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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讨】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时间:2018年05月25日 14:26来源:中国侨联

曹雨(1984 — ),男,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研究、饮食人类学研究。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海外华人社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华人人数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国。相形之下,有关欧洲华人的研究不算丰富。在有关欧洲华人的研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国内学者是李明欢教授。她认为,欧洲华人社区与其他大洲的华人社区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占总人口比例较小;二是移民历史较短,不早于20 世纪50 年代;三是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地位不高;四是较少形成社会功能完备的华人社区;五是非法移民比例较高。就欧洲华人社区而言,还可以继续细分为几个差异明显的社区: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华人绝对数量较大,受关注程度较高;而爱尔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这些国家的华人绝对数量相对不多,较少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笔者于2013 年到2014 年期间曾访学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对爱尔兰的华人社区进行了田野考察,也对爱尔兰本地学者有关爱尔兰华人社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爱尔兰本地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对移民问题的整体研究,其中与华人有关的内容不多,且多集中在中国留学生和中爱商贸往来方面。爱尔兰对华人社区的研究大多受爱尔兰国家种族与跨文化交流顾问委员会(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Racism and Interculturalism)的资助。2008 年,该机构因国家财政紧张而关闭,有关中国移民的研究也随之中止。


由于爱尔兰华人社区存在一个突然膨胀的现象:从一个仅有数千人的少数民族社群,在2000 年前后暴增为超过5 万人的第一大少数民族社群,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对爱尔兰华人社区的建立、适应和融入,都深具研究价值。爱尔兰华人社区的这种现象,在华人移民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范式。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中,有将近80% 的人居留时间短于十年。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形成的移民社区,其规模能否延续抑或只是昙花一现?其人口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爱尔兰中国移民历史与数量估算


(一)爱尔兰中国移民的历史变迁


中国人移民爱尔兰的历史与爱尔兰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密不可分。早在爱尔兰独立以前,已有少数英籍船只的华人船员在爱尔兰的主要港口——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短暂居留。但华人真正成规模地进入爱尔兰定居还要迟至20 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少量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以英国为跳板进入北爱尔兰定居。由于英爱两国的陆上边境并无阻隔,其中有一部分人南移到了爱尔兰共和国,这些人以经营中餐馆为主要谋生手段。由于进入爱尔兰的时间较早,他们的子女如今多已成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多数已经不操粤语或者普通话,但对香港乃至中国仍有情感上的联系。他们特别关注来自香港和内地的新闻,并认定自身具有双重身份,认为自己既是爱尔兰人也是中国人。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成为新移民的主体,但这部分学生留在爱尔兰工作的并不多。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成为爱尔兰华人社会的主流。较早抵达爱尔兰的新移民多来自福建省,他们同样以经营中餐馆为业,现在居爱尔兰多已超过十年。早期多为男性移民,现在大多已将国内妻儿接来,性别比例已趋平衡,生活和收入比较稳定。


2000 年以来,来自辽宁省的劳务移民大量涌入爱尔兰。根据爱尔兰中国商会的调查,现在爱尔兰华人除留学生以外的人口中,数量最多的为辽宁省人。这一方面与中国改革开放后辽宁经济变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19 世纪中期以来爱尔兰长老会在辽宁传教数百年的历史渊源有关。在2007 年经济危机之前,爱尔兰曾一度出现劳工短缺的情况,来自中国的劳务输入主要是为了填补一些当地人所不愿意做的低薪、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空缺,如屠宰场流水线工人。这些移民大多经由蛇头组织抵达爱尔兰工作,他们在国内向蛇头缴纳数万元人民币的介绍费。到达爱尔兰后,蛇头将他们的护照没收,要求他们以工资支付介绍费的利息和本金,这些中国劳工往往受困于不断累加的利息,无力还清债务,从而沦为蛇头的赚钱机器。他们在爱尔兰的华人社群中地位最为低下,通常只掌握很少英语或根本不会英语,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条件恶劣,有些人甚至居住于十余人一间的隔间中。经济危机之后,由于劳动岗位的大幅削减,他们面临着劳工合同过期并不予续签的问题,很多人就此非法滞留于爱尔兰。由于谋生艰难,有些人甚至参与卖淫交易。


