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第一次到韶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夜晚。从长沙机场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湖南的朋友不断地以主人身份介绍毛泽东生前身后在韶山的种种传奇，给伟人苦难辉煌的人生抹上了一层宗教般的神圣亮色。尽管他们也知道我对毛泽东的生平略有研究，出版过十余种有关毛泽东的著述。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对伟人的这种朴素而诚实的敬仰，来自于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历史人物的一种尊重。因为，伟人就诞生并成长于我们此时此刻脚下的这片土地。

“韶山冲来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家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想象，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首民谣所歌唱的地方。“禾镰上壁，没得饭吃。”100年前的时候，韶山冲当年流行的这首民谣，或许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像中国内地许许多多的山村一样，贫穷和落后这顶帽子戴在韶山的头上，也是合适不过的。“长夜难明”啊！

漫漫长夜，东方欲晓。

95年前的1921年，也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夜晚，28岁的毛泽东偕新婚妻子杨开慧，召集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谈及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的情形，劝弟弟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像此前已经跟随毛泽东到长沙求学的毛泽覃、毛泽建一样，离开韶山，去了长沙。

自1911年春天第一次离开韶山去长沙，至1976年9月9日逝世的58年间，毛泽东回故乡韶山仅仅八次。1927年的春天第六次回乡，用了32天时间考察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也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毛泽东在离开韶山时向乡亲们发出了气壮山河的誓言：“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了！”32年后的1959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快十年的时候，毛泽东回来了。这一夜，毛泽东住在韶山宾馆一号楼，一会儿在卧室踱步，一会儿躺下沉思，一会儿凭窗凝视，通宵未眠，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故土萦怀，乡情依依。毛泽东是一个重情执礼的人。32年一别，32年重逢，人生能有几个32年呢？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身处何方身处什么位置，他都深深地眷恋着生他养他的家乡，思念着韶山的亲友师朋。更何况，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韶山的父老乡亲更没有忘记他，或者说，对他充满着更多的期望和期待。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嘛！韶山亲友求他办事的也就慢慢地多了起来。

那个时候，韶山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更没有手机，没有微博、微信，坐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与韶山的乡亲们的联络，完全靠原始的“鸿雁传书”。

是的，韶山来信啦！一封又一封，应接不暇。完全可以想象，也完全可以理解，韶山来信——除了问候之外，更多的则是写信“求”他，或要求帮助调入北京安排工作，或要求解决求学入党问题，或要求政府给予特殊照顾和待遇。怎么办？

家书抵万金。对亲友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当然重视，几乎每一封都亲笔回复。想当初，1925年的春天，他第五次回韶山“养疴”，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领导群众向地主土豪劣绅展开“平粜阻运”的斗争，不就是希望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富裕起来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今，你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难道就不管不顾韶山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了吗？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毛泽东眷恋着韶山，思念着乡亲。早在1937年11月27日，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表兄文运昌，满怀深情地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严词拒绝了表兄来延安工作的请求，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

文运昌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交往最为密切的外婆家的表兄，情同手足。当年，也正是经过文运昌的介绍和帮助，才使父亲毛顺生同意他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也正是文运昌送给他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令他大开眼界，思想得以启蒙。新中国成立后，文运昌要毛泽东出面为他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写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明确地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还有一次，文运昌致信表弟毛泽东，要求他为外婆家的15位亲戚解决求职、求学的问题。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他得到了舅舅、舅母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与表兄弟和表姊妹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邀请外婆家的这些亲戚到北京相会，互诉手足情谊。而对生活有困难的亲友，他总是用自己的稿费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从不搞特殊，从不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找麻烦添负担。但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们看来，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就像封建社会的“皇帝”一样，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就业、求学、入党等问题。而文运昌这封信中提到的15个人，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都有一定的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提出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路，现在看来也不算太过分的要求。但当表兄的这封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时，他只是在信笺的页眉上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人们会说话的。”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体现的却是人民领袖对人民话语权的敬畏与尊重。“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在乎“人们会说话的”？首先是因为他在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投身中国革命的理想；其次是因为他在乎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要兑现他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承诺。权，要为民所用；利，要为民所谋。毛泽东对待手中的权力十分小心谨慎，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心声，不仅对自己的生活严格要求，就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家乡的亲朋好友也不例外。

对于韶山来信，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为家乡和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特别的照顾。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九天，毛泽东就专门致电时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谭政和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就堂弟毛泽连和堂表弟李祝华进京一事，口气相当严厉地指出：“二人可许其来京一看，但请你们对他们二人讲明是许其来京看一看，随即回到湖南乡下去。”毛泽东坦诚向家乡的亲友一再声明：“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强调他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新中国成立后，从现有公开的文献来看，1949年11月14日至1958年9月10日的十年间，毛泽东共计给韶山的93位亲友写过87封回信。每每回复韶山来信，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大都是集中在某一天完成。譬如，1949年11月28日，他给表兄文南松、塾师毛宇居、堂弟毛泽荣等四人写了回信；1950年5月12日，他就给弟媳周文楠、邻居毛爱桂等7人写了回信。毛泽东的回信，长则一二百字，短则只有一行十来个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