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六《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

邓荣翔

被采访者简介：

邓荣翔，男，1923年12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祖籍广东梅县。回国前在印尼坤甸《中华日报》当记者，后去印尼首府雅加达华文《新报》任职，曾被选举为耶华青年文学习作社主席。1960年率眷属回国，被安置在福建莆田赤港华侨农场，任过食堂总务、生产队长、副场长。1965年当选农场副场长，两次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一届县政协委员；1982年被评为全国侨务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离休。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9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莆田市赤港华侨农场

采访者：黄玉琼 程立国 陈永升 胡修雷 陈小云 郭立红 梁秋容

整理者：陈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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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22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我祖辈是怎么去那边的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单丁，曾祖父和祖父无法在坤甸找到立足之地，只好到远离坤甸三十多里的山芭淡水港落户务农。祖父死的早，父亲自小就做童工，但他很刻苦，白天做事，夜里去夜校苦读中英文，长大后终有所成，拥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他的一生没有什么享受，都是在勤劳、俭朴和忧患中度过，我想，这也是很多华侨在海外艰苦创业的一个缩影吧。

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三个妹妹，我排行第二。我们家住的是南洋很典型的“高脚楼”，都是用木料建成的，所以高是为了防湿气。木屋和周边的小溪、长河、果树林都是我童年的玩乐场所，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

我家的家规很严，祖母和父亲训示我们必须遵守五不：不准顽皮，不准喧闹，不准违抗家长，不准顶嘴，不准埋怨。还有一条更严厉的，就是犯了错误，必须跪在尊长面前领受责罚，不准逃避。由于这些家规，我们小时侯惧怕祖母和父亲，但是却不怀恨，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对我们管教甚严，是想我们多锻炼而长大后有出息。

祖母和父母亲很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坤甸有一所荷文学校，在荷兰殖民统治时代，荷文很吃香，从荷文学校毕业，可以去银行或政府机关工作，薪金高，待遇好。但是父母都人认为中国人应该读中国书，于是就将我们送到“新民学校”——一所私塾学校，校长、教师一人全包。后来新民学校关闭了，而这时家里的经济已显拮据，只好送我进了教会主办的善牧学校。在善牧学校，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由于家里的条件每况愈下，我在上学之余，需要负担很多家里的劳动，还是上街去卖东西，补贴家用。从善牧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原先教过我的一位老师自己创办的坤甸英文学校免费进修了三年，毕业时考了第一名，但是学无所用，仍然找不到工作，很是苦闷。

后来经朋友介绍，我去雄声派报社当了派报员。派报社的工资虽然少，但是它却帮我打开参加社会活动的大门，使我的生活出现重大转折。我在派报社结识了几位新朋友，他们都是中华学校的学生，经他们介绍，我加入中华青年阅书会，从此极大的拓展了我视野，使我开始思考人生，思考社会。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坤甸华侨掀起救亡、筹赈义演、义卖高潮，我们阅书会也决定组织歌咏队参加义演，冒着被荷印殖民政府抓捕的危险高唱一些国内流行的进步歌曲。同时，我们又创印《嫩芽》油印半月刊，以学习写作为名宣扬爱国、抗日思想。这也是坤甸第一家特殊刊物。不久，我们的活动引起了荷印殖民政府的注意，进而怀疑我们是共产党赤化分子，勒令《嫩芽》停刊。迫使我们改换刊名，将《嫩芽》改为《春笋》，继续刊行。后《春笋》又被禁，改名《明天》印行。最后，荷印殖民当局禁止我们再印行任何油印刊物，并扣留了负责刻字和印刷的同志，我因为是主要撰稿人，也被拘禁了一夜，释放后限制我三个月内不准自由活动，不准走出市区三公里范围。

1941年12月19日，日本侵略者对坤甸进行了狂轰乱炸，我参加担架队救助伤员。荷军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日军尚未登陆，他们就抢先逃跑了。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邦嘎登陆，坤甸人民也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苦难、屈辱、恐怖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五个兄弟带着母亲跑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去开荒种稻，以躲避日军的迫害，家里只留下祖母、父亲和大妹、二妹守家。开荒种稻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终于能躲避日军的残害，也是侥幸了。

1945年，日军败象已露，坤甸上空开始出现美军的B52轰炸机，初时，还见有数架日军的飞机，渐渐的，天上只剩下美军飞机了，坤甸居民都知道日军已临近覆灭了，心中暗喜，但又怕日军狗急跳墙再下毒手，无不默祷解放日期的快快到来。果然，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日寇投降了，坤甸取消灯火管制，到处光辉灿烂，万众欢腾。我们也欢呼雀跃，急忙划船载着母亲返回坤甸，跨入生活新阶段。

