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智利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史》，陆国俊的《美洲华侨史话》，高伟浓的《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远眺》等关于拉美华侨华人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偶有涉及智利华侨华人的论述。台湾学者周麟的《智利——中国：移民与双边关系（1845 —1970）》虽然侧重对智利华侨移民历史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时段所限，该书对智利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并无涉及。李仁方、陈文君对智利华商的生存发展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并以智利华商联合总会为例，对其帮助广大华商融入智利社会和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积极作用加以阐述。本文在文献爬梳、调查问卷及访谈的基础上，对智利华侨华人移民的历史轨迹及现状进行探析，希望有助于细化、深化学界对智利华侨华人的认识。

（一）19 世纪的秘鲁华工与智利华侨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智利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记载是在1850 年。“当时的智利共和国圣地亚哥大区区长杰明维古纳在距离首都100 多公里外的奇约塔见到10 个中国人在一家私人庄园工作。之后，他在智利北部又看到大约50 名华工。”这可以说是中国移民在智利的最初记载。现有资料很难考证这些华工是如何到达智利的，但很有可能是从北边的秘鲁进入智利境内。

1879 —1883 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因争夺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硝石、鸟粪矿产地，爆发了南美太平洋战争。智利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帕特西奥·林茨发现并解救了一批中国苦力，获得自由的中国人便自发加入智利军队。

战争期间，被智利军队占领的秘鲁地区的华工，也把智利军队看作解放者，而对他们表示热情欢迎和支持。“智利政府对此十分感激，因之对华侨的态度也较好。当地人民同华侨也能友好相处，有不少华侨与当地妇女结婚。”1881 —1883 年，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华人从战乱的秘鲁来到智利工作，身份从苦力变成了普通的合同劳工。目前所能看到的记载有：“1881 年，智利轮船门多萨号载着80 名中国人从秘鲁齐默特（Chimbote）来到智利的硝石矿区工作；1883 年，180 名华人从秘鲁卡亚欧港（Callao）乘船来到智利的华尼尧斯（Huanillos）。”1884 年，南美太平洋战争结束，追随智利军队的中国苦力绝大多数留在了智利占领的秘鲁领土即现在的智利领土上。

总体来说，此时期智利华侨华人总数不多，但增长迅速。根据智利1885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1875 年智利华侨华人仅有122 人，而10 年之后的1885 年增长到1164”。

（二）20 世纪初至70 年代的智利华侨华人

与19 世纪相比，20 世纪上半叶智利华侨华人人数没有明显增长，且主要集中在北部硝石矿区一带。据统计，1907 年，1919 名智利华人中，圣地亚哥只有87 人，而北部硝石矿区塔拉帕科（paratacá）则有1335 人。1920 年前后，圣地亚哥的华人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只有62 人。而当时华侨华人之所以集中于智利北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北部更容易赚钱。以当时的工资水平计算，在硝石矿山或鸟粪矿场工作，每天的收入是2 比索；而当时城市工人的日收入只有1 比索；智利南部工人的收入更低，每天只有0.7~0.9 比索。

20 世纪初的智利华侨华人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职业逐渐变得多元化，从清一色的华工向多元职业发展；二是移民方式与过去大不相同。1900 年之后来到智利的华人主要是通过亲属和朋友的邀请，而不再是以苦力的身份前往智利。

当时华人在智利的职业主要是开杂货店、牛肉店和在硝石矿区打工。1913 年，在硝石矿区附近的村镇，中国人的杂货店已经发展到92 家，牛肉店6 家，咖啡馆2 家，还有一家旅馆。另据1926年北部城市塔拉帕科（paratacá）大区政府对华人经商情况的调查显示：共计350 家中国商户中，有269 家杂货店，32 家牛肉店，7 家面包房，7 家餐馆，6 家理发店，5 家进口公司，4 家只提供晚餐的饭馆，3 家洗衣店。这一数据表明，智利华人从19 世纪末以打工为主，逐渐发展到以经商为主、打工为辅。

