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受够了列强的深重欺压。究其根底，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实业的落后也是显见的。帑库渐虚，日近竭罄，国力因之亏弱，武备因之弛懈，民生因之艰窘。维新变法者认清了时势：遵旧而不思图新，政务必不能兴，军务必不能饬，财务必不能裕。实业乃可作为政治的基础，来促成国家的发达。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派，识度弘远，不为故步所域，鄙夷顽固的守旧势力的浅狭之貌，把眼光投向异邦先进的制造技术，决心将其学到本国来。李鸿章看得较明白，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目接身亲，悉心考究，方能窥门见径，握得科技密钥。如此续派前往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竭之需”，亦为理政鸿猷。清廷遂遣令一批批秀杰之士，不顾道里辽远，涉历风涛，出洋游学习艺，见识外面的世界。选调留学，遣派考察，委任出使，廓开一时局面。有远略而志虑恢大者，在内心发了誓：祖先四大发明那样的创举，有待今人的继踪，工业文明终会在东方开出成功的花。

历史的变局中，徐建寅遵时而出。他的力量也微小，也有限，却和民族运命、家国前途攸关，扮演了文明变迁中的历史角色。故而后人每提起他，辄称道其功。

化学家、兵工学家，是徐建寅担着的两个身份标识。光绪五年之夏，他领过朝廷所授驻德国二等参赞的职衔，搭乘“扬子”轮，出吴淞口，经香港，过西贡、新加坡、克伦巴、亚丁，进红海，穿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行抵西欧，对德、英、法诸国的工程技术详加考察。此行的见闻，裒录成集，便有《欧游杂录》一书的印行。

在这书里，徐建寅的考述，延伸着一条清晰的线索。观察的细密性、技术的纯粹性与叙载的真实性，给当时的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新鲜经验。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让外来的营养渗入自身的血液，使瘠瘵的肌体强健。

徐建寅的无锡同乡薛福成，认为西方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变法》），“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他认定，铁路之火车、江河之轮舟，以及炼钢铁、制枪炮、造钢甲、做鱼雷、研火药之工，都亟须国人学习，“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振百工说》）。徐建寅应该是受到薛福成思想影响的。在欧洲的时日里，他着眼的正是制造技术与工艺流程。在德国柏林，放枪院中试后膛枪，查验制造枪筒的英法钢材质量；印书厂中观铸造铅字；机器厂中观汽机锅炉结构；熟铁厂中观打洋枪机件；自来水积水池前，观从远处高山引水的方法；测器院中观燥湿、阴晴、风雨、寒暑各种测器；油烛肥皂厂中观生产过程；玻璃厂中观造瓶、灯罩与火泥罐之法；观星台上观子午仪、经纬仪、赤道仪、自记风雨寒暑等器，明了此台对于考天度、验气候、察飓风、测罗经变差的作用。汽锤厂、炼钢厂、掉铁厂、轧铁厂、铸铁厂、锅炉厂、木样厂、火砖厂、官瓷厂、仪器厂、光学器厂、电机厂、假石厂、玻器厂、煏炭厂、棉药厂、箍桶厂、制皮厂、火药厂、铅字厂、铜壳厂、砂轮厂、水雷厂、熔炼厂、淘洗厂、硫强水厂、漂白粉厂、刻石板印地图厂、皮匠坊、农器会、化学房、油画房、琢磋刀房、煤井，均体察得细。对于流水线的管理模式、制造环节的岗位配置、薪金的计算估定，了然在目。工序、产量、效率乃至秘法，也一一记在心上。法国里昂的染丝厂、巴黎的千里镜厂和石灰厂，英国伦敦的船池、栈房、书院、博物院与苏格兰钢厂，先后参观。多行业、多门类、多工种的技术考察与研习，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心胸因之拓宽。奠定中国近代工业的技术基底，是他的梦。