战后，坤甸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坤甸《中华日报》的问世。它是坤甸第一家中文报纸，办报的目的就是宣扬中华文化，报道中国、世界和本地新闻，把华侨的命运和祖国兴盛、世界和平连接起来，惟有祖国兴盛、世界和平，华侨才能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这是大家在灾劫后得出的一致共识。

《中华日报》立场坚定，竭力宣传爱国大团结。记得我在10月10日，以笔名赚写双十节感言，呼吁蒋介石政府接受辛亥革命教训，切莫再搞内战，而应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合力建设新中国。此文一出，便刊登在专刊首版，受到各方赞赏。我在中华日报的职务很杂，既要为副刊和本地新闻写搞，又要收听和抄录西贡电台和新德里电台广播的新闻，还要收听和抄录重庆、伦敦和纽约的电讯，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但是青年人受着理想的鼓舞，使我几乎没有累的感觉，反而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不久我被聘为日报的经理。

但是好景不长，蒋介石政府派了接收大员来坤甸，这位大员对《中华日报》的倾向性横加干涉，先是用武力胁迫，进而采取经济扼杀，但是我坚持办报方向不变，继续发表反独裁、反内战的言论，而且还转载新加坡《南侨日报》的文章，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反动行径，这自然激起了某些人的极大反感。很快，在我的聘期满了之后，只得离开坤甸前往雅加达，在华文《新报》任职。

《新报》是耶城订阅数量最多的一家中文报纸，有三万多份（最多时达到五万）。由于利润丰厚，新报职工的工资也较高。《小新报》是新报最受欢迎的副刊，每周一、三、五出，读者最爱看的就是刊首的短评，她针砭时弊，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我于1948年底为小新报写稿。当时中国国内正处在内战高潮，我不断写出短评揭露国民党报纸的“胜利”谎言。

1949年的耶城，亲蒋反动势力不甘心国内的失败，竭力掀起争夺当地社团的狂潮，妄图控制舆论。但是从中国仍然不断传来蒋军崩溃，解放军大捷的消息。不久，新中国成立了，广大华侨都在期盼着祖国化腐朽为神奇，谱写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可同时，仍有一小部分在观望，甚至存在幻想，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我为小新报所写的短评都以阐述新社会新事物为内容，受到读者的赞赏和支持。新报的订数激增至5万份。

1951年国庆节，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慧一起回到坤甸结婚，因为我和她初恋始于反内战、反独裁、反贪污斗争的初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举办婚礼，对于我们而言是最有意义的、最值得纪念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捷报频传，不断出现的新气象使得海外侨胞欢欣鼓舞，但是，最让我们觉得高兴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取得的举世注目的胜利。在朝鲜战争期间，我日日夜夜守在收音机边，以激动的心情收录新华社的广播新闻，先后写出多篇评论，让读者知道朝鲜战争的真相，揭露美军的凶残歹毒。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来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印尼华侨中掀起了一次爱国运动高潮。1956年，宋庆龄副委员长应邀访问印尼，这又是轰动华侨社会的一大喜事。因为这些，因为新中国、新气象、新社会，对印尼华侨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1954年至1956年，印尼各地出现 热流滚滚的回国浪潮。而这一时期，我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承担的任务比以前更重了，本来我每周只要为《小新报》写一篇短评，但接着就受托为《新潮月刊》写稿，后又为《新报半月刊》、《印华经济》写稿。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又落在我肩上 ，那就是，1957年1月27日下午，在雅加达华侨青年文学习作社成立大会上，我竟然被选举为主席。

1959年，新报和生活报经过协商，决定相互配合，加强新闻报道力量，两家华侨爱国报社的大合作，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更快的新闻，内容也更丰富了。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印尼政府颁布了十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地区不得居住外侨，而所谓县以下居住的外侨，绝大多数是经营小商小贩的华侨，因此该法令对县以下华侨经济几乎是毁灭性打击。随后，印尼当局开始封闭华文报社和学校，及其他排华措施，华侨的生活遭遇了空前的困境。

华文新报被封闭时，我和慧第五个孩子出生才两个月，要带五个孩子回国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去意已决，宁愿舍弃一切财产也要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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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我们全家七口人踏上了祖国派来接侨的“美上美”号轮船，一路航程一路歌，轮船直达广州。之后我们被安排在三元里招待所等待分配，最终我们被安排到福建莆田赤港华侨农场。前来洽商安置的是福建省莆田县人民政府侨务科长辛文汉，他怕我不接受，还特别解释说，因为我们一家孩子多，若安置在城市很难照顾，所以国务院中侨委决定在福建建立十七个华侨农场，以便集体照顾。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并于第二天就乘坐派来接的专车去莆田。

