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精英层”中国新移民因能够释放更大的红利而备受中日两国青睐，同时，也引起学界较多关注。笔者以往的研究表明，精英层采取积极扮演市场中间人和文化中间人的行动策略。一方面，善用“经济共享理念”，通过创新跨国商业模式、搭建中日经贸合作平台，拓展与日本地方政府及各业界人士的交往，试图建立稳定的互促共赢关系。另一方面，重用“文化共享载体”，通过在日本各地创造“春节祭”等中日共享的品牌活动，使日本民众在享受中华文化盛宴的同时，通过面对面的交往加深对中国人的了解和信任，推动日本社会以开放、包容心态接纳外来族群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异质性。精英层凭借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源等优势，为中日两国间友好交流与合作搭桥引线，不仅带动着整个在日中国人社会的立足与发展，也建构了日本城市文化的国际化色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是通过创建融合友谊与功利双重目的的各类“社会团体”来广结中日人脉、争取主流社会的认可与迁入地公共资源、实现集体维权及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等，进而获得自身心理需求与利益诉求的满足。

那么，族群引领者以外长期在日工作和生活的“大众层”中国新移民，尤其是处于族群底层或边缘的弱势成员，又是采取哪些有效途径来获取社会支持并适应日本社会的呢？关注新移民大众层日常实践中的社会交往，对进一步全面把握在日中国人生存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尝试填补目前国内华侨华人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施特劳斯提出“社会性世界”（sociol world）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由交际网络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共同活动及关系的综合。”昂鲁进一步阐述，社会性世界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以其自身社会为中心而呈现出层次分布的关联性结构；处在社会性世界的个体内在地被要求不断寻求和建构认同，“文化自觉”被推到新的高度并转化为行动，进而改变个体的生存境遇。从连接网络的关系属性来看，中国新移民社会网络大致分为“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两类。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作为主体成员的精英人士之共同利益、共同志趣等共同目标，以正式华侨组织为基础，通过有章程、有一定规模的族群活动建构的交际网络。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是族群成员间相互联系的最基本方式，虽然这种相互联系较弱，但能给成员提供更广泛的信息支持，使个体在范围更大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群体情感和身份认同。笔者认为，社会性世界的概念可用来分析以族群归属感为轴心结合在一起的、不受公开的地理范围和成员名单所界定的中国新移民网络型社区，即由精英层社会性世界（以族群社团为纽带的组织化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大众层社会性世界（以嵌入当地的族群设施机构为据点的个人化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结合而成的族群共同体。

船津基于帕克对“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的看法，提出“象征性世界”的概念，并阐述“与其说人们住在社区本身的物理环境里，不如说住在有关社区的心象中”。水上也指出，少数族群社区的形成不一定以城市空间里某个地域边界明显的飞地存在为必要条件，关键因素在于成员间的网络建构、与母国的关系维系以及自他意识的确立。余英时强调，移民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纵使在物质上空无所有，在精神上仍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凭着这些文化资源，移民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笔者认为，象征性世界视角适用于解释非集居型中国新移民建构的跨越国家和地区疆界的“精神家园模式”族群空间。可以说，象征性世界的构筑在一定意义上是源于族群成员在经历母国文化与居住国文化的冲突与抉择后，对母国文化身份认同的保持与肯定。

在关于日本老华侨的研究中，张玉玲认为，老华侨通过创造“象征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来维系民族认同。王维指出，红、黄颜色的灯笼，中华街牌楼，狮子舞和龙舞等符号聚集在一起，作为象征中华文化的标识，表现了华侨的族群性。可见，文化是记忆与意象的来源，需要通过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符号表达出来。笔者于2008 年至2016 年在日本名古屋、大阪、东京等大都市的多次田野调查表明，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以及中国政府对华侨华人保护政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面对日本地域社会实质性融入难和主流文化的排外性，中国新移民在适应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满足其非同化嵌入式生存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象征符号。如，视觉性象征符号有中餐馆、中国物产店等商业设施；仪式性象征符号有春节祭、中秋明月祭等中国节庆活动；解释性象征符号有华语教会宗教设施；育成性象征符号有中文补习班等教育机构。一方面，这些象征符号展示的文化元素（色彩、语言、饮食、服饰、出版物、音乐、艺术等）营造出一种与家乡相仿的文化环境，构造出共有的母国印象；使散居的中国人在人生地疏、语言隔阂、风俗习惯迥异的外部环境中，基于共同的文化根脉和历史记忆获得熟悉、信任、心安的内部环境，从而强化了自我群体在文化和身份上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整合功能。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外显性（视觉性和仪式性）象征符号，不仅是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在日中国人形成“共有文化认同”和黏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social capital）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新移民与日本民众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实践日常互动与民间交往的“共享活动空间”。笔者发现，近十年来，中餐文化（中餐馆）和中国春节文化（春节祭），尤其受到日本各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接受而得以存活发展。这一来证明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强，二来反映了日本民众在跨文化空间的反复实践中与具有异质特征的中国新移民相互妥协，孕育了良好的“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向实现日本地域社会“异质共存”不断迈进。