自经济危机以来,爱尔兰已经不再从国外输入劳工,因此,2007 年以后到达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多为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但现在爱尔兰政府和民间皆对移民持较为保守的态度,预计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将难以继续留在爱尔兰生活和工作。2009 年以来,爱尔兰开放了投资移民渠道,但由于投资金额门槛较高,通过这一渠道移民爱尔兰的中国人并不多。


爱尔兰是一个民族较为单一的国家。由于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经济并不发达,国内生活水平并不高,因此,爱尔兰长期以来是一个移民输出国。20 世纪70 年代以后,随着爱尔兰加入欧盟,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经济状况逐渐改善,爱尔兰接纳的移民数量开始缓慢增加。1996 年到2006 年这十年间,是爱尔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凯尔特之虎”经济的起飞,移民人口开始大幅度增加。2006 年,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10% 左右。此后,移民问题开始进入爱尔兰主流社会的视野。


(二)中国移民数量统计与估算


自1911 年开始,爱尔兰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96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移民的人口数量尚不足2000 人;在2001 年普查时,中国移民人口增加到5842 人;到了2006 年,登记的中国移民人口达到11161 人,翻了近一番,在所有移民中居第二位,仅次于波兰。但到了2011 年,中国移民人口下降为10896 人,A降幅为2.4%;2016 年的中国移民人口进一步降为9575 人。从2006年到2011 年,爱尔兰总人口增长了7.2%;从2011 年到2016 年,爱尔兰总人口增长了3.7%,但全部移民人数则下降了2.6%。

爱尔兰图1


结合爱尔兰最近两次的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移民人口的比重下降得更多。与2006 年相比,2016年,在所有亚洲国家人口当中,中国移民人口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被印度人和菲律宾人超越。在爱尔兰的所有少数族裔中,中国移民的人口数量目前排在波兰、英国、立陶宛、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巴西、尼日利亚、印度、菲律宾之后。


但在爱尔兰学界,研究中国移民的学者对国家普查局的数据都进行了重新修正。爱尔兰国家普查局对移民人数的统计往往较低,这是由于有些移民躲避人口统计造成的。爱尔兰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单一民族国家,对移民一直持比较保守的态度,因而爱尔兰对非欧盟地区的移民手续设置得非常繁复,导致移民很难获得稳定的合法身份,所以在爱尔兰的非欧盟移民很多都没有合法身份。同时,也因为移民时常转移住所,或者与人合租,又或者根本没有固定住所,所以在调查中容易被遗漏。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玛丽·吉尔马丁(Mary Gilmartin)博士使用PPS 号、工作许可、签证记录等资料进行的人口估算显示,2006 年大约有6 万名中国移民,而中国大使馆的估计是3 万左右,但是没有给出数据来源。有爱尔兰媒体估计,中国移民人数达到12 万~13 万,主要居住在大都柏林地区。这一数据应是严重高估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爱尔兰官方统计的中国移民人口出现了2.4% 的减幅。笔者认为,无身份移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大,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减幅极有可能大幅度超过官方统计的数据。笔者认为,目前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人口应当不超过5 万,其中一半持学生签证。理由如下:根据爱尔兰国家移民局的资料,近五年来平均每年约有8000 个学生签证发给了中国学生。由于中国学生在爱尔兰留学的平均时长为3 年,这样大约就有2.4 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爱尔兰。与抽样数据的比例对比可知,大约一半的中国移民是留学生,那么中国移民总人口应当不超过5 万人。


2011 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还显示,有17800 名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来自中华文化背景,占总人口的0.4%,这是因为除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移民以外,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华人移民,其中许多人拥有中华文化的认同意识。



