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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曹禺的友谊

时间:2018年05月31日 15:16来源:中国侨联

2018年正值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我们在这里回忆一下他与曹禺师近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或许是有着现实意义、长远意义和特殊意义的。

      记得作家冰心先生曾经说过:“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或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正由于如此,在19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曹禺师为自己失去一位半个世纪的良师益友而肝肠搅刺、悲痛万分。曹禺师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向遗像深深地鞠了五个躬,走出门以后忍不住停下来,眼睛里含着热泪哽咽地说:“周总理去了,我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随之而逝。”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北京人艺的同事们都知道,周总理在几十年里对于剧院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帮助,是与曹禺师不能分开的。

      在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里,周总理到剧院看演出(他一共看了41个、次戏的演出)、看排练、参加晚会、出席座谈会,以至串走家属宿舍当中,总少不了曹禺师的陪同和介绍,而周总理又总是以“老同学”来亲切地称呼着这个人艺的院长。

      有人问:你们果真是“老同学”吗?

      曹禺师会摇摇头笑着说:“那是总理的谦虚,我们年龄相差12岁,实际上只是在天津南开中学先后不同时期的同学,而且先后不同时期在一个剧团里(即‘南开新剧团’)里演过戏罢了。”

      周总理与中国话剧之间的渊源关系,倒是鲜为人知的,首先值得写上一笔介绍一番。

      众所周知,话剧是一个舶来品,来自欧洲的古希腊,天津则是早年中国话剧之乡,南开中学更是北方话剧的摇篮。早在20世纪初期,也就是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以后的两年,南开中学的创办人、老校长张伯岺从欧美考察回来,就在校园内极力推广当时在欧美已经开始流行的话剧艺术。1914年南开中学成立了最早的新剧(即话剧)业余演出团体——“南开新剧团”。

      周总理当时年仅16岁,正在南开中学读书,便已是南开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写新剧、表演新剧,还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周总理更是一位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一文,倡导把新剧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指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这些进步的戏剧观念,对于多年以后参加新剧团的曹禺师,依然影响不小,教益非浅,难以忘怀。

      那个时候,中国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社会风气相当不开化,男女少年根本不能同校上学,更是不能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又独具表演才华,反串女角婀娜动人,惟妙惟肖,先后在南开新剧团扮演过十多个戏里的角色,其中绝大部分演的是女角色,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慧娘、《恩怨缘》中的烧香妇、《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华娥传》中的华娥、《老千金全德》中的童男……等等。在这些演出里,他的精彩表演受到广泛的称赞。有的评论文章写道:“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场。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 ,而其于新剧团编作布景,无不赞助之功。”

      后来,周恩来还一直牢记在南开中学求学时那段男扮女装登台演剧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与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南开中学观看话剧时,周总理对张伯苓说:“我对校长有意见!”张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总理又风趣地说:“当年你不该总让我扮演女角啊!”师生二人对视,大笑不止。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等地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其声誉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某些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915年10月18日,北京广德楼戏园上演其它新剧团演出的戏,周恩来得知以后,赶忙与李福景等20多名同学组成“津门学界观剧团”,乘火车来到北京,住在前门西河沿元成房。当晚,来到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在包厢里观看了话剧《仇大娘》。看戏以后,周总理、李福景等人返回住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钟。这天下午,周恩来等人再次来到广德楼戏园,观看话剧《恩怨缘》,大家认为,此戏几乎无懈可击,剧本好,又加上演员们聚精会神,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看戏以后,周恩来、李福景等人去街头吃晚饭,接下来再一次返回广德楼戏园观戏。大家认为,这场戏演得比头天晚上的效果还要好,他们边看边说,兴奋地直至午夜才返回住处。

      通过这些观摩,周恩来、李福景等人不仅了解了北京的新剧演出情况,同时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可谓受益多多,美不胜收。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团的剧目,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来到北京演出。该戏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开中学演出以后受到好评,后来又受到北京文艺界的邀请,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有意义的往事。周总理说:“30多年前,南开中学校庆,我们排演了新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兴奋地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总理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也是同行了。”他说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周总理关于发展新剧的思考是认真的、全面的、深刻的。他曾经明确地提出——

      第一, 旧戏流弊太多,多为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为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为此,只有从振兴国家出发,力倡新剧。

      第二, 对于新剧的派别也要具体分析,趋向堕落的文明戏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文明戏的“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之主旨,相去日远。”一句话,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

      第三, “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剧,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周总理早年的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南开新剧的健康发展,显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幼稚的中国话剧之成长也是十分有利的。

      后来,曾经有人问过周总理:“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话剧?”周总理答:“都喜欢。”那人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周总理想了想直率地说:“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服人以诚不以言”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而且是做中国政党领导人以后,周总理自己就不便也不能再登台演戏了,但是,他的兴趣犹存,对话剧艺术、话剧演出团体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指导。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热潮中,也是如此。

      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的“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这个戏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任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请,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并给剧本提出意见,进行了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职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的时候,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爱国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目的时候,周恩来都来看戏。周恩来每次到剧场看戏,都由邓颖超大姐陪同,另外还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参加,一共有六个人。每次演出结束,周恩来都要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谢。还有一点要提及的,那就是周恩来等人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不肯“看白戏”。一次,唐槐秋委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六张戏票,请他们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要好多钱?”田汉说:“这是请你去看戏,不要钱。”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地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戏票钱就由我来付吧!”周恩来摆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有那么几个钱吗?”结果,田汉拗不过周恩来,还是收了六张戏票钱,才算了事。

      当时,与青年成名的曹禺师一样,22岁就写出名剧《凤凰城》的吴祖光,也曾受到重庆一些文艺评论家的非议。1943年2月14号,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首演,演出效果不错,但是舆论界把他批评得一塌糊涂,骂吴祖光——“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写姨太太跟戏子调情、谈恋爱这些与抗战没有关系的剧本?”周恩来听到这些评论以后亲自去看,并对这部戏作了中肯的评价。

      周恩来看《风雪夜归人》,先后一共看了七次,并且是爬着200多层的台阶,到高处的“抗建堂”去看戏。周恩来谈到这个戏时表示:吴祖光写这么一个在生活底层的妇女,一个姨太太,跟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戏子,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向那么强大的黑暗势力作反抗,应不应该赞扬呢? 大概是应该肯定的吧。

      1941年11月,周恩来提议当时汇集重庆的中国文艺界人士为50寿辰的文坛宿将郭沫若祝寿,上演郭老的历史剧《棠棣之花》。而且,周恩来亲自出马,邀请了共产党员石凌鹤担任导演。有名人担了重任,其他人也愿意出来帮忙,没有多久就把这个戏高水平搞出来了。等到戏演出以后,郭老非常兴奋,手舞足蹈。他这一高兴就来了干劲,以后又延续了整整18个月的时间。这18个月他一口气写出来五个历史剧,即《孔雀胆》《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宫草》。这说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能够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此,周恩来的领导真是不能不令大家佩服和牢记于心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