无论是文化祝祭等仪式化非日常活动场地，还是商业设施、宗教设施、教育机构等日常活动场所，都成为中国新移民构筑由社会关系网络连接的“社会性世界”和以文化元素为精神纽带的“象征性世界”的族群据点。社会性世界和象征性世界的形成和维系，有助于新移民在心理上将居住地生活与故土衔接起来，缓解地域文化冲击，避免在新的陌生环境中意志消沉甚至沦落犯罪，是其适应主流社会的“过渡空间”和有效方式。郭星华认为，文化决定社会成员的互动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确定和研究一个社会或组织的重要依据和适当手段。象征符号作为新移民的文化载体，是族群各层面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对于文化适应压力大（日语水平偏低、对日本大众传媒接触较少、不熟悉或不接受日式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和社会适应有困难（难以加入当地社交团体参与公共活动、少有日本朋友）的弱势成员来讲，共有的文化载体是其建立可以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消解孤独感和思乡情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网络节点与精神寄托。因此，以中国新移民运营的各种设施机构为窗口，解析族群成员在日常实践中的个体间社会交往与精神互动，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大众层移民的生活状况。

综上，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新移民已经摆脱“乡村共同体式规范”的束缚，并突破主流同化的瓶颈；他们依附于社会性世界和象征性世界，逐渐构建起以族群社会关系网络为渠道，既输入并保存原文化，又创造并输出新文化的“文化象征社区”。奥田早先指出，新一轮的中国移民潮促使华人社区由传统飞地向以社区活动和自发性团体为节点的都市型民族社区转变。令狐萍通过美国圣路易华人社区的案例分析提出文化社区理论，对于理解没有地理聚居地，而以社会交往形成的华人社区有很大启发。文化社区特别适用于解释职业上和经济上已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水平在中层及以上的专业人士，出于更高阶段的文化和政治需求而形成的华人社区。然而，在日本，中国新移民的立足与发展起步较晚，他们需要逐步适应一个缺乏移民政策的非移民国家，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文化象征社区正是应新移民在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的情感和经济需求而生，成为包括精英层和大众层在内的族群成员适应日本生活的一个多层次族群保障体系，其主要功能与文化社区有所不同。本文中，笔者将“文化象征社区”定义如下：一种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象征符号为载体，由满足各阶层族群成员不同层次需求的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与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互补互促、共同结合而成的，具有黏合性（对内）和桥接性（对外）特征的去疆域化族群归属空间。

笔者曾通过考察华侨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围绕精英层的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象征空间的建构展开讨论，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基于对中国新移民创设的商业、宗教、教育等族群设施机构的实地调研，综合运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结合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符号等社会学理论概念，以“文化象征社区”的形成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大众层（弱势成员）移民在日本的生存实态。

布雷顿认为，少数族群社区制度的形成有四个阶段：一是在私人层面上将朋友关系网络组织化阶段；二是宗教性、教育性、相互扶持性公共组织建立阶段；三是报纸、广播等传媒建立阶段；四是教会、学校等满足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建立阶段。近年来，遍布日本各大城市的中餐馆、中国物产店、华语教会、中文补习班等中国新移民设施机构不断完备，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族群羁留点和文化载体，不仅发挥着“网络节点”的功能，而且培育了族群意识，成为族群成员守望相助的“精神支柱”。族群设施机构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新移民由于内因（文化失调、角色冲突）和外因（被标签化、机械整合）导致的一些生存适应问题，扮演着中国人族群与日本主流社会之间的“润滑剂”角色。