二、中国移民的人口特征与分布特点



(一)爱尔兰中国移民人口的构成与分布


2013 年,爱尔兰中国商贸顾问机构对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总共统计了422 个中国移民样本。具体情况如下: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2∶100,对移民群体来说大致平衡。年龄90% 在35 岁以下,25~34 岁的占48.9%,是一个年轻的社群。中国移民的来源地以中国北方居多,辽宁省最多,其次为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河南、浙江、河北。90% 以上来自中国的城市,大部分人使用简体中文。30.8% 的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居留时间为一年以下,23%为2~4 年,24.9% 为5~9 年,21.3% 为10 年以上。中国移民中,有61% 持学生签证,5.7% 持工作签证,15.4% 拥有永久居留权,4.1% 持配偶签证。中国移民大部分与人合租房屋居住,59.5% 合租,29.1% 单独租房,自有住房者仅占中国移民总数的11.4%。爱尔兰中国移民的失业率为4.4%,远低于爱尔兰的平均失业率,28.6% 的人有全职工作,5.3% 的人拥有自己的生意。在爱尔兰,餐饮业是中国移民非常重要的从业领域,接近50% 的在职中国移民从事餐饮相关行业,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移民情况相类似。


爱尔兰中国移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年均收入低于1 万欧元的占48.3%,这也是学生人数较多的缘故,但在职中国移民的收入与当地一般收入水平相当。中国移民大部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本科占33.6%,研究生占45.1%,博士和博士后占8.1%,受教育程度非常高。在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中,有28.9% 选择计算机和IT 专业,19.1% 选择会计和金融专业,14.8% 选择工程专业,其余学生也以理科和商科为主。中国移民中超过70% 是单身的年轻人,比例较其他所有族群都高。与此同时,中国移民的生育率在爱尔兰所有族群中也是最低的。在宗教信仰方面,大约三分之二的中国移民无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中国移民中,佛教占多数,但有3% 的中国移民表示信仰天主教,这应该是受到爱尔兰本地信仰影响的缘故。


根据爱尔兰人口普查局的数据,95% 的爱尔兰中国移民居住在城市,60% 住在都柏林及其周边地区。除了都柏林以外,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分布非常零散,大多数的爱尔兰城镇都有中国移民居住。在总计165 个城镇中,只有28 个城镇没有中国移民居住。在2011 年爱尔兰国家普查局的统计中,在爱尔兰的10896 名中国移民中,仅有614 名在农村居住;超过6000 人居住在都柏林,科克大约有500 名,利默里克有近400 名,高威有大约300 名,其余城镇中国移民数量皆在200 人以下。


中国移民的人口地理分布与其就业和留学情况密切相关。招收中国留学生的爱尔兰大学有9 所,其中6 所集中在都柏林和附近地区,其余3 所分布在科克、利默里克和高威。除了占移民人数一半的学生以外,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中国移民从事餐饮业。根据笔者在爱尔兰的实地考察,亲身游历的20 余个城镇中,几乎每个城镇都至少有一家中餐馆,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爱尔兰城镇都有中国移民居住。以笔者在爱尔兰居住的梅努斯镇为例,镇上有3 家中餐馆,一家专营传统中餐盘菜,主要服务中国学生;一家主打中式自助餐,口味与传统中餐大相径庭,主要服务当地人;还有一家专做中餐外卖,接近美国中式快餐的口味,服务对象也非华人。由此可见,中餐馆为了避免互相之间的竞争而采取了各有侧重的经营方式和服务对象。除了餐饮业以外,华人的就业也集中于IT 领域,而这些公司往往都集中于都柏林及附近地区。


(二)爱尔兰中国移民人口减少的趋势


在2011 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中国移民人口首次出现下降,2016 年普查中中国移民人口继续下降。2007 年全球经济衰退重创爱尔兰经济,使失业率一度上升到17%,原本欣欣向荣的“凯尔特之虎”几乎一夜之间变成“病猫”,各行业都大量解雇雇员,而外籍雇员更是首当其冲。由于收入减少,爱尔兰家庭紧缩开支,导致在中国移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餐馆生意惨淡。2011 年,一家位于都柏林名为Sans 的老牌中餐馆关张,爱尔兰最古老中餐厅之一的“帝国”餐厅于2012 年关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债务危机对中餐业的影响。2013 年以来,爱尔兰经济复苏,就业率缓慢提升,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但难以恢复到2002 —2007 年间的飞速发展水平。基于此,笔者预计,爱尔兰的中国移民人口数量将保持在5 万人左右的稳定水平;由于爱尔兰人口出生率高,且其他族群移民进入较多(如波兰、印度、立陶宛、尼日利亚、菲律宾等),人口增长很快,中国移民占当地人口比重将持续下降。预计中国新移民进入爱尔兰的数量将保持平稳,而移出的人数也会同样保持稳定,所以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将出现稳步融合的态势。