上述的记述文字，客观、平静，体现了技术眼力的专与精。他是一个化学家，柏林的格致化学器具店，他怎能不到；他是一个兵工学家，德国的毛式枪厂、军器博物院，都是特意关注的。在福里得里炮台的水雷库，他详看千枚鱼雷如何存储、转运、修擦，以及兵房、战垒怎样排布砌筑；在克虏伯炮厂，车弹外光之法、炮弹加外铜箍之法、炮门嵌底磨光法，他细细地记下来。为中国代造的二十尊“十二生之炮”他也见到了，“外面俱已敷白漆”。视线触着的一刻，徐建寅的心情应该不平静。克虏伯制炮厂、西门子电机厂、伏尔铿造船厂这三大军工企业印下他的履迹；战舰、炮台、火炮这三大制造和工程技术进入他的述录。一切虽然充满技术性，而怀着报国热情写下它们，徐建寅的内心一定燃烧着火焰。

《欧游杂录》的所记，有两件应该引起注意，因为这简略的几行话，竟和此后发生的甲午战史相关。

其一，十一月初一日：“七点钟，订定伏耳铿造钢面铁甲船合同，价六百二十万马克。写合同款式，尽照德海部章程。”初八日：“二点钟往伏耳铿厂，查验定造之雷艇钢料。”翌日参加一艘新船下水仪式，徐建寅举杯致词，善颂厂主：“今我中国拟在伏耳铿厂订造一船，足证我国与德国交谊之厚。尤愿伏耳铿厂用心制造，成此利器，俾中国将来武备之声名扬溢四海，而以此船为始基，则该厂之声名更显。俾我侪承办其事者，亦与有荣焉。”

其二，十二月初五日：“与伏耳铿厂定造第二号雷艇，价六万五千马克，另折九扣。”初九日：“伏耳铿厂承造铁甲船订合同，彼此画押。”

这两艘同型的装甲战列舰建造告竣，李鸿章为之命名，一曰“定远”，一曰“镇远”。时人谓其可列于当时“地球一等之铁甲舰”之林。徐建寅无疑是协理驻德公使李凤苞经办此事的最得力者。

数年后，配备克虏伯主、副炮的“定远”号，龙旗猎猎，成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旗舰。黄海海战中，装甲坚厚的它，炮口指向日舰，发出第一炮。“镇定二舰，当敌如铁山，松岛旗船，死者如积。”林纾的《不如归序》这样说。真是以慷慨之句状其勇武。

“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平远”等舰组成的北洋舰队，奋死迎敌。正值盛年的徐建寅，得知战况的一刻，该是何种心情？甲午之役后，奉光绪帝之旨，他到天津等地查验船械，又赴威海巡视战败情形。舰阵雄列的北洋海军，转瞬战力竭罄，光景过眼，只剩得一腔忧愤。

实业真能救得了国家吗？这不单是沉痛之问，更是历史之问。

徐建寅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调至汉阳，湖北全省营务交由他总办。庚子国变，诸敌侵华，外国断了向中国供应火药。徐建寅在江汉之滨的龟山下办起钢药厂，试制无烟火药，以解近旁的枪炮厂之需。他“日手杵臼，亲自研炼”，其事告成。他也是在厂里拌药时突遭机爆药轰而殒命的。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张之洞》摹绘当时场景，特别有所感。其句是：“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连张之洞都惊得叫了一声：“天哪！”襟抱忠纯的徐建寅，和甲午之年在滔滔黄海上殉国的北洋将士，一般肝胆。

出使两年，徐建寅以技术专家的眼光，观摩他国生产工艺，把一部《欧游杂录》留在世上。笔笔记下的皆是有功用的文字。对于当时的中国，这些足可信赖的内容，具有实操意义，带来提升技术实力的可能，加快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并使在犹疑中开启封闭之门一角的古老帝国，在陌生的世界面前呈示新的姿态。

世事迁流。一个旧时代的人，身影飘然远去，消逝在时间的波涛中。今人能够从薄薄的书页上，看到投向现实的历史光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