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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国际移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华侨华人为视角的思考

时间:2018年05月08日 14:02来源:中国侨联

作者:李明欢,女,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与移民社会学。

本文选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是当代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描绘的壮美蓝图,是中国为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共享新时代而编撰的中国方案,是中国为化解当今世界纷繁多元矛盾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众所周知,伴随着势不可挡之全球化的进程,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之间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存在诸多差异,但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却已超过既往任何时代,如何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共谋发展,无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景。以包括千百万华侨华人在内之国际移民群体为特殊视角,回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命运,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一、迁徙、碰撞与效应


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经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形态的演变,形成了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如马赛克般的“人们共同体”拼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人类社会早期,与当时物种生产的需要相适应,人们共同体基本以血缘为联结纽带。其后,物质生产以至于精神生产领域的分工合作在凝聚人们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随着分工日趋多元,合作日趋频繁,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交换的重要性同样与日俱增,人口的迁徙流动及连锁效应于是日趋显现。


民族国家形成对原先自由迁徙的最大影响即在于国家边界成为跨国流动的屏障,换言之,国际移民正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并跃居国际政治舞台的行为主体之后方成为国家间不容轻视的问题。如果说早期人类跋涉迁移主要是受阻于地理屏障和气候差异的话,那么,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边界、族群利益冲突就日益成为影响移民跨国流动的主要社会障碍,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移民在移入地可能遭遇的诸如主权当局的排斥性政策,或民间存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性心理。正因如此,当我们回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时,我们看到正是一代又一代移民筚路蓝缕,方使人类文化从有限的发源地扩展到几乎遍及整个地球的所有宜居区域,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不同社群在迁移与定居过程中围绕生存空间而发生的种种碰撞与冲突,不少甚至导致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大权在握的一方既招引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为其所用,却又无视移民的基本权益并且无情压榨以牟取暴利。从北美开发历史上惨无人道的非洲黑奴贩运,到殖民时代在东南亚种植园矿山中备受奴役的契约华工,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迹斑斑的移民血泪史。19 世纪横贯北美大陆之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更是一个移民贡献被抹杀甚至被糟践的案例。其时,数万来自中国的华工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既用古老的工具一锹一镐开山筑路,也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破解一个又一个筑路难题,“以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美国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创造了当时的工程奇迹,带动了美国西部大开发”。可是,这些铁路华工不仅在筑路时遭受不平等待遇,而且在铁路完工不久即遭遇美国政府当局排华法令的直接迫害。为维护一己私利而制造人们共同体之间沟壑的历史教训深刻而痛心。


二、调适、融合与拓展


两次世界大战令人类蒙受重大灾难,也使人类从中深刻认识到建立国际层面沟通平台以求合作共赢的必要性。时至今日,人类发展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关键期: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创造了使人类在物种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开展世界规模协作的基本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都是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为之推波助澜。然而,与此同时,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尖锐:从可以将人类毁灭 N次的核武器、可能使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存都难以为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到对世界秩序造成巨大破坏的恐怖主义,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我们既看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也看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回溯历史,没有正常的人口迁徙流动,就不可能打破近亲繁殖的限制,不可能造就基于分工协作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实现精神生产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现实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世界范围内人口的迁徙流动息息相关。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动的自然屏障,那么,人们共同体3仍然只能是基于地域范围的共同体;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动的社会屏障,那么,人们共同体仍然只能是基于传统国家的共同体;如果不打破人口流动的心理屏障,那么,人们共同体仍然只能是基于传统民族的共同体。


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全球国际移民从数量到影响力都呈现空前增长的趋势。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球国际移民人口总量已经达到空前的 2.58 亿,是 1970 年移民总量 8450 万的 3 倍,国际移民占同期世界总人口之比也从不足 2.3% 增长到了 3.3%,国际移民从绝对数量到相对比例均超过既往任何时代。数以亿计人口大规模跨国流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将众多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推进到生活于同一屋檐下。由此,无论外来移民或当地原住民之主观意愿如何,他们都身处共同的生活环境,面对相互攸关的利益交集,客观上都在推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移民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形成的全方位影响正渊源于此。


因此,从移民学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理想范式不仅在实践中适应了上个世纪以来国际移民日益增长的大趋势,而且在观念上高屋建瓴,是引领国际移民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能否正确处理移民和移入地原住民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一个地区能否实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且可能影响到经济盛衰、民族兴亡、文明存废。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作为共识多次载入联合国文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移民自身、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奋斗的目标。


