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的战船巡行世界各大洋，凭借的是坚船利炮，移民成为殖民的重要手段，往往伴随着征服与战争，建立了以号称“日不落帝国”为代表的殖民体系。而此时在东南亚筚路蓝缕的中国移民，选择的是向西方殖民当局臣服，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即使如此，华人依然遭到殖民当局的猜忌，多次遭受群体性杀戮。而“苦力贸易”中漂洋过海的“猪仔”更是命运多舛，以血泪铸就了美、加太平洋铁路，拉丁美洲留下他们的汗水和屈辱，最终以美国“排华法案”为代表的排华风潮很快蔓延。此时，“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只能成为华人的梦想。

进入20 世纪，不同宗教、种族、国家之间的割裂、冲突、战争在整个世界无处不在。战争无论是对国际移民来讲，还是对华侨华人而言，都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从列强对殖民地的瓜分战争到贸易争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厮杀到冷战时代的两强争霸，从世界多极分化到局部战争频发，华侨华人或身处其中深受其害，或被殃及池鱼，利益受损。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空前灾难，成为不能忘记的历史。日军占领东南亚期间，随意拘捕、虐待、杀戮华侨，肆无忌惮地掠夺他们的财产。进入新世纪，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乱时有发生，华侨华人生命与财产损失并不鲜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和平”对华侨华人来讲，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期盼。

在当今时代，华侨华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参与者，首先就需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和睦相融。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转变，就是与当地社会融合的过程。历史上多个国家曾发生的排华事件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暴力事件，至今仍是笼罩在华侨华人头上的一道阴影，一些国家对华侨华人效忠问题的疑虑还仍是被常常提起的话题。如何更好地增进当地社会的理解，消除疑虑，远非一日之功。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有利于华侨华人住在国的族群和解与和谐，使各国民众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受益者。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间交往的便利性增强，联系方式快捷，空间距离的障碍对时间效率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直至20 世纪前半叶，仍需要几十天、几个月的交通航行，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种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移民数量快速增长。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8 国际移民报告，国际移民的估计数量在最近45 年的时间里不断增加，2015 年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员的估计数量为2.44 亿，比1990 年多了差不多1 亿（1990年这一数字为1.53 亿），是1970（8400 万）的近三倍。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移民，已经成为世界上一种常见的生活、工作、学习方式。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与住在国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宗教、习俗、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方面的交融、对峙甚至冲突。2015 年，欧洲因接纳叙利亚战乱难民而爆发了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严重冲击。欧盟内部就接纳问题产生严重矛盾和分歧，难以实行共同移民政策；欧洲社会因此问题开始撕裂，难民造成的治安与骚乱问题导致民众的反移民情绪大增，尤其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刻触碰着欧洲各国民众敏感的神经，社会、人身的不安全感助长了民粹主义思潮蔓延，极右翼势力趁机崛起，影响欧洲各国政局的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相继颁布旨在阻止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美国的“建墙令”和入境限制令，收紧移民政策。一时间，难民、移民似乎成为国家稳定的炸弹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逆全球化思潮已经转化为一些国家的具体政策。

中国整体实力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改变不仅使一些西方政界人士不适应，也有一些国家的民众不适应，在心理上不平衡、在心态上不甘心，对中国排斥、逆反甚至反感、攻击，“中国渗透论”“中国威胁论”等话题不断被炒作，一些人恶意指责华侨华人为中国的间谍。同时，针对华侨华人的反洗钱、灰色清关等在多个国家不断有所行动，不少无辜华商损失惨重。

欧洲难民危机，一方面使人们对造成难民潮的战乱、动荡深恶痛绝，更加迫切期盼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同时也对如何安置、管理难民以及引发的社会冲突、政策争议、决策矛盾深深思索。重视国际移民现象特别是解决、化解难民问题，本身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国际移民更加容易从跨越国界、民族的角度来审视、呼唤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国际移民增长过程中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妥善处理难民问题，需要的是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是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是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既要体现开放包容，又要实现普遍安全，以超越时空束缚的整体意识、全球观念、多元思维，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有利于各国长远利益、有利于国际格局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将华侨华人众多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机遇，邓小平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个“机遇”当时比较突出的意思是，海外侨胞资金优势明显，具有遍及世界的商业网络，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吸纳大量投资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也正是因为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作用明显，也使某些媒体的宣传导向和一些政府领导出现认识上的误区，把这个机遇当成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贡献，讲国内建设对华侨华人的需要；而从华侨华人的角度讲，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为华侨华人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空间，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就是说，华侨华人的投资既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华侨华人自身事业发展，这个机遇是双向的。同时，华侨华人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以损害住在国利益为前提。大量的现实情况是，华商的投资及商业行为客观上或多或少地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华侨华人事业成功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又对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多贡献。

早在1995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了侨务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在“对投资者有利、对所在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的“三有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侨”的优势，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地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铺路，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应该讲，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已经孕育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萌芽，充分说明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也是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华侨华人也将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契机，更好地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融入住在国社会，赢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建设亟需资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各地政府把招商引资放到几乎是压倒一切的位置，华侨华人的资金优势彰显，侨务工作在各地得到了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地吸引投资的渠道增多，侨资的优势相对也不再突出，海外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得到重视，更多的地方政府在侨务工作方面已经从引进资金为主，转向以引进人才为主。但是，人才工作已经不是侨务部门、侨联组织与其他部门相比较的优势，组织部门、教育部门、统战部门、技术开发区、企事业单位等等均可间接、直接与海外人才联系，并相应做好引进工作。也就是说，各省区市一般只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来考虑如何用好海外侨胞这个资源，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当经济发展、投资驱动对侨资的需求减弱时，一些地区侨务部门、侨联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边缘化，致使在很多省区市的侨务部门被撤并到外侨办。总体来看，这是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之后，地方政府在工作布局、职能调整、机构设置等方面选择的必然结果。

华侨华人遍及世界各地，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不言而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侨务工作如何定位、职能如何调整、机构如何改革和设置，都需要从原来主要服务国内建设转到主要面向国外，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来考量，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 层设计，以大外交、大侨务的思路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以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公共外交、民间渠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