与中国移民一样在爱尔兰出现人口下降趋势的移民群体,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俄罗斯的移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移民的移民模式日趋接近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移民模式,不再以单纯追求改善生存状况为主,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


1990 — 1995 年,中国向外移民约72 万人;1995 — 2000 年,这个数字增至84 万人;2000 —2005 年,达到最高峰145 万人;此后则缓慢下降。2005 — 2010 年,为141 万人;2010-2015 年,只有103 万人移出中国。明显可见中国对外移民人数下降(见图2)。

爱尔兰图2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移出人数出现了转折,移民人数正在下降。相较于其他移民大国,中国的移民绝对数量要低于墨西哥、印度和俄罗斯;再考虑本土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口迁移率更是远远低于很多国家,在全球222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移出率排名中,中国的人口移出率仅仅处于第95 位。但是,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情况各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而在欧洲很多国家则出现下降的趋势。爱尔兰就是如此。



三、中国移民人数减少的原因



爱尔兰中国移民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生育率低、新移民减少、留学生不愿意长期居留。由于中国移民生育率低,所以移民社区规模的维持主要依赖新移民的补充。中国新移民有两个来源,即留学生与经济移民。留学生留在爱尔兰工作的意愿较低,而经济移民的人数在2011 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一)爱尔兰中国移民生育率低


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中,有54.8% 居留爱尔兰的时间少于五年。如果按照中国移民人口总数为5 万人估算,则约有22600 人在爱尔兰的居留时间超过五年。但从爱尔兰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人口年龄分布来看,19 岁以下的人口仅有1000 人左右,其中5 岁以下人口仅有200 人左右(见图3)

爱尔兰图3


如图3 所示,20~29 岁年龄段的中国移民占到了中国移民人口总数的70% 以上,而性别比例大致平衡。以官方数据计算,则爱尔兰中国移民5 岁以下人口占比为18‰。但是这个数据仍有问题,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爱尔兰的中国移民总人口数要远远高于官方数据,而未被官方统计的中国移民人口中应当不存在0~4 岁年龄段的人口,理由有二:其一,爱尔兰政府对于登记在册的5 岁以下的儿童发放每周180 欧元的育儿补贴,因此不太可能有家庭拒绝这笔为数不小的经济补助;其二,有小孩的家庭大多有稳定的住所和收入,并需定期进行儿童健康检查,难以躲避人口普查。因此,200人左右的5 岁以下中国移民人口数据是不会有多少出入的。那么按照5 万中国移民的总量来计算,中国移民5 岁以下人口比例为4‰。以此数据推算,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总和生育率约为0.10。远远低于爱尔兰的全国总和生育率1.87 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44。也就是说,爱尔兰中国移民女性中每10 人仅育有1 个孩子。


根据爱尔兰官方数据,中国移民中71% 为单身,其中男性单身为74%,女性单身为67%,已婚占27%,离婚占2%。由于爱尔兰中国移民以30 岁以下的年轻学生为主,因此,单身比例较高是很自然的现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爱尔兰已婚中国移民中,有36% 的男性和22% 的女性未能与伴侣团聚。统计中未明确指出这部分分居人口中伴侣留在中国国内的比例,但根据笔者与许多移民家庭访谈,大部分分居的情况都是伴侣留在中国国内照顾老人或小孩。在爱尔兰已婚的中国移民中,有2% 的男性和7% 的女性与当地人结婚,这部分人的生育率受爱尔兰当地社会影响较大,可能会高出双方中国移民家庭的生育率,但他们的后裔生活在文化较为单一的爱尔兰社会中,双亲中又有一方是本地人士,因此,难以保持显著的中国文化特征。


