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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 从中国粤西南到荷属东印度: 一份猪仔证所见之锡矿劳工史

时间:2018年07月12日 09:19来源: 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

缘起

2017年4月在湛江市赤坎区进行《口述广州湾》采访期间,受访者陈康宝向笔者出示一份“猪仔证”。陈康宝生于1958年,据介绍,父亲陈云初自二战后回国,一直珍藏这份证件,用手帕包裹防潮,直至临终才交给儿子保存。起初陈康宝并未意义到证件的历史价值,后来因为得知湛江地区很少留存类似证件,因此向外界披露,将父亲“卖猪仔”的故事登载在《湛江晚报》。我们本着对粤西南出国劳工史的兴趣,对这份由荷兰文和中文书写的文献进行初步解读,并结合当时陈云初服务的荷属东印度锡矿的历史背景,来初步探索中国粤西南和荷属东印度的一段很少被谈及的往来历史。


文献解读

该证的封面显示这是一张“ontslagboekje”,中文名为“脱身凭札”。从字面意思理解,ontslag的意思是离职,boekje的意思是一份小的凭证。该凭证的发行机构是Banka Tin Winning,指的是邦加(Banka)锡矿公司。邦加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锡矿场区。该地区从18世纪中叶开始就已经有华人组织锡矿生产,但是到了陈云初先生的年代,锡矿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已经被荷兰人控制。而他所服务的Banka Tin Winning公司就是荷兰殖民政府组织的控制邦加地区锡矿生产的一家垄断性企业。


该凭证的第一页是对这个凭证的效力的说明,右边的中文显示:“如在吧力领工,须将此札交与收工者,收后暨送回本局”。左边的荷兰文记载两条更加详细的条款。其一:“当本凭证被更新时,服务状态(staat van dienst)中所有的信息必须要被转移到新的凭证上”;其二:“旧凭证之后销毁,要在新的凭证上面注明,并且需要由部门经理(sectiechef)亲自签名”。可见荷兰当局目在于确保这张凭证记载关于持证劳工的所有服务记录,并且不会受到凭证更新的影响。


接下来的那一页是关于劳工的个人信息。该页贴有劳工的照片,照片上盖有他所服务的部门的钢印。这个部门是Banka Tin Winning下属的Muntok部门。Muntok其实是公司的主要港口,用于运输出口该公司在邦加岛上产出的锡矿。照片下面用中文写上了他的个人信息:姓名写为陈云初,而高州作为他的氏名,这种命名方法可能受到荷兰姓名传统的影响,因为荷兰人的姓名后面经常加上一个van来显示他们的籍贯。此外上面还清楚写明了陈云初来自吴川田头村(今坡头区南三镇田头村),并用苏州码写上了他的出生年份:1902。在该页的右侧还写有他来到邦加的日期:1931年12月7日,但并没有标注他的回国日期。


再往下,是陈云初的服务状态。右起记载了他每一年从哪一天开始工作,到哪一天为止,以及每一年的薪水标准。上面显示他工作的地方是Tempilang,属于Muntok区域。这个区域开发较早,到了1930年代已经不再是矿区,而变成邦加的运输集散区域,因此陈云初的主要工作并不在矿区,而是服务于铁路的部门。记载来看,陈云初的工作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而且工资也是逐年上涨,每年的工作日期基本都是全勤(已经扣除节假日)。中间1935年1月6日到1936年11月9日没有工勤记录,很可能这段时间他回国。此时距他初次来邦加(1931年12月7日)已经年满3年。这三年期间,陈云初的日薪是固定的(每日工银36 stuiver)。此后再次来邦加之后他的工资就有一次上涨(每日工银41 stuiver),再过大约二年,从1938年11月10日开始,他的工资就上涨到了每日工银46 stuiver,上述工资应是以荷兰小额货币计算,每过一段时间结算一次,结算信息在下一页显示。


再往下就是陈云初本人的体检记录,共有6次体检,分别发生在1933年12月27日,1935年1月7日,1938年11月10日,1939年4月16日,1940年11月21日1941年11月20日。医生的给的结果都是荷兰文goed,也就是良好。


在接下来就是他每一阶段的工作的证明,上面有所在部门的管理者的签字盖章,上面还有确定他收到了多少钱。因为日薪是账面数字,实际工资以结算日所得为准。此页所见的结算工资的计算单位单位是f,就是guilder (中世纪称为florin,缩写作f),也就是所谓的荷兰盾,换算关系为1 guilder = 20stuiver。此外,与前面的记录相比,这项记录还显示了他在二战后的状态。在1946年9月17日,应该就是他离职回国之际,上面也有他所在部门管理者的签字盖章,但是并未写明他是否收到工资。很可能当时是在战后混乱时期,重新占领的荷兰殖民军试图重新控制锡矿,却受到勃发的印尼独立运动和劳动运动的阻挠。陈云初只是拿到了离职的一个证明,但是并未领取工资。不过这份凭证对他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根据规定,如果他再回邦加,就可以按照这份凭证来直接按照老工人的标准来领取工资,而不用以新客身份从头计算。