20 世纪30 至70 年代，智利华侨华人的数量不但没有明显增长，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如下表所示，智利华侨华人总数由30 年代的1600 多人减少到70 年代的不足千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智利逐渐收紧了移民入境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动荡的社会形势等因素所致。根据1944 年中国驻智利公使馆的报告，华侨华人中侨民有1500 人，华裔有3000 人，总计4500 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智利华人的数量反而是增加的。到70 年代初期，智利经济紊乱，通货膨胀加剧，不少华侨迁往邻国谋生。此外，有一部分华侨已经加入当地国籍，其后代已经不属于华侨的范畴了。据1982 年统计，旅居智利的华侨有800 人，另有智籍华人2000 人。

至于人数减少的地区，尤以塔拉帕科大区（首府为伊基克）为首，华侨华人由20 世纪30 年代的856 人减少到70 年代的131 人。究其原因，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危机之后，智利北部的硝石产销量所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60% 下降到10%，这是华人离开北部矿区南下寻找谋生机会的主因。华侨华人一路从伊基克南下，有些在沿途的城镇觅得生存机会，有些则一直往南到达首都圣地亚哥并定居下来。因此，在此期间圣地亚哥华侨人数则由区区29 人增加到304 人。这与智利智京中华会馆前主席胡金维先生的印象是一致的。据他介绍，在他1979 年到达圣地亚哥时，圣地亚哥仅有两三百华侨华人，他们主要从事餐馆业，而且大多数餐馆业都是从以前的牛肉铺转行而来。

目前关于智利华侨华人的总数，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笔者对智利华商联合总会会长王何兴进行访谈时得知，“目前旅智侨胞大约为3 万人”。而另一位旅居智利30 多年的侨领胡金维对此也持相同看法。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及抽样分析发现，现今智利侨社具备以下特征。

（一）智利侨社新移民社会的特征尤其明显

前述提到，20 世纪70 年代智利华侨华人不过数百人，可见如今这3 万左右华侨华人绝大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前往智利的。仅1979、1980 年两年时间，到达智利的华侨就达数百人。此后，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初短暂的移民潮后，在圣地亚哥的华侨华人就已超过1000 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以家庭移民的方式前往智利。学界通常意义上的新移民均指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出去的移民，而智利侨界则通常将这个时间点界定在2000 年，即2000 年以前到达智利的移民均称为“老侨”，2000 年后前往智利的移民则称为“新侨”，这也是智利侨社新移民社会特征的有力佐证。

（二）智利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呈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

广东是智利华侨华人的最大来源地，尤以江门鹤山为主。据2011 年统计，鹤山在智利的华侨华人约为5781 人，大部分居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据鹤山市外事侨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鹤山现有智利侨胞已达1 万人，每月往来智利与鹤山的侨胞即有200 人之多。”比较典型的是鹤城镇潮边坑村，全村仅有700 多人，而30 年来通过家庭移民方式前往智利发展的村民即有600 人左右，成为远近闻名的“智利村”。另据笔者对胡金维先生的访谈得知，除了鹤山的移民外，智利侨胞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广州、东莞、肇庆、中山、江门等广东其他地区，比如来自中山的就有700 人，主要居住在伊基克。

此外，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也是智利华侨华人的主要来源地。以浙江青田为例，目前在智利的青田人约有600 人，他们都是2008 年后移民的。短时间内，青田人人数便在智利华侨华人中跻身第四。在智利的青田籍侨胞大都属于家族化发展，约100 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事进口批发业务，其余约500 人分布在智利其他各地区，从事零售行业。

笔者2016 年对智利侨社的问卷调查也反映出智利华侨华人来源地的情况。从图1可见，来自广东的华侨华人约占智利华侨华人的41.80%；浙江约占两成；福建略低，占比6.11%；而来自于其他省份的比例达到了30.55%，说明除广东、浙江等省份以外，智利华侨来源地比较广泛。据笔者对胡金维先生的访谈得知，河北、山东、辽宁、黑龙江等省份亦有移民前往智利发展。