当时农场房屋尚未建成，1200多名归难侨分别安排到郊前、五星等村的华侨大屋空房暂居。建场经费由中侨委直接拨给，省侨办管理。预计农场房屋要到年底才能竣工，入场前两个多月是归难侨接受锻炼、适应环境、“脱胎换骨”的过度时期。说“脱胎换骨”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无论劳动方面或生活习惯方面，归难侨都将从此经受翻天覆地的变化。1961年元旦，我们迁入农场宿舍，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拥挤，全家7人分的两间（十二平方），还要插入另一名妇女。

入场几天，观看了建场地址全貌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垦荒者，而是将展开战天斗地的大搏斗！赤港总面积4000多亩，是躺在兴化海湾、沉睡多年的咸荒地、废盐场。这里寸草不生，极目荒凉，大风一起尘土和盐灰飞扬，令人窒息。由于干旱、缺水、地咸、植物无法成活，拓荒者都望而却步，我们这些毫无农业知识的归难侨，能否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不少人有怀疑，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相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创造出奇迹。

在建场的第一年，我被安排当宣传员，负责宣传工作，并编写《红海》黑板报。记得我先后写过《壮志凌云》和《不要当逃兵》两篇短评，鼓舞场员的斗志。在艰苦的环境中，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建场工作进展顺利，全场设立了六个生产队，同时，设立农场小学、托儿所、幼儿园、医疗所、供销社、大食堂等。为鼓励生产和劳动积极性，大家按劳取酬，实行工分制。不久由于大食堂事务多，我由宣传员调任大食堂总务并管供销社工作。

1962年8月，飓风正面袭击莆田，狂风连刮两天，屋瓦都被掀飞了，虽然农场大部分土地尚未种上作物，但已载种的数百亩中稻被海水淹没，全部失收，而海水淹没的土地，土质增咸，更难治理了。附近农民都说：海水一淹，三年失收，你们还是另找出路吧。我们坚决回答：绝不后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

1963年，为了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力量，我被调到第四生产队当正队长，大食堂解散，由各自生产队自办公共食堂。自此，我带领第四生产队的队员们合理安排生产，提高工效，改良土壤，专研农技，各项生产活动做的井井有条，因为成绩显著，1965年9月，被选为全国侨务系统劳动模范，和全省华侨农场的劳模一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了福州，我和常山华侨农场的潘启明被指定为队长，负责料理进京全程日常工作。我们是国庆节的前几天到达北京的，住在北京华侨补校。在北京，我最激动是看见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巨像，这是我们归侨心目中的圣地。观礼的那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床准备好了，到达天安门一看，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劳动模范一起被安排在主楼左侧的观礼台上。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出现在主楼时，全场一片欢呼，掌声雷鸣，我也激动不已，拼命鼓掌，只可惜没有带望远镜，没法把主席和总理的音容笑貌看的清楚。那个夜晚，整个北京狂欢中，许多单位的歌舞队都出来表演。记得在国庆节后的座谈会上，我发言说：从来没见过任何国家的人民这样热爱祖国，这样团结，我们归侨一定要竭力回报祖国，发扬“节省每一文钱”的精神，把华侨农场建设的更好。国庆节后，中侨委安排我们去参观大寨和昔阳煤矿。

1966年，“文革”开始了，最初，大家都觉得它是正确的，对生产应该有所促进，可是渐渐的，怀疑开始产生了，为什么一下子就抓出了那么多的走资派？为什么要挂牌上街游行，侮辱人格？不久，更大的疑惑终于出现在赤港华侨农场。一天上午，供销社前的墙壁上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其内容大意是说，农场至今为何还是死水一潭，不动荡起来揪斗走资派？对于学生们的责问，当晚我就与他们辩论，驳斥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我因此被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谁知他们辩论失败后，唆使红卫兵用白纸条封住我的房门，后又强行组织第四生产队的队员来批斗我，可是，公道自在人心，队员们知道我在建场时所付出的巨大艰辛，不忍我再受到委屈，这次批斗会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造反派们不肯善罢甘休，先后对我实施批斗、夺权、强制劳动等方法，让我靠边站。

