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之十六《八闽侨心系故园：福建归侨口述录》

被采访者简介：

魏可镁，男，1939年8月出生于日本九州人吉市，祖籍福建福清。1944年年年底随家人回国，1947年入福州小桥第四中心小学，1965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因表现出色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福州大学室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魏教授从事40年的工业催化剂研究开发与教学工作。研究成果有：1983年A110—3型（铁系）氨合成催化剂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85年A201型（铁钴系）氨合成催化剂获国家发明三等奖，被国家科委列入“七五”500项重大成果之一；1991年和1993年，B116型低铬高变催化剂先后获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和1996年，A202型低温氨合成催化剂先后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和2001年，B121型无铬高变催化剂先后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2003年，还获福建省科技重大贡献奖。1997年，获评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章，2000年获得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颁发的《国家技术发明奖证书》，2004年，获“全国侨界十杰”荣誉称号，还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当选全国九届、十届人大代表。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1日

采访地点：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四楼魏可镁院士办公室

采访者：江宏真 林晓东 黄玉琼 陈永升 胡修雷 陈小云

整理者：陈小云

我1939年8月出生于日本九州人吉市。祖籍福建福清三山镇大扁岛，我父亲大概在1910年代就去日本谋生，因为大扁岛地少人多，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父亲兄弟几人都去了日本，后来父亲回福建结婚，婚后带着母亲又去了日本。

1942年，魏可镁与兄姐合影（藤椅坐者为魏可镁）

二战爆发后，在日华侨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再加上民族歧视，能回国的华侨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祖国了。1944年底，父亲带着妻儿举家回到上海，在上海滞留了三年，由于无法维持生活，就回到福州，而在福州也只维持了两年多，又回到了老家大扁岛。少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因为家庭的贫困，我一度失学务农，吃野菜、海藻充饥，人当作牛来耕田，这种困苦的生活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也为我日后坚韧、拼搏的性格奠定了精神基础。这种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深刻的体会，直到今天，在与女儿讲述这段历史时，我经常重复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解放后，我获得了重新上学的机会，由原先的三年级直接跳到五年级插班，六年级时，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小学毕业后，考入平潭一中。高三时，我又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0年我考入福州大学。

1965年，我毕业于福州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因为表现出色，得以留校任教。从那以后，我就在福州大学的化肥催化剂科研战线上奋斗至今，平时的精力基本上都在科学实验中，连走路、吃饭、做梦、上厕所，大脑里想的全是催化剂，为此，我的夫人总是说我：“他是在跟实验室谈恋爱，而且热度四十年不减”。这种精神状态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氨合成和变换催化剂的攻关上，由于氨合成催化剂研究需要1800摄氏度才能熔融，还原活性测试需要五天五夜的连续倒班，当时人手少，我只好是上了白班再上夜班，经常是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一个催化剂的试制成功都要进行2—3百个催化剂样品的制备，还要大量的基础研究，进行催化剂的组份、制备工艺、结构、性能之间关系规律的探索。每研发成功一个新催化剂到实现工业化都必须要4—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合成氨技术的发现是人工制造化肥的开始，我国是农业大国，合成氨产量和需求量均为世界第一。1972年，在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教授的指导下，我从工业合成氨入手，进行高活性氨合成催化剂的研究。

万事开头难。当时福州大学没有人从事催化剂研究，更没有所需的设备。1973年，福州某化工厂花了几十万元修建了氨合成催化剂车间，也培训了一批工人，但因为生产原料——铁砂要从安徽运来，成本相当高，运输也很不方便，影响了生产。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和同事一起深入到福建的沿海、山区寻找原料，自己动手研磨、选磁、分析、熔炼。当时实验室没有高温炉，我只能用电焊机取代，没有熔炼炉，我只好自己设计加工。在熔炼的过程中，飞溅的铁花烧破了衣服，烫伤了皮肤，我也全然不顾。炉火中冒出的化学气体，呛的人咳嗽难忍，我却依然站在炉边，聚精会神地观察炉内的变化，详细做好每一项记录。有一次，因为一起出了故障，熔炉发生爆炸，我和同事们都受了伤。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就又一次钻进实验室。由于每一个催化剂样品都必须经过5个昼夜不停的活性测试，因此，尽管知道实验室里虽然有毒气的侵蚀，但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实验材料，我仍然坚持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架起了床铺，实在困的时候就在上面打个盹。就是在这样一种执着精神的指引下，我先后熔炼了200多个催化剂样品，终于研制成功了一种高活性的氨合成催化剂，填补了国内空白，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工作中的魏可镁（前坐者）