（三）圣地亚哥是智利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

与早期华侨华人集中于智利北部矿区相比，20 世纪80 年代后，中国移民的移居地以首都圣地亚哥为主。从调查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接近75% 的华侨华人居住在圣地亚哥，伊基克的比例仅为3.54%，而其余22.51% 散布于智利阿里卡、阿托法加斯塔、托皮科和比尼市等城市（见图2）。

值得注意的是，华人最早进入的北部城市伊基克目前华人比例较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以圣地亚哥为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相当一部分伊基克华人已经当地化有关。据估计，伊基克当地人口中的四分之一有华人血统，如今这里仍保留着很多中国的风俗和习惯，比如当地语言称呼中餐馆为“其发”（广东话“吃饭”），馄饨被称为“完蛋”（浙江话“馄饨”）。时至今日，伊基克人仍对中国人十分友好，有时甚至当作自家人。曾任伊基克市常任副市长的爱尔奈思多·罗·卡拉斯就是广东人后裔，虽然不会讲汉语，却认同中华文化。他数次自费来中国，追寻先人的足迹。

智利奉行对外开放、鼓励国际竞争的政策；当地民众追求享受，不注重资金积累和商业发展，这些都是华侨华人投资择业时考量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智利华侨华人在职业选择上多数以经商为主，投资成本不高的中餐馆和批发零售业等最为常见。

通过对智利华侨华人职业的调查发现，311 位受访者中，从事餐馆业的人数占到33.76%，也就是说，每三个移民中就有一个从事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紧随其后，占32.15%，几乎与餐馆业不相上下；如加上进出口业从业比例的14.15%，从事商贸业的华侨华人则接近50%。可以看出，智利华侨华人有一半以经商为主。另外有16.40% 的侨胞从事其他服务行业，而从事旅游业、农牧矿产业及文化产业的比例则相对较小（见图3）。

如以地域划分，广东移民大多以开餐馆为业，而江浙一带移民则以从事贸易为主。通过对各来源地华侨华人及其从事行业的交叉分析，亦可窥见这方面的特点。在311 位受访者中，广东籍华侨华人65.36% 从事餐饮业，其他服务行业占15.38，从事批发零售业的占12.31%，从事进出口业的仅为3.85%。而浙江籍华侨华人从事批发零售业则占59.70% 的比例，另有20.90% 从事进出口业，从事餐饮业的不到3%（见图4）。

据调查显示，智利华侨华人所从事的职业，其服务对象84.57% 为智利当地民众，仅有不到10%的行业面向华人自己。

（一）餐馆业经久不衰

中国移民初到智利择业时，成本不高、雇佣人手相对较少的餐饮业成为首选。这个职业特征在“老侨”中尤其明显，他们来到智利后，大多选择开餐馆。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在智利从事中餐业的基本上都是广东人，如今，在开餐馆的华人中，近七成仍是广东人。仅圣地亚哥就有超过1000 家中餐馆，其中像“龙凤酒家”“远东酒楼”“小熊猫餐厅”“红棉酒家”等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中餐馆就有100 多家。智利中餐业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即大多数为外卖式的小餐馆，有的只有几个座位，有的甚至没有座位，主要供当地居民打包回家食用。相对于种类单一的智利餐，中餐品种丰富、精雕细琢，让许多智利人赞不绝口。智利的中餐馆多数已将中餐改良为适合当地人的口味，蒙古牛肉、炸春卷、炸馄饨等菜品和小吃大受当地人欢迎。据祖籍广州的中餐馆老板李国伟所言：“2000 年前来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到智利后白手起家的。而2000 年后来的，基本上都是带着钱来的，在国内已经有些经济基础了。”早期广东人在智利经营餐饮，利润丰厚，毛利约有七八成。据笔者访谈时所获得的信息，一般的家庭式外卖餐馆，每月平均有2 万~3 万元人民币的利润，规模大一些的经营较好的餐馆，月收入甚至达到二三十万元人民币。正是由于经营餐馆业获利颇丰，因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中餐馆，竞争也愈发激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餐馆相对饱和的状况，导致一些经营不善的中餐馆陷入关门歇业的境地。