但是总的来说，赤港华侨农场在“文革”中的所受的影响相对而言不是很厉害，主要精力还是能够放在生产上，期间，农场团结一致，两次阻止了当地农民对农场土地的侵占企图，并摸索出了一套如何改造咸田的方法。在“文革”大联合、三结合时期，我还被选举为农场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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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9年，农场就认定了以工养农的道路，并与福州华侨塑料厂联系，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小塑料厂，生产鞋带、纽扣、瓶盖等低档产品，还派人出去学习技术，以备回场集资建厂。1978年，省侨办恢复对农场的投资，而就在这一年，越南排华，随着约900名越南华侨被安置到赤港华侨农场，我们建大塑料厂的主张得到省侨办的赞同。大塑料厂规模很大，占地50亩，由于我是分管基建的副场长，所以每天都下工地巡视，并且每周都有一、二次去福州或莆田的建设局，办理基建事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塑料厂试产成功，一炮打响，所产拖鞋不但畅销国内市场，而且经外贸公司收购，贴上白鸽牌商标出口外销。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赤港华侨农场农业和工业生产两翼齐飞，商业也因而活跃，归侨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业方面，大塑料厂在生产凉鞋和拖鞋的同时，还购置切片机，生产鞋垫，因为价廉物美，每天都有商贩前来争相抢购，门庭若市。由于凉鞋和拖鞋只能旺销于夏季，冬天就转入销售淡季了，所以我们设法与上海鞋厂挂上钩，生产布鞋和运动鞋、各式女鞋。因为质量好、样式新颖，也很畅销，全年生产兴旺。后来，场里有了资金积累，我们还建立了蔬菜脱水场。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实现了购置插秧、收割机的愿望，真正做到插秧、收割、脱粒机械化，除草、防虫科学化，并设立制种田，自制杂交良种。此外，我们还建立年养五千头瘦肉猪的现代化养猪场。随着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归侨职工的生活福利也逐年提高，新建了场员新宿舍，场学校、医院、食堂等公共场所全部翻新，整个农场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1978年，我被选为全国侨务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再一次去北京领奖，为此我又一次内心激动不已。在北京的宾馆里，我由感而发随手写下一首诗《献给您，伟大的祖国母亲》，原文如下：

“北京——祖国的首都。天安门，您好！人民大会堂，您好！请接受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归侨代表的问候和敬礼！多少次，曾梦里想过，在梦里描述祖国首都的容颜。而如今，在新年元旦，全国归侨代表在首都聚会联欢。

我不惊讶梦想成真，但却深深感到祖国母亲火热的拥抱、抚爱。祖国母亲啊！应该向您诉说什么？——海外苦难？十年浩劫，含冤受曲？不！何必埋怨和叹息，一往无前，开天辟地，才是华侨、归侨的本色。请看吧，祖国母亲，我们归侨，象矫健的海燕，似迅猛的春雷。没有颓丧和退缩，只有振奋和自信。请听吧，祖国母亲，那时我们各条战线的捷报，虽不是巨大，但却是日积月累，呕心心血精力的战绩。

献给您，伟大的祖国母亲！请您接受千百万归侨炽热的丹心。听听我们精心谱写的振兴中华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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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多，国家给我荣誉却很多，除了两次去北京观礼和领奖外，还荣任两届省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1987年，我应召参加市人大组织的“爱我中华“报告团，到各单位去报告赤港华侨农场建场经过和成绩，持续十多天。该年年底，省侨办批准我离休，是年我六十有三，算起来，我已经超龄工作三年。

离休后，我觉得尚有精力可为农场多做一点贡献，于是在阅读书报、收看电视之余，天天在托儿所前空地栽花、植树，营造花园，美化环境。县里也没有忘记我，多次要我去参加全县“爱我中华“演讲比赛。我虽已不在职，但仍继续关心农场大事。场员遇到疑难问题，也来找我商量。我不倚老卖老，随意干扰农场行政，但也坚决维护农场的主权，不让侵害华侨农场权益的事情发生。2002年和2004年，我和几位退休人员两次上书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侨办，甚至托北京朋友转呈国务院总理，痛陈地方不顾赤港华侨农场归难侨的利益，强行征用农场土地的恶行。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保住了华侨农场的命脉——土地没被非法侵占。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过去，道路坎坷、艰辛、苦涩，但更多的是甘甜和欢乐。没有艰苦奋斗的过程，哪来获得成功的喜悦与快乐？人生在世为的就是创造生命的价值，现在可是自豪的说：我没有浪费生命，不因庸碌无为而羞愧，我已经尽力为祖国母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现在我的家庭很幸福，省侨办侨居工程极大改善了农场场员的居住环境，我也于2000年底搬进新居，住的很舒适。5个子女自己很争气，都是自己努力考上大学，现在的工作生活都不错。我相信，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2008年，我还想去北京看奥运会，2010年去上海看世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