完成氨合成催化剂研制工作后，我紧接着向无铬催化剂发起进攻。合成氨的高变催化剂含有的铬元素，是一种强烈致癌物，工厂里工作满10年以上的工人机会都得了癌症。那时，全国每年向大自然排放的铬量在1000吨以上。铬的严重污染一直是国内外悬而未决的难题。催化剂中试车间里有多种剧毒物质，而且粉尘满天飞，每天结束中试之后，他和同事们从头到脚都积了一层铁粉尘，彼此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洗了几次还洗不干净，一两天后，吐出的痰还是黑的。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的条件中，我研制的无铬催化剂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很快应用到生产，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新催化剂的研制是多学科的综合科学技术，而且需要产学研紧密结合。这就需要研制者全身心的投入，因为我对催化剂研究的过于专注，为此，经常闹出笑话。比如有一次，我午睡起来想着催化剂的事，就匆匆赶去实验室，当我走到化工楼楼梯的一半时，周围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只脚穿着拖鞋，另一只脚穿着凉鞋，因而成为大家的笑谈。

历经8个酷暑寒冬，高活性氨合成催化剂诞生了，它填补了我国高性能氨合成催化剂的空白。而由我主持研制的2个系列7个催化剂，其中5个催化剂获得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科技奖励。

1987年，我通过国家日语统考，被派往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化学技术研究所作访问研究。日本筑波科学城在世界上被认为是美国的硅谷，我一去就被安排参观各种设备，了解整个环境。在我看来，当时在日本人眼里，只有美国人，他们骨子里是瞧不起中国人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催化剂领域根本不可能派出有水平的专家。从我一开始在那个研究所里工作，我就感觉到了日本同仁的这种态度，经常我在做实验时，有位课长就时不时地出现在我身后，生怕我弄坏了仪器设备。有一两次，在学术讨论中，我就实验的做法发表了一些意见，但那位课长不屑地挥挥手，意思是说：用他的方法做不会有问题，我就不要再多嘴了。直到有一次，他们对我的看法才有了改变，就是非贵重金属合成含氧化物制造方法的研究实验， 我觉得研究方案不是很严密，我就直接提出，不要用贵金属，只用钴和碱金属，并陈述了我的理由。没想到我的这一大胆的想法竟触动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认为在这一当时世界性的高精尖研究课题中，我一个中国人能有什么好的意见。对于我的提议，他们很不高兴，说：“不好，就按我们的方案做”。我只好按原方案进行实验，但是随着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主持这个实验的课长开始变的有些不好意思了。有一天，我趁他情绪还好的时候小心的跟他说：“课长，这个实验能调整一下吗？”课长只好拉下脸说：“好吧，那你就试一试吧！”于是，从研究方案、催化剂制备到配方确定，都由我自己独立来处理，经过不断的实验，最后获得成功。课长竖起了大拇指，祝贺我说：“魏先生，你是对的，这个实验成功了，可以取得专利了！”可是在申报专利时，他们却把我的名字列在后面，把我的地址也写成“日本化学技术研究所内魏可镁”，名字排在什么位置倒没什么，但是地址的写法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于是，我直截了当的向课长提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公派来研究所作访问研究的，如此申报，我不成了日本人了？”由于我的一再坚持，专利书上终于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大学魏可镁”。

这件事之后，他们对我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经常送一些生活用品给我，管行政的人员还特地跑到我宿舍来看的房间是否暖和，有没有取暖器。有一次我生病了，他们送来十几万日元，给我看病用。课长请我去他家里做客，自己叫了我不说，过后还让另一位同事再来邀请，到了约定的那天，他们两人一起开车来接我。

在一年的访问研究期间，我发表了三篇文章，一项专利，回国前一个月，课长专门找我谈话，他说：“你是否愿意留下来工作，希望你认真考虑，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帮你去办手续。”说实话，如果说对留在那个研究所工作，我一点都没有认真考虑过，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生在日本，语言、生活都很适应，而且这个研究所拥有世界一流的仪器设备，工作环境优越，待遇优厚，如果我留下来确实会对我多出研究成果有利。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是党的祖国人民培养了我，如果我只想个人利益，而辜负了祖国和人民对我期望（当时我在国内还承担着多项化工部科研任务），我的内心将不会得到安宁。我想，一个人不能单纯为了钱，钱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在国外干事业，干的再好也是为外国人干的，为祖国奉献，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对国家、对人民最起码的责任，因此报效祖国才是我唯一的选择。于是，我毅然决定选择回国，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我的课长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临回国前，课长和一位主任研究官亲自开车陪我到京都等地参观游览了三天。登机的那天，研究室的三位先生亲自到机场送别。