造成中国移民单身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移民并未将爱尔兰作为永居地,因此不愿在爱尔兰成家立业。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仅有11.4% 的中国移民在自有房屋中居住,意味着多数中国移民要么没有在爱尔兰置业的打算,要么收入达不到置业的水平。根据笔者在爱尔兰的访谈,许多中国移民仅仅将爱尔兰作为一个赚钱的地方,而不是定居地,在经济危机之后,由于难以维持以往的收入水平,有些人选择离开爱尔兰。另一个原因是在爱尔兰的华人圈子太小,很多人难以寻觅到心仪的对象。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修学的一位同学就曾经表示,在都柏林的华人圈子里来来往往都是同一批人,很难看到新面孔,每年大家都很期待留学新生的到来,但是如果不想将就的话,实在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说在都柏林的华人圈子都是这般景象,那么可以想象在科克、利默里克和高威这些仅有数百中国移民的城市中,中国移民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更加不容易。


已婚的中国移民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以笔者在爱尔兰的访谈情况来看,中国移民在爱尔兰找到另一半的例子不多,多数已婚人士都选择将国内的伴侣带到爱尔兰共同居住。很多伴侣来到爱尔兰之后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如专业资格不被承认,无法就业而沦为失业者。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任教的一位中国移民教师就是这种情况,丈夫先在爱尔兰定居,嗣后将妻子带来,由于妻子无法在爱尔兰就业,只能依靠丈夫一个人的薪水度日,生活较为艰难。当笔者问起生小孩的意愿时,他们表示暂时没有计划。由于这对夫妇的年龄都已经超过30 岁,可以预见他们即使将来有生育打算,也不会有很多的孩子。笔者在爱尔兰采访的另一个有小孩的家庭则是来自福建的餐馆经营者,这对夫妻也是由丈夫先到爱尔兰定居,随后逐步创业致富并购置了产业,后来将妻子和在中国出生的独生子带到爱尔兰居住。当问起生小孩的意愿时,他们表示已经错过继续生育的年龄(40 岁以上),因此不会再冒险。很多在爱尔兰的福建人都忙于创业打拼,当具备稳定的生活状态时,已经很难继续生育,因此也只好满足于三口一家式的结构。笔者在爱尔兰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中国移民对于少子或者独子家庭的结构容忍度较高,而爱尔兰当地人则表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多数爱尔兰人一旦选择生育则会养育至少两个孩子。笔者猜测这与中国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因此较能容忍独生子女的家庭组成模式。


(二)中国移民人口依赖新移民补充


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生育率较低的现实意味着中国移民社群存续依赖新移民的补充。综合自有住宅比例、结婚率和配偶签证持有率来看,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家庭数不会超过5000 个,且生育率极低,不足以实现人口代偿。由于中国移民是一个以20~35 岁人群为主的群体,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不足1%,所以人口死亡率可以忽略不计。但从过去3 年的数据来看,爱尔兰移民局维持每年8000个左右的非旅游签证发放,其中大部分是学生签证,中国移民社群也仅仅勉强维持现有人口规模而略有下降。这也说明了中国移民在过去3 年中每年因各种原因离开爱尔兰的人数约为8000 人左右,那么这些人离开爱尔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经济衰退使得部分中国移民离开爱尔兰。2007 年的经济衰退使得爱尔兰人均收入锐减,餐饮业受到极大冲击,在外就餐的比例大为减少,严重影响了餐饮行业中国移民的经济收入。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论坛和报纸上,也可以见到大量餐厅转让的消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餐业的艰难处境。在爱尔兰从事餐饮行业的中国移民多来自福建,而2013 年的抽样调查显示福建移民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目前人口最多的移民来自辽宁省,多为2000 年以后输入的低技术劳动力,持短期劳工签证。经济衰退以来,大量的外籍劳工被优先裁减,使得这部分人更加难以在爱尔兰立足。


爱尔兰的各种数据都表明,大规模的中国经济移民已经逐步止息,像2000 年前后所出现的那种中国移民人口成倍增长的情况不会再现。笔者在科克遇到的一位福建籍餐馆老板认为,现在生意不太好做,不过因为已经买断了物业,所以也不需要承担租金,日子还是过得去的,家人都已经接过来了,不会再考虑离开。那些在经济景气好的时候没赚到钱定居下来的中国移民,现在更不可能赚到多少钱了,陆续走了很多。