（一）商业设施—中餐馆、中国物产店的创办及其功能

日本多个城市大街小巷中红、黄色招牌上用中文标识的中餐馆，中国物产店是中国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他者”中确定自我存在感的族群印记，它们既靠文化支撑，又传播着文化。首先是中餐馆。上田指出，分散居住的少数族群常以同胞经营的餐馆为据点集会，建构表达母国文化的象征空间、强化用母语交流，从而再次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语言身份，在维系族群关系网络的同时，满足个人在感情上和心理上的需求。据笔者调查，20 世纪90 年代以前，日本的中餐馆经营者以老华侨居多，而现在，中国新移民开办的中餐馆比比皆是。常见的有东北、四川、上海、广东和北京菜馆，最近几年也出现内蒙古、新疆、云南等中国少数民族菜馆。这不仅便于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同胞在各种中国菜系中感受家乡气息，也增加了更多同胞间相识的机会。一位在日中国人定居者谈道：“中国菜虽然自己在家能做，但还是会时常跟家人或朋友到中餐馆吃饭。餐馆里的民族风装饰摆设、炒菜的炝锅味儿、热闹的中文对话、耳熟能详的中国音乐等，让我感到格外亲切，有种‘身在日本、心回中国’的感觉。在这里，无须担心当地人不悦或质疑的目光，释放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情绪。”由此可见，中餐馆不单单是个吃饭的普通场所，更是一种凸显“中国元素”的特别空间，可以唤起在日中国人对故乡的记忆与怀旧情结，使个体在精神层面实现从居住国跨越到母国的“原生文化实践”，进而在心理结构上重塑“自己是谁、属于哪里”的身份认同，寻回作为主体的自我。

其次是中国物产店。据笔者观察，中国物产店的主要业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贩卖中国的商品（食品、书籍、挂历、电影和电视剧DVD、工艺品和礼品、装饰用品），以及针对中国籍人士的特价国际飞机票和打折国际电话卡等；二是提供服务，如中文视频聊天、中日文系统安装、专业电脑修理、空调安装、当地机场接送等；三是传递信息，如免费提供在日华人创办的多种中文报刊、当地华人圈举办联谊活动的宣传单及房屋出租、店铺转让、招工招聘等信息。一位物产店的中国人常客说道：“我家附近的物产店很有人气，来店的除了在日定居的各行各业华侨华人，也有赴日务工人员和留学生。老板是个东北人，顾客人脉圈很广，还帮我引荐过一份不错的兼职工作呢。”可以说，一方面，物产店里熟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元素的呈现，以及商品、服务、信息的提供，使置身异国的同胞在个人意识上超越国界而与祖国和家乡紧密连结，缓解了扎根在心底的思乡情。另一方面，物产店是一个以个体经营者为中心，通过族群缘、文化缘不断向外延伸、扩展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场域。即经营者不仅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把各种资源有效组合在一起而达成商业目标，同时又扮演着向社会支持有限的其他族群成员提供生活、工作相关信息资源的中间人角色。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许多物产店逐步推出商店网站、QQ 群、脸书（Facebook）商户、微信群等新型线上社交平台。一来有利于提高商家对店铺最新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通过长期持续地维护老顾客、挖掘新顾客来维系族群内的人脉圈、生意圈；二来便于先后赴日的新移民之间利用灵活开放的网络平台交换交流各类信息。因此，中国物产店作为族群羁留点，通过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族群共享空间，孕育了同胞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促使一种“弱连带”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形成；而这种弱连带不仅能促进信息有效传播，还可以帮助新移民应对异国陌生人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增强自身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意识。

总之，中餐馆、中国物产店都是兼备生活、文化和社会功能的公共场所，既在族群内部发挥作用，也向地域社会开放市场。一方面，为中国顾客提供与潜在同质成员的邂逅并相识相交的机会，培养中国新移民对族群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与心理依赖，促使族群精神归属空间即“文化象征社区”形成；另一方面，也为日本顾客打开体验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生活习俗的窗口，大大增加了中国新移民与日本市民通过“文化桥梁”展开良性互动与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二）宗教设施—华语教会的创立及其功能