殖民地锡矿与下南洋

这一体系如何出现?我们需要回顾陈云初所服务的邦加锡矿历史。邦加锡矿的历史其实非常有趣,该课题已经有一部英文专著:Mary F. Somers Heidhues的Bangka Tin and Mentok Pepper: Chinese Settlement on an Indonesian Is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至今是该研究领域的经典。Somers Heidhues很好梳理华人锡矿产业在邦加盛衰的历史。这本书指出邦加在18世纪初还是一处乏人关注的热带岛屿,但是随着锡矿被探明,以客家人为首的华人从18世纪中叶开始建立一系列的“公司”来开发锡矿。他们引进了一整套华人特有的挖掘、排水、冶炼的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个岛屿的生态环境与人口结构。从而使得该岛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成为了荷属东印度最重要的锡产区。


荷兰人最初只是通过巨港(Palembang)苏丹来间接控制这一地区的锡矿产出,并强迫该地区出产的锡都必须首先运到巴达维亚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占领了荷属东印度,并且迫使巨港苏丹将邦加割让给英国。拿破仑战争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连同整个荷属东印度,邦加再次移交荷兰。从此,荷兰殖民者开始直接控制邦加的锡矿。在很长一段时间,荷兰的管理方式是通过控制苦力的进口、粮食的输入、以及锡的收购价格,来实现其垄断性收益。而具体的锡矿的管理则控制在各个华人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的最初运行方式与西婆罗洲的华人公司很相似,也就是所有的劳工都有一定的份额,并且共同决定锡矿的重要事务。但是随着荷兰人的介入和锡矿的蓬勃发展,公司的份额逐渐成为了原有的劳工以及投资方的特权,而新来的劳工,也就是所谓的“新客”却不再享有这样的机会。


锡矿开采示意图

这里面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劳工的雇佣都是掌握在公司的手中,公司会通过华人帆船贸易的网络从中国进口新的劳工,而这些劳工往往都来自广东东部的客家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嘉应州,他们是有机会在工作一定年限之后成为“老客”,并成为公司的一员。但是在19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粤西南劳工,开始先是通过自己的帆船贸易网络从海南、雷州等地来到邦加,并加入锡矿。他们由于和原来客家人为主的公司成员在方言、籍贯上非常不同,因此很难通过已有的流程来实现从“新客”到“老客”并到公司成员的转变。


顺应这一变化,荷兰殖民帝国也开始组建自己的班轮贸易网络,以香港、海口、北海、以及后来的法属广州湾为据点直接从中国进口苦力。到了二十世纪初,荷兰的班轮网络已经覆盖了这一苦力贸易航线,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苦力贸易政策,其中报告苦力雇佣的价格、服务的年限、体检的要求、回国的补偿等等细节。这些规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苦力,并且与其他苦力需求地竞争。有意思的是,荷兰人重点吸引的对象恰恰就是粤西南,这一方面顺应了19世纪中叶以来邦加华人社会内部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粤西南地区的苦力用工报酬较低,而且不少苦力在邦加服务满一定年限后开始回到粤西南成为了吸引新的苦力的工具。分布在东南亚多地的雷州会馆和琼州会馆反映大批粤西南民众下南洋的历史,而文献亦记载由法国管辖的广州湾租借地助推华工出洋。如1931年广东省民政厅报告:“(民国)十八年四月法人招诱华工,委系由法国专轮到广州湾运载,并由赤坎买办碗料器等物,据闻约有华人四百之多……凡代理落船者,西营埠则有锦纶泰店为普通人所共识,赤坎埠大抵以大成行各客栈为多。”


邦加锡矿以及相应的苦力贸易在1920年代达到了高潮,然后在1930年代初因为大萧条陷入了低谷,而这之后因为各国二战前的战备工作,而又开始复苏。陈云初恰恰就是在锡矿贸易的最低谷时期来到邦加,之后经历市场的复苏。然而好景不长,支持这次市场复苏的军备竞赛最终引来了日本人的入侵。1941年底日本人入侵和占领的几年给整个邦加的锡矿及其劳工带来巨大的灾难。食品供给难以维持,海上交通不断受到盟军的破坏,而且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当地华人和日本占领者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相反当地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则受到日军的训练,并在二战后加入了抵抗荷兰人的印尼独立战争。