2004 年,爱尔兰向中国人发放的学生签证数目达到15933 份,此后逐步减少到近三年来的每年8000 份左右。2008 年,爱尔兰政府针对中国移民利用学生签证居留爱尔兰从事经济活动的问题,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整,其手段有二:一为审查学校资格,取消了一些滥发入学许可的学校的资格;二为规定每周上课时间,防止滥用学生身份非法就业。这些措施也导致很多中国经济移民无法像以前那样拿学生签证留在爱尔兰,而被迫离开。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的一位中国移民教师认为,现在持有学生身份的中国移民大多为真正的学生,以往很多中国移民拿着学生签证却非法打工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留学生不愿永居爱尔兰


在爱尔兰,占中国移民人口数量过半的留学生是中国移民保持现有规模的关键,如果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居留爱尔兰,则爱尔兰的中国移民社群将会扩大,反之,中国移民人口则会减少。2013年底,笔者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居留意向,对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就读和毕业的学生进行了访谈。几乎所有受访的中国学生都表示不会将爱尔兰作为永居地,但大部分学生表示将会在毕业后尝试在爱尔兰寻找工作机会以积累工作经验。


笔者分析,爱尔兰吸引中国学生留下的条件有三:其一为较高的收入。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平均收入刚好达到当地的最低收入标准,约为每年1.4 万欧元左右,考虑到中国移民人口中有过半的学生,全职工作的中国移民收入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应为持平,即每年3 万欧元左右。这一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国内工资收入最高的深圳市平均收入水平。即使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收入也大大超过在国内的同胞。其二为优良的自然环境。很多在爱尔兰留学的学生表示,即使是在放假期间短暂回国,也经常会出现各种呼吸道症状和肠胃不适。爱尔兰优良的空气质量和食品质量已经让许多移民感到很难适应国内的自然环境。其三为优良的工作环境。当笔者向在爱尔兰工作的中国移民提起回国就业的问题时,他们都表示出对国内工作环境的担忧,尤其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场所存在的等级关系。他们同时也担心回国后的事业发展会因为缺乏必要的人际关系——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而受到影响。另外,由于爱尔兰的休息时间比较多,工作节奏较慢,一些习惯了爱尔兰式工作环境的中国移民表示,难以适应中国大城市工作中常见的加班和快节奏的工作方式。


中国留学生不愿永居爱尔兰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为独生子女的身份。很多在爱尔兰工作和学习的中国移民表示,由于自己的独生子女身份,不希望远在中国的父母无人照料,因此选择在毕业后或者工作数年后回国。由于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90% 来自中国的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正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最为彻底的地区,因此笔者访谈的对象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出发,他们很难接受父母在国内孤独终老、无子女照料的情况。中国移民的父母也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表达希望子女回国陪伴的意愿。在访谈中,30 岁以上的中国移民比20 余岁的留学生们更关注国内父母的生活情况,受到的来自父母和自身的回国压力也随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大。


其二为繁琐且不稳定的移民制度。在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在职的爱尔兰中国移民都曾向笔者抱怨过爱尔兰的移民制度。爱尔兰政府对非欧盟移民的工作签证极为严格,离职后三个月若无新雇主,则不能合法居留爱尔兰;而中国移民在寻找新工作时,即使雇主同意雇佣,也需要进行为期两周的职位公示,确定无本国人申请职位,才能将职位给予移民。如果签证中断过,则不能计入申请永久居留权的累积七年年限内。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让人望而却步的繁琐的细节规定和文书程序。而且爱尔兰的移民政策还时常变更,如在2011 年,爱尔兰就更改了移民登记制度。由于爱尔兰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单一民族国家,一旦本地人感受到来自移民的威胁,很容易使议会通过一些限制移民的新规定,这就使外国移民产生不安定感。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由于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移民不需要进行类似的程序,事实上造成了在就业上以爱尔兰公民为最优先、欧盟国家公民为次优先的情况。因此,中国移民在职业选择自由度上存在极大的劣势,从而在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很多中国留学生往往需要为了留在爱尔兰而勉强接受不满意的薪资和岗位。