此外，由于中国与智利文化迥异，双方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有很大的差别，中餐馆也常成为智利当局关注的焦点。在2011 年初，一家规模较大的自助餐厅被当地卫生局永久关闭，给投资者造成上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后在华社的多方交涉下才重新开业。2016 年5 月，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区（省）长法比奥拉·里维罗斯和劳动部部长鲁本·加哈尔亲自带队到其管辖区内的小熊猫餐厅进行不符司法程序的检查。此后，中国人在智利“贩卖人口”（指高价卖签证）、“半奴役”（奴隶劳工）、“贩毒”、“偷渡”、餐厅有“老鼠”等负面报道在智利蔓延，对中餐业形象和健康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为帮助海外侨社更好地发展中餐业，作为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2014 年国务院侨办推出了“中餐繁荣计划”，2015 年中餐繁荣网上课堂在西雅图正式上线，2016 年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正式落户扬州大学。2016 年春节前夕，国务院侨办领导访问智利期间，给智利中餐业带来了一份大礼，中国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智利华助中心、智利比奥比奥大区区政府和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四方共同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将在智利首都和比奥比奥地区分别建立中餐培训基地。这将有助于智利中餐业的规范化发展，并有助于华社更好地在智利推广中餐文化。

（二）批发零售异军突起

较早移民的广东人在餐饮业方面占了先机，经营中餐馆的“老侨”们通过艰难的资金积累，买地、建房，闯出了一片天地。但是随着地价、房价的上涨，十年前花200 万美元盖的房子，现在投入500 万美元也“搞不掂”。因此，2000 年以后到智利的江浙“新侨”大多经营进出口贸易和批发零售业。批发零售业接近90% 左右为广东以外的华侨华人所有，这也是智利华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有些“新侨”在中国开设工厂如染织厂，商店就设在智利，货品都是中低档的。“新侨”多数集中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中央火车站旁的商业街，从事百货批发零售生意，货品来自中国。以前，这里只有一座“中国城”，现在类似的中国城有好几座，还涌现出“浙江城”、“温州城”、“青田城”等商城。以这些商城为中心，中国制造的货物辐射到智利全国各地。其中一座中国城，总共有90 多家店面，华人商户有70 多家，主要从事针织品进口批发贸易。他们基本都于2009 年前后到智利创业，经历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积累了五六年的销售经验，已经小有成就。还有一些华侨华人开始探索葡萄酒及水果进出口生意。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Zona Franca de Iquique）是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此也聚集着一些中国商人，自贸区的2300 家国际公司中，有50 家由中国人开设，另外还有400 家大大小小的华商店铺。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也得益于华侨华人在中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智两国经贸呈现迅猛发展态势。据中国驻智利大使李宝荣介绍：“2014 年，中智贸易额达到341 亿美元，是2005 年签署自由贸易时的5 倍。”智利是中国在拉美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国、进口来源国和铜产品购买国。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并实施以来，中智两国贸易实现多元化发展，更多的中国优质产品进入智利市场，目前已有20 多个中国品牌的汽车行驶在智利的大街小巷，市场占有率达到15%。与此同时，智利葡萄酒和水果在中国已家喻户晓。智利是中国市场进口瓶装葡萄酒的第三大来源地。目前，中国进口水果中98% 的蓝莓、80% 的樱桃、一半的苹果和食用葡萄都来自智利。仅2015 年，智利便有7000 多头奶牛和近千头羊驼出口到中国。

