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折极有名的山西地方戏叫《挂画》，我记得演员表演得技艺超拔：她可以把一把椅子当成虚无的墙，在椅子上表演出各种各样挂画的绝技。据说这叫“椅子功”。

我不太懂戏，尤其不太懂山西地方戏（似乎是“晋剧”）,但看过一场《挂画》，便记下了剧名，自然也记下了那灵活的演员和派了独特用场的椅子。

挂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常见的行为，这并不太值得写出什么认认真真的文章。只是触发对时下里流行的字画热的遐想，并进而想到自己宅内挂的几帧画，以及悬挂它们时的感触，才有了这篇兴之所至的小文。

首先我感到的是挂画之不易。因为挂画需钉子，而往坚硬的水泥墙上钉一枚水泥钢钉恰恰又是非常不易的事。一不小心，要么钉子秃了，要么崩了水泥墙面，所以我家的墙以一种极不友好的态度抗拒着挂画。从墙的立场看当然是正常的，墙讲究平整光滑，没来由地往你身上凿几枚大钉，你也不干不是？

钉子一旦上墙，剩下的自然是挂画。挂什么画？喜欢谁就挂谁。譬如我就挂过从赵无极到韩美林的画。赵无极的画极抽象，似山似水又似树木，却又有一团乌黑的云气，是他的石板画，1985年回大陆时画的，铅笔签名，扁扁长长的字体，透着一股怪异之气。

韩美林的画则是一只秀丽的小狐，画于1978年冬，款为“蒲公小狐堪为友”。画此画时美林刚从安徽进京，挟一画夹来到我当时供职的报社，为每人当场画一帧动物画，动物任选，五分钟一幅。我挑的是狐狸，美林一乐，说我最爱画的就是狐狸，于是破例题了上面一句款识。若干年后美林声名鹊起，我去看他，他又赠我一头画于瓷青纸上的银牛，即用银粉绘制的牛。题完款识，美林多了一个动作，伸出手指揿上印泥，把鲜红的指纹按在了画的一角。美林说为的是防伪，那指纹椭圆，像一个斗，细且红的纹路上，透着美林的情谊。

我喜收藏字画，尤其是文学界名人的字画。真正的画家，因无缘结交，除极个别的名家如韦江凡、高冠华、梅肖青三位先生外，别人的画均无缘收藏。但文学界中人士，因工作关系，大多有求必应，多年下来，我已藏有冰心、艾青、光未然、冯牧、臧克家、汪曾祺、秦兆阳、唐达成的手迹，后面两位前辈还赠有自己的美术作品。另外如马萧萧的公鸡、周翼南的睡猫、许淇的庄子、鲁光的鲇鱼、忆明珠的梅花、任光椿的山水，我也都无意中拥有。这些作家们的美术作品，在我看来是地道的“文人画”，与真正的画家相比，确是别有一番韵味的。

然而上述收藏仅只是收藏，因为没来得及装裱，偶一展示便收入纸袋之中，所以它们不属于“挂画”的范畴。

近来收到作家兼翻译家高莽先生一帧赠画。他赠画前先打电话给我，问我何时上班，我说了时间，他说我要让老伴送一幅画去，我连声称谢。高莽话题一转，说要不要题名，我一乐，说刚刚看到《今晚报》上您的文章，专谈画虎名家胡爽庵先生为您作画的趣事。胡老先生先后赠您两帧虎画，前一帧题了您的名，后一帧则不题，为的是将来生活困顿时售画以备一时之需。高莽先生一听也笑，我说我不会穷到卖您给我的画，名字还是要写上的。

说完这番话，高莽先生话题一转，说我送你的画已裱好，拿去就能挂。

我一怔，因为送画已是偌大人情，怎么还给裱好了？心中正在踌躇，高莽倒在电话另一头打起了哈哈，他说我就怕送了画你们不挂，折巴折巴不知塞到哪儿去了，我给你裱好，你不好意思不挂吧！

就这样，我收到了高莽先生的一帧精美的《缅甸风情》，画面是大青树和两个盛装少女的背影。四株树，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金色的阳光给大青树镀了一层暖色，看上去如北京深秋的银杏林，两个少女手牵手奔向前方，前方横着一条深黄色的小河。整幅画给人一种静谧和安详，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在一刹那传导给了我。

妙处还在于画轴中夹有一信，高莽先生声明自己的画“非行家所作，欠佳，尚望见谅”，但他又认真地提醒我道：“画上的两枚印章倒是出自大家之手——李骆公（已故），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此人？”

当然听说过金石名家李骆公，只无缘一睹他治的印。赶快凑过去欣赏两方印文，一为“高莽”，另一为“长在松花江畔”，古朴苍劲，确实为大家手笔。

后一枚闲章，道出了东北汉子高莽的浓重的乡情与乡思。

再补充一句，高莽又名乌兰汗，译过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名著。

如今高莽先生的轴画挂在我的客厅，以一种明丽的金黄色，给初冬的居室一份温暖，也给我的心底输入一缕友谊的欣慰。■

（文中提到的高莽先生，已于2017年10月6日逝去。本刊于2016年1月号曾刊发对高莽先生的专访，谨此怀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