其三为较小的移民圈子。如前文所述,中国移民在寻找婚姻伴侣时面临可选择对象较少的困境。同样的原因也影响到了中国移民的社交生活。在访谈中,许多中国移民提到,尽管他们努力与当地人成为朋友,并尽量融入当地社交圈子,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爱尔兰人朋友很难满足中国人对社交中亲密程度的需求。一位在都柏林从事程序员工作的中国移民告诉笔者,即使是恋人关系,爱尔兰人也会保持很多个人空间,刚开始处于热恋阶段的几个星期可以不分彼此,但随后的时间里如果想要保持关系,就必须尊重互相的个人空间。在朋友交往中,中国人之间的泛泛之交也比爱尔兰人之间的莫逆之交显得更加亲密。一些“耐不住寂寞”的中国人会选择离开爱尔兰,回归到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去。


虽然接受访谈的中国留学生大多不追求永居爱尔兰,但其中也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愿意回到中国,他们更倾向于移民第三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首先,这些国家都是英语国家,对于已经适应了爱尔兰英语语言环境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不存在语言障碍,在爱尔兰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也能够毫无障碍地被承认。其次,这些国家都有较大的、成熟的华人社区,华人人口相对较多,能够提供易于融入的华人社群文化环境。对中国移民来说,找对象、交朋友都比在爱尔兰有更多的选择。第三,这些国家都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也与爱尔兰相差无几,对于不愿轻易放弃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第四,这些国家都是移民国家,有稳定的移民政策,不像爱尔兰那样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本地民族文化,移民心理上更有安全感,也更容易成为本地社会的一员。因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将爱尔兰视作前往其他国家的跳板。


虽然中国留学生对于是否永居爱尔兰存在诸多疑虑,但仍有相当多的毕业生选择在爱尔兰寻找工作机会,这也是中国移民在爱尔兰能够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中国学生从爱尔兰的高等院校毕业时,他已经基本具备了在爱尔兰获取工作机会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必须的语言技能和专业技能、对本地社会的了解以及在爱尔兰居留的合法身份。如果一个毕业生希望在第三国寻求就业机会,那么他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获得进入该国的合法身份。从数据上看,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总人数并没有在经济移民浪潮止息后出现锐减,这说明2008 年以后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补充了一部分经济移民离开造成的人口减少。但考虑到中国本土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正在改善的工作环境以及留学生独生子女的身份等因素,笔者估计,最终选择永居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人口规模将会在基本维持平稳的基础上而略有减少。


继餐饮业之后,新移民的另一重要就业选择是IT 行业,这是由中国留学生所选择的专业而决定的,也是爱尔兰国家经济战略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社群将会逐渐与爱尔兰主流社会融为一体,早期中国移民依赖唐人街生存的状况将不太可能在爱尔兰出现。中国移民的餐饮业在经历经济衰退之后,已经趋于稳定,将会维持现有的规模和从业人数。在爱尔兰,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的华人聚居地区。随着配偶签证的发放和许多华人家庭的团聚,中国移民社群现有的低生育率情况将会得到少许改观,但即使维持每年400 份的配偶签证额度,中国移民每年的新生儿也不会超过200 人,总和生育率也将保持在0.5 以下。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将会长期保持以年轻学生为主、出生率极低、人口数量保持稳定的状态。假如中国赴爱尔兰留学生的人数减少,那么在爱尔兰的中国移民社群很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萎缩。



四、结语



综观爱尔兰中国移民人口的结构和发展变化,笔者发现,自2011 年以来,爱尔兰中国移民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很难逆转。伴随着移民数量的下降,也可以发现中国向外移民模式的转变。在爱尔兰,中国移民从原来的无技术劳工移民为主逐渐转向以留学生为主的移民模式;在地理分布上也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中国移民从事的行业从原来的以餐馆行业为主,转变为多样化的移民就业模式,其中尤以信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就业为多;中国移民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移民的文化水平和收入都有了显著提升。这也表明,中国向外移民的模式正在逐渐脱离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而转为接近于发达国家移民的模式,即以较少数量和较高质量的移民发挥较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纽带作用。虽然爱尔兰的华人社区规模很小,但是从这个微缩的模型中可以看到中国移民模式的变化和趋势。爱尔兰中国移民的例子可以被视为中国移民在较小体量的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范例,参照芬兰、挪威、丹麦等欧洲小体量国家的中国移民状况,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因此,观察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状况和变迁亦有其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