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因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获全国奖。由于我们是从各种轰轰烈烈运动走过来的，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情不自禁地有着运动的习惯。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事干，没有个体企业没有有限公司，没有幸运中奖没有股票上市，甚至没有足球！因为文学能首当其冲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绝对像远古年代考上状元一样，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并天翻地覆般地从此改变他的命运。

我为此脱掉了厚厚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并调到文联搞专业创作，从再也不用蹬着吱吱嘎嘎的破旧自行车上班了。接到获奖的通知后，我喜气洋洋并兴奋若狂地去北京。当时文坛盛行半政治化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我这个满篇海味的“大自然作品”，就意外地受到欢迎。为此，一路上记者们都围着我采访，好不得意。这时我遇到作家汪曾祺老师，没想到他的目光却让我有点惊疑，似乎相当地温柔，却似乎又相当地严肃。突然，汪老爽朗却又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对我说，你小子现在可是红得发紫了！

“发紫”两个字让我感到幽默同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字在工人师傅的口中，有着贬损的杀伤力，是对受到过度表扬者的一种讥讽。一刹时我从昏头昏脑的发热中猛然清醒，但坦率地说还有一丝不快。我说，汪老，你其实你不了解我，但我早就熟悉你了。一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汪老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这个“红得发紫”的小子竟然会给他写信。我说确实写过，而且写得相当崇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摆脱了“狗崽子”枷锁的我，进入狂热地创作“境界”，每天大量地看小说，又大量地写小说，真正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突然，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汪老的小说《大淖记事》，我说“突然”二字，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惊讶。我写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但开天辟地第一次看到真正是小说的小说。我没想到小说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流畅的文字有着明清小说式的优美，开放的结构又超然于西方小说的现代。能将中国传统“土”和外国现代的“洋”如此绝妙地糅和在一起，真乃大手笔。

我从作者介绍上看到汪老的单位是北京京剧团，便立即以“粉丝”的心情给汪老写了一封信，记得我在信中说“你的小说轰毁了我脑海中固有的小说观念”等等带感叹号的句子。然而，汪老并没给我回信，但我也并没太失望，因为我毕竟是千千万万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之一，犹如大海里的一粒沙子。名声响亮的著名作家怎么能给我回信呢！

从北京回大连后，很快就接到汪老的来信和他刚出的一本小说集，因为他终于从原京剧团单位查到我的来信。我立即如饥似渴地将汪老这本书看得“烂熟”，而且从此我瞪大眼珠子，扫描所有刊物中汪老的作品。除汪老以外，无论外国和中国的作家，绝对不会让我能如此彻底地阅读其作品。很可惜，汪老的作品数量并不太多，但也许是这样，让我们感到质量之精。

事情过去太多的年月了，但汪老“红得发紫”的这句话，却时时在我头脑里轰响，我渐渐悟出这句话的深刻，不只是对我，也是对整个文坛，都有着“敲打”的意义。因为至今，文坛还不时地一阵阵发热发烧，烧得一批批初出茅庐的作者“发紫”，然后就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