三、参与、受益与贡献


从移民的角度看。虽然移民动因迥然相异:或被迫或主动,或因贫困、灾难不得已而为之,或系个体刻意追求而主动为之,但是,他们在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人生旅途中,都因为在客观上带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流通而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投身移入地的建设,而且反馈祖籍亲朋,其中并涌现出一批批超国家的杰出人物而得到不同国家民众的共同敬重。例如,被菲律宾人民尊为国父的何塞·黎刹是一位中国移民的后裔,其高祖柯仪南于 17 世纪中叶离开家乡中国福建晋江罗山镇蹈海南洋,登陆吕宋岛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世代繁衍,与当地民众携手共建这片富饶的“艳阳之土”,这颗晶莹的“南海之珠”。作为柯氏家族在菲律宾的第五代精英,黎刹为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书写呐喊,直至英勇捐躯。黎刹牺牲百年后的今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中国福建晋江分别建有两座外观相似的黎刹全身塑像,共同纪念这位为人类的自由和平献身的伟人。另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郑成功,本人出生于日本,其父亲郑芝龙祖籍中国福建,母亲则为日本平户人士。在中国,郑成功因收复、建设宝岛台湾的丰功伟绩而被尊为民族英雄、开台圣王。在日本,平户人民则因其英勇善战而尊其为“东亚英雄”。自 2010 年起,平户确定每年 7 月 14 日在当地举行郑成功祭祀活动,正如平户一位地方官员所言:“中国人不会忘记他,日本人也记得他。正是像他这样的人物连接着两国,让彼此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特别是像日中关系现在这种严峻和关键的时期,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人物。”古往今来,正是许多如同黎刹、郑成功这样怀有造福人类宏誓大愿的移民及移民后裔,以他们超越种族藩篱的业绩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光辉的样板,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处理移民问题上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事实证明:就移入方而言,不考虑外来移民的自身特点和意愿,片面地(甚至是强制性地)要求移民完全同化于所在国文化之中,势必导致他们的反感甚至反抗。反之,若只是单纯强调尊重外来移民的固有文化,又可能导致他们被阻隔于所在国的主体民族之外,传统人们共同体的边界难以消解。就移出方而言,不考虑已经迁徙植根甚或已经入籍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身份及意识上发生的变化,仍然执着地要求他们完全效忠和服务祖籍国,无疑乃强人所难,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倘若看不到移民心中深藏的乡愁,不关心移民对家乡、故园的心理诉求与合法权益,则有可能削弱民族国4家应有的凝聚力。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移出与移入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上述矛盾开拓了新的思路。移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应强调双方或多方的对接与共识,协商与合作,共赢与共享。当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点来审视我国的侨务政策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与分享。文革期间,中国国内公民因海外关系遭受歧视和迫害,不少国家的华侨华人群体也因为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非正常关系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境遇艰辛,压力重重。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切实履行侨务工作“三有利原则”,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优势作用,既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了可观的资金、技术和智力,也使华侨华人在当地国获得了更为良好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赞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正是国家间处理移民问题的有效原则,也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基准要素。


从国际组织的角度看。不论是联合国还是作为其分支的各种专门性组织,不论是基于共同地域或共同语言文化的各种共同体,都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之下找到更多的对话和协商空间。如果说“文明冲突”之类论断令人觉得对抗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昭示世界走向和谐的可能性。只要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接受和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并为贯彻这一崇高理想而努力付诸实施的话,那么,世界各国就更有条件妥善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化解各种重大危机。在全球层面上以国际移民为关注与工作对象的国际组织主要有:“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社会经济事务部人口司等,其中尤以“国际移民组织”与国际移民问题最具直接关联。国际移民组织成立于 1951 年,以“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为宗旨。该组织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69 个成员国和 8 个观察员国。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联合国及国际移民组织的推动下,2006 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政府间的“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会”,该次高级别对话会决定自次年即 2007年起,每年一届在不同国家举办“全球移民和发展论坛”,就影响全球的国际移民问题进行国家间对话与研讨。时至 2017 年,该论坛已经在比利时、菲律宾、希腊等国连续举行了 10 届,每届会议均有百来个国家派出高层代表团与会,同时也有大批关注国际移民问题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参加圆桌会议,以全球共同发展为目标剖析国际移民流动的现实问题,探讨各国政府如何有效保障国际移民权益。2016 年 9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该宣言强调:“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移民为包容型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这种贡献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该宣言同时也指出:国际移民问题“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跨界影响。这些都是全球现象,需要全球对策和全球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管控这种流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明确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共同“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包括执行全球规划和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国际组织将国际移民问题提交到全球层面加以关注,而国际移民的大量流动也将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促使世界各国在共同探讨移民问题的进程中增进相互了解与共识。


总之,纵观国际移民在民间、国家及国际组织等不同层面形成的连锁反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当今这个纷繁多元的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漫长与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观念性的想象共同体,又具有实践中的过程共同性。正如习主席在 2017 年达沃斯论坛主旨报告中所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国际移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参与者,他们已经并且还在继续证明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同愿景的历史进程中,移民作为主动参与者业已构成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他们也能够在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成为受益者,乃至成为卓有成效的贡献者。