华语教会是散居当地的中国移民用来宣泄和满足“与同胞交流、保护和维护中华文化”渴求的重要场域之一。笔者在日调研时发现，华语教会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联系着广大在日本中长期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信徒，并建立起“兄弟姐妹关系网”。因低收入者居多，成员之间形成以互信互帮、互惠利他的伙伴意识和亲密关系为基础的个人化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大众层弱势成员的重要社会资源。华语教会中族群成员的在日身份多种多样，主要分为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技能劳动者和国际婚姻女方四类群体。以下结合定居型中国新移民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诸如G 夫妇这种“知识分子型”中国新移民，大多是抱着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心态踏上异国土地的。然而，一些人进入价值取向迥异、内外意识分明的日本社会后，可能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日本人做知心朋友，或者无法在资源有限的激烈竞争中获得充分展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作机会，其社会地位实际上下降了。首先，价值取向的断裂会带来孤立感和无助感；其次，当个体长期屈居在与其能力不相适应的角色上时，这种反差会挫伤其主观能动性，造成心理困惑、自我迷失以及对未来无法把握的弱势感。在这种情形下，华语教会的存在，一方面为像G夫妇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发挥知识、智力资本优势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的平台，增强其价值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他们渴望与志趣相投的同伴交流、交往的心理欲求，排解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精神压力。

由此可见，华语教会是充满关爱尊重、包容平等的族群成员情感诉求与信息沟通场所。良好的团契关系帮助像C 先生兄弟俩这样的弱势成员缓解了在日生活的各种不安与苦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摩擦，也为减少非法行为、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笔者从知情人士处得知，中国东北地区有许多为日本人提供服务的国际婚姻介绍机构。婚介所在东北边远农村寻找合适对象，经过多次面试选定女方，再由日本人亲自面试，决定人选。这种婚姻没有感情因素，所以通常不顺利。在访谈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华语教会中这样的中国女性不少，她们多在国内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年龄偏大，在国内难有再婚的机会。而来到日本后，却面临着语言关、中日文化差异、日本家庭认可这三大关卡。通常在语言关，很多人就失败了。她们没有学习日语的途径，与日本丈夫沟通困难，时常遭受恶劣态度对待。再加上生活环境、文化的不适应以及与日本家庭的矛盾隔阂等，往往造成生活的不幸。这种情况下，华语教会作为一个“大家庭”，成为像N 女士这样的国际婚姻女方寻求精神抚慰和救助的精神归属空间。在熟悉的母语世界里，她们可以无障碍地与同胞顺畅交流、互相鼓励，并在圣经学习心得、日常生活体会的长期分享中增进互信、促进友谊。

综上可见，文化失调、角色距离、被标签化等因素，容易导致新移民弱势成员出现社会适应障碍。而华语教会主要功能表现为四方面：一是依靠基督信仰，安抚精神、安定心灵。二是不设加入门槛，向所有遭遇挫折、困难或烦恼的族群成员开放“商谈窗口”。三是调整弱势成员的社会心态，为带动新移民在日本主流社会健康生活、积极工作的心理动力发挥正向作用。四是熟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有利于成员（家长和孩子）保持民族性，增强归属感、认同感和满足感。例如，有的华语教会专门设有儿童主题房，里面摆放适合儿童阅读的基督教书籍等。当家长在大厅礼拜学习时，其子女在里屋接受志愿者的中文学习辅导、基督教基础知识中文讲解及中国传统儿歌和游戏的教学。每周末午餐时，族群成员都会分享各自带来的中式家常饭菜，加上家长和孩子的聊天声、嬉笑声，构成母语文化环境和族群网络空间，形成有连带感和凝聚力的“文化象征社区”。

（三）教育设施—中文补习班的创设及其功能

广田等指出，移民在迁入地创办的“语言学校”或“民族学校”，是其后代在定居过程中追溯和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机构，也是重要的文化据点、社会据点以及信息集中和扩散的公共场所。笔者认为，新移民一代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特殊的天然感情，母语是粘合族群整体的纽带；同时对于新移民二代来讲，掌握好本族群语言文字是继承、传播族群文化的首要条件，学习母语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寻根。因此，中文补习班的创设在新移民一代和二代身上都发挥着重要功能。