1995年，国家投资5356万元，由我负责筹建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它是我国化肥行业唯一的国家工程中心）。在科研的同时，我还培养了一批精干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和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近几年，在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和第二代氨合成钌催化剂方面，我的研究又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这项技术已经通过有关部门的技术鉴定，正在组织试用产业化推广。

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研究热点。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有的研究机构已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研究,但没有拿出过硬的产品来。从1996年开始,我带领3个年轻人从零开始着手研究。在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性能比较中,我主持研究的重大科技项目——FD型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已达到欧Ⅲ水平,而且FD型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的耐热性更好,成本更低。目前国内大部分汽车使用的是国外配套的净化器,很多还停留在欧Ⅱ水平。使用欧Ⅲ水平净化器除了可以保护环境外,还可以大大降低汽车企业的消费税,带动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发展。让中国大地上奔驰的轿车都装上拥有中国专利的汽车尾气净化器,这个梦想并不遥远,到那时,我们一定将美国、日本、欧洲的净化器“赶走”。

对于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怨无悔，回首回国二十年来，我和我同事们在氨合成和变化催化剂领域努力拼搏攻关，先后完成5个催化剂的研发和产业化，其中三个催化剂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些催化剂产品中，销售量最高者——A202型催化剂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年新增产值2亿元以上，为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此，我心里特别踏实，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由衷的快慰，我没有愧对我的祖国。

由于长期科研的劳累，1995年8月初开始每隔一周，鼻孔就出一小块带血丝的东西，当医生的妻子知道后，一再催促我去医院检查，可是由于工作太忙，一直到9月才去医院，结果是鳞状鼻咽癌，得知这个结果，对我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因为当时我手上还有三个科研课题，10月份还有日本长崎大学工学院院长要来校访问洽谈合作研究事宜。这个时候，我是不能放下工作去专心接受治疗的。于是我早上住院放射治疗，下午仍照旧到实验室，两个半月照射了7200伦琴，体重减轻了10斤，口干舌燥的一夜要喝七、八次水；味觉也没了，吃东西吃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就在这种通常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天去实验室，做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项目建议书。

日本教授来校洽谈合作事宜期间，我为了不影响形象，请医生给我做了面膜，巧妙地遮掩了照射治疗留在面颈的红紫斑痕，在整整两天的接待中，始终以健康的形象出现，并且亲自当翻译，商定了双方的合作项目，整个过程中，对方根本没有发现我是个正在接受放射治疗的病人。

1995年10月，福建省副省长王良溥到家去看望我，却扑了个空，到了实验室才找到我，我跟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奋斗不息，拼搏不止。”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尽管身体不好，但是凭着信心、责任心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有时我一工作就忘了时间，经常到深夜两点以后还在工作室里忙碌。今年9月，福州大学学生会的学生来看望我，希望我跟他们讲讲年轻人如何成材，我说：年轻人要成材，首先就要有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其次要有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坚定信念。世界上办事情没有容易的，学生要成材也很不容易，但关键是要有信心，要有为我们国家民族奋斗的信念。

现在，我很欣慰的是：我的科研成果百分之百转化为生产力，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我带出来的一大批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科研骨干，以致有人说：魏可镁院士本身就是科研成果和科研人才的催化剂。

作为日本归侨，我对侨务工作是很关心的。我现在担任着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常务副主席，积极协助海外侨胞回福清投资兴业和在家乡兴办民办大学等；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通过提议案，参加侨法执法检查，积极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权益；关心侨联的工作，我曾经担任过中国侨联委员，经常是哪怕再忙也要抽时间去参加侨联的有关会议和活动，并在侨联系统举办的“我爱你，中国”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发言。

回国这么多年来，我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尽责尽力，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心里感到很塌实，而祖国和人民也没有忘记我，给了我极高的荣誉。1982年—1984年连续三年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0年全国归侨优秀知识分子，1994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1997年，我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全国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章，2000年，我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04年，荣获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联合授予的侨界“十杰”荣誉称号，还当选了全国九届、十届人大代表。

我想，过去的荣誉不应成为我的包袱，而应当作是作为我催化剂研究事业的新起点，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催化剂的研究探讨之中去。因为，一个人但凡要干出一番事业，都必须有拼搏奉献、坚忍不拔的精神。一个人活在世上，不管他做什么工作，职位多高，必须要有为国家奉献，为事业拼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