没有因此而滑坡。在我听来，他带动乐队奏出的效果，传递出的作品深度，从精神内涵上讲，都是国内乐团难以企及的高度。我想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留苏经历，二是他与乐队中大部分人共同的文革经历，这两个经历是理解老柴和演好这个作品的重要基础。一曲终了，观众竟是在瞬间的沉默之后才爆发出相当热烈的掌声。看得出李德伦在掌声中向观众谢幕时还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中。三次谢幕，观众欲罢不能，他说：今天来的观众虽然不多，都是知音，我们就破例加演一首。这个曲子很沉重，演完之后乐队的情绪很难马上调整过来，一般是不再加演的。
我相信，听过这场音乐会的那些人都不会忘记那天听到和见到的一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