第一，中文补习班是促使新移民二代保持民族语言与文化、树立祖籍国身份认同意识的独特存在，对于缓解华裔教育困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经笔者调查发现，许多中国新移民家庭为了消除子女融入日本社会的障碍、让其生活之路更顺畅，将子女送进日本学校就读。然而，随着新移民二代的当地化进程不断加速，倘若父母不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其子女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就变得越来越难。由于新移民一代和二代的成长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同，对父母的思维方式、基本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状态不能理解，出现叛逆的孩子屡见不鲜。两代人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严重影响了家庭沟通，伤害到家庭关系。当下，新移民二代的母国语言与文化教育问题令人堪忧。据笔者分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一代日益关心和支持中文补习班运营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子女母国文化归属意识的极其淡薄感到深深的危机感，担心子女陷入身份迷失的“边缘处境”。一位中文补习班学生家长谈道：“对子女根亲意识的培养必须从小时候抓起。他们只有了解祖国、掌握中文、习得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长大后才不会因一无所知而失去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判断和选择能力。”二是认识到家庭教育不能完全替代学校教育。正如石井指出，家庭教育主要以教养、礼貌等广义感性教育为主，而学校教育则以系统、集中学习知识和技能为核心。可见，创设中文补习班可以说是一种实现世代之间中国人身份相继的“文化再生产”，让中国元素渐渐在新移民二代心中生根发芽。此外，中文补习班的公共场所设置也为新移民二代创造更多与相似背景和经历的同龄伙伴相识并建立友情的机会，使他们在相互良性刺激下更好感受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乐趣，培养中国文化观。

第二，中文补习班也为新移民一代提供一个分享信息、加强交流、沟通感情和建立信赖关系的平台。笔者调查发现，中文补习班里玩得不错的几个孩子的母亲之间以及有交往意愿的家长之间都会互换手机号，或者创建QQ 群，通过个体间反复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互动，形成弱连带网络的“家长帮”。一位留学生出身的中国女性新移民谈道：“起初到中文补习班是为送孩子来学习，没想到自己的朋友圈也不知不觉丰富起来。过去我很难接触到同样关心国际婚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问题的中国朋友，现在从家长圈里认识了许多可以分享话题、聊天谈心的人。有时我们会带上孩子约出来一起吃饭、游玩，或者交流一些在日生活便利信息。”像被访者这样从留学生身份转换到日本人配偶身份的中国新移民，因生活在日本家庭里，所以对当地的法律、日常行为规范等容易了解，与主流社会发生纠纷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由于自己被局限在日本家庭的小生活圈内，难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与其他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机会也少，而个体人格长期遭受压抑可能会使其生活满意度大大降低。“家长帮”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上是同一地位层次的中国新移民，基于共同价值观、情感需要、兴趣爱好等结合而成并不断扩展。其功能在于：首先，用母语交流思想、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方式相处，可以释放内心的压抑，有助于找到自我存在感和族群认同感；其次，对低收入中国女性新移民来讲，参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女性比只倚重家庭网络的女性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

总之，以中文补习班为桥梁形成的“家长帮”弱连带网络，能帮助弱势成员度过难关、适应地域社会环境的变化，这无疑增强了成员的族群意识和对族群社区的归属心。

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首次提出“文化象征社区理论”并进行详细阐述。揭示了无论是精英层的中国节庆活动创造，还是大众层的族群设施机构创立，保持文化再生产、表达族群性，对于重塑各阶层族群成员的“归属空间”，增强认同感、凝聚向心力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也是中国新移民“文化象征社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通过解析大众层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建构，阐明以“象征符号”（新移民运营的中餐馆、中国物产店、华语教会、华文补习班）为载体的“文化元素”汇聚、呈现及传播，对于族群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个体间相互作用下参与到各类社会支持网络，起到关键性的纽带作用；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阶层新移民在主流文化冲击下保存民族文化的需求。

第三，厘清传统观念中对海外中国人“扎堆抱团”行为的认识误区。一些西方国家往往臆断中国人的扎堆抱团是与当地社会格格不入的表现，甚至导致违法犯罪、影响治安。本研究表明：首先，中国新移民在特定的物理场所定期或不定期会面而形成的族群网络场域和文化空间，不仅可以缓解由于日本政府移民政策供给缺陷造成的精神苦闷，从而调节生存适应心态，提升在日本的学习、工作效率和生活满意度，也为减少处于族群底层或边缘弱势成员的越轨行为、维护地域社会稳定起到正向作用。其次，族群羁留点对传统和现代中国元素的不断创新与输出，逐渐渗入日本社会，既拓展了日本民众接触异质文化的渠道，也促进日本城市文化加快实现多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