（三）其他行业方兴未艾

智利是个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如圣地亚哥的公共汽车可以进行国际招标，自然资源也可以自由买卖，这给有实力的智利华商带来了机遇，如中国新移民胡为民用600 万美元买下智利银山铜矿。智利的工人喜欢享受，铜矿实行周薪制，每到星期五工人领了工资就去喝酒跳舞，烂醉之后星期一又重新开工。他们没有储蓄意识，也不想当老板，容易满足。所以很多中国移民根据以上情况搜集当地及南美洲的产品需求信息，在中国投资设厂，建立自己在南美的产品营销网络。智利的劳工制度及民众习性，是华侨华人甚少在当地投资设厂、多数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原因。

智利矿产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与中国在矿产资源和农作物方面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智利华商总会因而瞄准商机，积极与当地政府展开合作。2014 年5 月，智利华商总会与智利第六大区33 个城市签订合作协议，这种由华商促成、中智商家相互提供合作项目的经贸合作方式，不仅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该地区矿产资源和农作物对华出口，扩大了中智两国合作空间，互利共赢，前景广阔。2015 年，智利华商总会继续深化这种合作模式，目前华商总会已经与智利当地100 多个市政府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访谈过程中接触到一些侨胞，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涉足房地产业，其中有通过餐饮业发迹的“老侨”，也有从国内江浙一带前往的“新侨”，他们大多数比较低调，但是他们未来在智利房地产行业的实力不容小觑。

三十多年来，智利的中国新移民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些有实力的华商领导的侨团在帮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推动族群友好相处及投身当地公益事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华侨华人在智利也算“安居乐业”。然而，近些年智利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治安恶化等给智利华侨华人的发展带来挑战，同时智利侨社自身的文化传承问题仍任重道远。

（一）经济环境恶化给智利华商的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总体来说，智利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稳定的。智利经济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等级均为拉美国家之首，被视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但智利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高、能源短缺等问题较为突出。近些年，智利华侨华人面临的最大困境莫过于智利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营成本增加等，导致其生存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2014 年后，受智利经济增速严重放缓影响，智利各行业都出现了2009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萧条。许多华商都处于勉强维持经营或受货币不断贬值而引起资金无形蒸发的困境中。雪上加霜的是，商场租户还面临着租金涨价的难题。2014 年9 月份起，圣地亚哥一家“中国城”的店租涨价，每家商户根据店面大小涨租100~1500 美元（约涨40%）不等，临街店面更要附加缴纳2 万~4 万美元的使用权利金，而店铺使用权仅有两年。尽管逐年涨房租是商铺租赁行业公开的“潜规则”，但其涨幅和霸王条款给刚到智利发展不久的华商带来极大的生存压力。

最近几年，伊基克自由贸易区的ZOFRI S.A 集团和ITI 码头等管理公司任意提高各种收费标准，如仓库合同到期后续签需缴纳高额转期费、调高管理费和土地使用费，直接增加了投资人继续投资的运营成本，以致自贸区约300 家华商不得不成立华商联盟，组成律师团队，控告ZOFRI S.A 集团和ITI 码头，以维护广大华人同胞在自由贸易区的合法权益。

从接受问卷调查的华商反映的情况也能窥见智利当前经济环境对华商的影响。受访者中，认为智利目前的经济“非常好，适合发展”的华商仅占15.43%，而认为“不太好，事业有点艰难”的高达60.77%（见图5）

尽管如此，在进一步对华侨华人在智利发展的意向进行了解时，还是有高达60.77% 的人表示会坚持留在智利发展，仅有1.93% 受访者表示愿意回国发展。不能忽视的是，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犹豫不决（见图6）。这表明了智利华侨华人在面对智利经济环境时的微妙心态，既承认在智利的事业发展有点艰难，但同时又认为留在当地发展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社会治安不宁直接损害了智利华侨华人的利益