再次转向陈云初所服务的公司Bangka Tin Winning,这家公司由荷兰人在1913年成立,其主要目的是将管理锡矿的职能与地方行政职能分开。在该公司成立之前,邦加的华人公司是从荷兰殖民政府那里获取苦力、设备和供给,并统一向荷兰殖民政府上交出产的锡与锡矿。该公司成立之后,殖民政府就从这些具体的锡矿管理业务中脱身出来,而Bangka Tin Winning公司取而代之承担这些职责。一直到1950年代被独立后的印尼政府接管,Bangka Tin Winning实际上成为了荷属东印度最重要的锡矿公司,它的总部目前还成为了一家博物馆,该博物馆纪念的不仅仅是邦加锡矿的历史,而且也是印尼独立的历史。因为在1940年代后半期的印度独立运动中,印尼的领袖们包括苏加诺和哈达就长期被关押和安置在邦加,而该公司的总部最后成为了印尼独立领袖们与荷兰殖民政府谈判独立协议之场地。


记忆中的劳工历史

“亲历、亲见、亲闻”是口述历史的重要原则,虽然陈康宝出生之时,父亲已归国多年,他未曾直接体验印尼生活。但通过父母讲述,他得以了解父亲在邦加岛工作的经历。与大多数华人下南洋的初衷相似,陈康宝认为身体健壮、善于游泳的父亲到邦加锡矿工作是为了挣钱谋生和回乡建屋。


访谈中,陈康宝数次强调良好身体条件和操行与“猪仔证”的关系,以此说明证件得以保存实在来之不易。父亲出洋务工经过外籍医生仔细检查和体能测试,每年需要体检,有其他华工曾因体检不合格或打架斗殴而被解职。至于父亲出洋的过程,陈云初读到招工广告后,先由乡下越过海湾,经广州湾租借地的行政中心西营来到商业中心赤坎,在水仙庙附近一间招华工的店内(俗称“猪仔馆”)报名,其后坐船到香港,再由华商包办,将华工从香港送到邦加岛。


陈康宝认为,在荷兰人的锡矿打工“比较自由”,三年契约期满可以选择继续留下或离开。所获报酬堪称“值得”,由于锡矿包伙食,三餐都有白米饭,陈云初能攒下较多薪金,大多用于兑换港币,后人仍保存数枚“荷兰银”。正如上文指出“旧客”和“新客”之间的不和,陈云初亦向儿子讲述上六府华工欺负下四府华工,比如前者先挑选完好衣服,再将破损衣服分发给后者。又如华工之间不时报复仇杀,一些人更因赌博输尽工钱。工作方面,陈云初并非在矿场劳动,而是主要在运输部门工作,蒸汽火车将矿石从矿山运到码头,他就负责将木柴搬到火车上供其燃烧。华工受工头管理,勤奋高效,下雨照样做工,荷兰人则处于更高层的位置。陈云初与荷兰管理者关系好,“荷兰白种人是工头,他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都叫我父亲去修好。荷兰人很喜欢游泳,去游泳一定带上我父亲,因为池塘有很多鳄鱼,他说鳄鱼闻到中国人的味道就不吃人。”


1935年陈云初回到家乡,一次拟从香港返回邦加锡矿时,内心踌躇而折返。待到1936年回到邦加,下次回乡远在十年之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邦加锡矿工作环境变得恶劣,不仅工钱减少,日本人更虐打工人。陈云初脚部受伤后仍被强迫劳动,发炎拖延多日才能到荷兰人医院治疗。陈云初一直与舅公保持联络,由于不识字,寄送金钱和传递信息都靠往来两地的人捎带。战后陈云初接到舅公信件,促使他在1946年离开邦加返乡。


彼时广州湾租借地已归还中国,新成立湛江市,陈云初其后居住赤坎,一直从事搬运工作,1954年与一位二战时从澳门逃难广州湾的女性结婚。新中国建立,政府将搬运工集中管理,陈云初被编入“湛江市第一搬运公司”。据《赤坎区志》记载:“1949年湛江解放前夕,赤坎、霞山两地搬运工人共1200人,其中赤坎960人。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经过民主改革,重新组成赤坎搬运站,1958年改称赤坎装卸搬运公司,1981年并入湛江市第三运输公司。”1952年,陈云初还加入广东省“中苏友好协会”,想必是因为工人身份受到青睐,会员证继续记录他在不同时代的人生际遇。1998年,陈云初高龄辞世。

作者徐冠勉系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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