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正值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他与曹禺师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或许是有着现实意义、长远意义和特殊意义的。

记得作家冰心先生曾经说过：“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或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正由于如此，在19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曹禺师为自己失去一位半个世纪的良师益友而肝肠搅刺、悲痛万分。曹禺师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向遗像深深地鞠了五个躬，走出门以后忍不住停下来，眼睛里含着热泪哽咽地说：“周总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北京人艺的同事们都知道，周总理在几十年里对于剧院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帮助，是与曹禺师不能分开的。

在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里，周总理到剧院看演出（他一共看了41个、次戏的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以至串走家属宿舍当中，总少不了曹禺师的陪同和介绍，而周总理又总是以“老同学”来亲切地称呼着这个人艺的院长。

有人问：你们果真是“老同学”吗？

曹禺师会摇摇头笑着说：“那是总理的谦虚，我们年龄相差12岁，实际上只是在天津南开中学先后不同时期的同学，而且先后不同时期在一个剧团里（即‘南开新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周总理与中国话剧之间的渊源关系，倒是鲜为人知的，首先值得写上一笔介绍一番。

众所周知，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洲的古希腊，天津则是早年中国话剧之乡，南开中学更是北方话剧的摇篮。早在20世纪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以后的两年，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张伯岺从欧美考察回来，就在校园内极力推广当时在欧美已经开始流行的话剧艺术。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即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周总理当时年仅16岁，正在南开中学读书，便已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写新剧、表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周总理更是一位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指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这些进步的戏剧观念，对于多年以后参加新剧团的曹禺师，依然影响不小，教益非浅，难以忘怀。

那个时候，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社会风气相当不开化，男女少年根本不能同校上学，更是不能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又独具表演才华，反串女角婀娜动人，惟妙惟肖，先后在南开新剧团扮演过十多个戏里的角色，其中绝大部分演的是女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等。在这些演出里，他的精彩表演受到广泛的称赞。有的评论文章写道：“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场。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 ,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不赞助之功。”

后来，周恩来还一直牢记在南开中学求学时那段男扮女装登台演剧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与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观看话剧时，周总理对张伯苓说：“我对校长有意见！”张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总理又风趣地说：“当年你不该总让我扮演女角啊！”师生二人对视，大笑不止。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等地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其声誉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某些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915年10月18日，北京广德楼戏园上演其它新剧团演出的戏，周恩来得知以后，赶忙与李福景等20多名同学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话剧《仇大娘》。看戏以后，周总理、李福景等人返回住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这天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戏园，观看话剧《恩怨缘》，大家认为，此戏几乎无懈可击，剧本好，又加上演员们聚精会神，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去街头吃晚饭，接下来再一次返回广德楼戏园观戏。大家认为，这场戏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还要好，他们边看边说，兴奋地直至午夜才返回住处。

通过这些观摩，周恩来、李福景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新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可谓受益多多，美不胜收。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团的剧目，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来到北京演出。该戏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开中学演出以后受到好评，后来又受到北京文艺界的邀请，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有意义的往事。周总理说：“30多年前，南开中学校庆，我们排演了新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兴奋地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总理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也是同行了。”他说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周总理关于发展新剧的思考是认真的、全面的、深刻的。他曾经明确地提出——

第一， 旧戏流弊太多，多为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为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为此，只有从振兴国家出发，力倡新剧。

第二， 对于新剧的派别也要具体分析，趋向堕落的文明戏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文明戏的“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之主旨，相去日远。”一句话，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

第三， “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剧，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周总理早年的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南开新剧的健康发展，显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幼稚的中国话剧之成长也是十分有利的。

后来，曾经有人问过周总理：“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话剧？”周总理答：“都喜欢。”那人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周总理想了想直率地说：“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服人以诚不以言”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而且是做中国政党领导人以后，周总理自己就不便也不能再登台演戏了，但是，他的兴趣犹存，对话剧艺术、话剧演出团体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指导。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热潮中，也是如此。

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的“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这个戏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任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请，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并给剧本提出意见，进行了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职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的时候，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爱国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目的时候，周恩来都来看戏。周恩来每次到剧场看戏，都由邓颖超大姐陪同，另外还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参加，一共有六个人。每次演出结束，周恩来都要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谢。还有一点要提及的，那就是周恩来等人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不肯“看白戏”。一次，唐槐秋委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六张戏票，请他们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要好多钱？”田汉说：“这是请你去看戏，不要钱。”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地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戏票钱就由我来付吧！”周恩来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有那么几个钱吗？”结果，田汉拗不过周恩来，还是收了六张戏票钱，才算了事。

当时，与青年成名的曹禺师一样，22岁就写出名剧《凤凰城》的吴祖光，也曾受到重庆一些文艺评论家的非议。1943年2月14号，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首演，演出效果不错，但是舆论界把他批评得一塌糊涂，骂吴祖光——“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写姨太太跟戏子调情、谈恋爱这些与抗战没有关系的剧本？”周恩来听到这些评论以后亲自去看，并对这部戏作了中肯的评价。

周恩来看《风雪夜归人》，先后一共看了七次，并且是爬着200多层的台阶，到高处的“抗建堂”去看戏。周恩来谈到这个戏时表示：吴祖光写这么一个在生活底层的妇女，一个姨太太，跟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戏子，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向那么强大的黑暗势力作反抗，应不应该赞扬呢？ 大概是应该肯定的吧。

1941年11月，周恩来提议当时汇集重庆的中国文艺界人士为50寿辰的文坛宿将郭沫若祝寿，上演郭老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而且，周恩来亲自出马，邀请了共产党员石凌鹤担任导演。有名人担了重任，其他人也愿意出来帮忙，没有多久就把这个戏高水平搞出来了。等到戏演出以后，郭老非常兴奋，手舞足蹈。他这一高兴就来了干劲，以后又延续了整整18个月的时间。这18个月他一口气写出来五个历史剧，即《孔雀胆》《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宫草》。这说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能够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此，周恩来的领导真是不能不令大家佩服和牢记于心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