除经济环境恶化外，智利华侨华人不得不面对当地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局面。对此，智利华侨华人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如图7 所示，在311 位受访者中，高达35.05% 的受访者认为智利目前的治安状况很差，而认为目前智利治安一般的也高达56.59%，这足以看出华侨华人对当地社会治安情况的失望。

智利社会治安恶化，其后果是近年针对华侨华人的抢劫案直线上升。一方面是被抢人数呈几何式增长。据智利华商安全委员筹备会调查发现，被抢劫的侨胞人数从2010 年的1 名，递增至2014 年的53 名，而2015 年前7 个月，便有137 名侨胞被抢。2015 年8 月，在伊基克更是发生抢劫华商1.27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22 万元）现金的重大抢劫案件。

另一方面，从涉案金额来看，2010 年1 名华商被抢损失400 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6400 元），到2013 年17 名华商被抢总金额增至1.078 亿比索（约合人民币98 万多），2014 年53 名华商被抢总额达3.3901 亿比索（约合人民币308 万元），是前一年的3 倍多；到2015 年137 名华商被抢金额高达5.31 多亿比索（约合489 万元人民币）（图8）。可见，这几年智利华商面临着不断恶化的治安环境。盗抢案件的多发及金额的增多，既与此息息相关，也与华商自身的经营习惯密不可分，不少华商习惯携带大量的现金以逃避税收，这也给了不法之徒可乘之机。

自2015 年下半年至2016 年，由于华社注重防范，智利侨社见诸报端的盗抢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但偶有发生，涉案数目却很惊人。2016 年7 月份，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事进口批发的华商白成（化名）家里保险柜被盗，丢失1.5 亿比索现金、6000 万比索支票以及护照等重要文件，损失惨重。同年11 月份，更是发生了华人酒店老板罗宝林在店内被劫匪枪击身亡事件，引发2000 多名华侨华人到总统府向内政部请愿，提交抗议书，要求严惩凶手。

另外，针对华商的盗窃、欺诈事件层出不穷。有些服务员甚至与“伪客户”里外勾结，偷盗横行，手法千奇百怪，给华商的日常经营带来了极大损失。

（三）华人社区文化传承任重道远

智利华侨华人数量相对不多，但由于新移民众多，侨社在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尽管“新侨”对于后代接受中华文化教育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他们大多处于创业初始阶段，投入文化传承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在311 名受访者中，高达81.90% 的受访者表示会“让小孩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但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教育体系，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到当地的西文学校学习，只在周末的时间将孩子送到中文学校学习。

此外，智利侨社中文学校数量偏少，也客观上影响着智利华侨华人学习中文的热情。目前，仅在圣地亚哥智利智京中华会馆设有一所中文补习学校，学校在中国国务院侨办支持下成立于2003 年，现有学生120 多人，共设8个年级，招收6~17 岁的学童（插班生年龄不限），根据各学生的中文水平插班学习。学校每年分两学期开课，第一学期通常为每年3 月至7 月，第二学期为每年8 月至12 月，逢周六中午12 点至下午4 点授课。教学内容除了汉语拼音、中文综合、中国文化综合、中国文化历史地理常识等基础课程外，还有手工图画、舞蹈武术及舞龙舞狮等中华才艺。

在华文媒体方面，智京中华会馆办有会员通讯杂志《旅智华声》。成立于1981 年的智利华侨联谊会，以台湾侨胞为主，也办有小报《智利侨讯》和一个中文学习班。智利华商联合总会起初办有《智利华商报》，后来更以电子版的形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华社较为注重“网络社区”建设，办有相关智利中文网、智利华人网、智利华商总会网站等较为活跃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其他中医保健、文化宣传等微信群也是智利华侨华人广泛运用的文化传播手段。

可喜的是，华社在中国驻智利使领馆、国务院侨办等部门的支持下，在智京中华会馆、智利华商联合总会等社团的引领下，愈发重视开展华文教育、兴办华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积极推广中餐文化和中华文化，这无疑给智利华社传承中华文化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